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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庄及其象征
文/吕澎 东方视觉

能够让人记住的艺术家生活与创作的聚集区域通常是是自发而不是政府规划形成的,大多数人熟悉的宋庄、上苑、798艺术区、酒厂艺术区、环铁艺术区、索家村费家村、黑桥艺术村等等,却对类似北京市朝阳区于2005年批建的观音堂画廊一条街没有太多的兴趣。自发形成的艺术家聚集区具有基本的特征:有熟悉的朋友、有独立安静的空间和能够通向城市中心的道路。在众多的艺术家聚集区中,与圆明园画家村有渊源的宋庄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现象。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自由艺术家更多地聚集在圆明园,酒、性以及自由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构成了圆明园艺术村的基本特征。在大多数文献里,这时的艺术家对艺术的追求占据内心的主要部分,即便是女人,不过是艺术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们需要金钱,但是,他们对自由本身充满渴望,至少,他们的生活可以用“浪漫”来形容。1995年,在圆明园生活的艺术家被驱散,前前后后,有部分艺术家搬到宋庄。栗宪庭在2001年的时候告诉采访者:“我们最早选定的是小堡村,它属于宋庄乡,后来画家集中的这些村子,也都属于宋庄乡。小堡村这个地方是张惠平找的,张惠平的学生是这个村子的,这个学生的父亲曾经当过这个村的村干部,他带我们去看这个村子。那时候还没有这种大家到乡村去买房子的风气,当时我们看到这种房子都比较激动。小堡村特别的地方就是家家院子很大,大家看中了这个。当时圆明园还没有解散,这是93年的秋冬之间。”  这年冬天,方力钧、岳敏君、刘炜、张惠平将画室迁移到了宋庄小堡村。也是这次迁徙,意味着圆明园艺术家的波西米亚式的生活风格结束了。陆续,不少圆明园的艺术家都搬迁到宋庄和通县,例如王秋人、魏林、鹿林、田彬、伊灵、张洪波、肖国富、李新辉、黑月、徐一晖、徐若涛、魏野等等。到了2000年的时间,小堡村已经有了三十多位艺术家,周遍村落有了近200位艺术家。

与圆明园的生活状况相似,除了方力钧、岳敏君、刘炜、杨少斌这几位早已经获得“成功”的艺术家外,宋庄大多数艺术家的经济窘迫、思想委顿。在2002年的《北京青年报》的一篇题为“‘画家村’平静而危险的生活方式”里,作者对宋庄大多数画家现状给予了与之前人们对圆明园时期的艺术家的看法有相似但也有微妙差异的描述:

他们住着带有四合院的农舍,和农民一同分享着这里的阳光、土地与空气。他们也特别钟爱老家具,几乎每家都有几件“淘”来的旧摆设。他们养的也是那种粗暴、凶恶的大狗,并习惯于对狗的训斥,漫骂中常夹杂着农民式的狡猾与威风。

和城里人不同的是,他们绝不会和邻居“老死不相往来”,他们喜欢串门、聊天、打牌、聚众,也十分满足于这里的无拘无束。大部分人过着毫无规律的生活,基本不看表,也很少惋惜时间的流逝。有人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有时也会趁着落日的余晖潜入城里,大量的酒精、些微的银子、一两个时尚的姑娘和昏暗的酒吧,常是他们的夜间布景。他们很少看报、听音乐,也不怎么看电视,电脑对他们来说更是稀罕玩意儿,他们不屑也懒得学,有电脑的也顶多是收发一下邮件。但他们喜欢打听,热衷传言,对口头消息兴趣盎然,各种信息在他们中间不胫而走。

对与大多数生活在宋庄的艺术家来说,“成功”是他们的目的。以至在这里的艺术家自己也编制了一个能够反映普遍心态的顺口溜:
卖不掉油画怎么办,画点行画试试看;
画了行画还不行,拉帮结伙试试看;
拉帮结伙还不行,找个批评家试试看;
找了批评家还不行,找个观念试试看;
找了观念还不行,找个洋妞试试看;
找了洋妞还不行,傍个富婆吃软饭……

在这些文字里,人们已经看不到十年前在圆明园的那些艺术家文字里对艺术所充满的浪漫热情以及对物质生活的不在意。

2004年,曾经在圆明园生活、之后也搬迁到宋庄的艺术家(之后他决定做一个批评家)的杨卫写过一篇题为“乡村的失落:析北京宋庄艺术家群落现象”的文章,他对圆明园和宋庄的艺术家的现状进行比较,在他看来,那些选择作为乡村的宋庄的艺术家“就是选择逃避”。与圆明园时期艺术家们脱离陈旧的体制寻找自由创作的可能性的目的不同,“宋庄艺术家群落”“是源于对城市以及对现代社会的不适应而产生的集体逃逸”。杨卫注意到了在宋庄和在圆明园的艺术家“基本上是属于同一拨人,但在其价值倾向上却是有了截然相反的区别。如果说‘圆明园画家村’是一种积极地向时代中心的靠拢,那么‘宋庄艺术家群体’现象就是一种较为消极的文化撤退”。他提示说,圆明园时期的艺术家是带着一种积极的态度面对未来,而宋庄大多数人的精神价值是可疑的。所以,他将宋庄现象直接看成是一种衰退:

由于时代的巨大变革,迅速增长的社会产值跟心理期待值形成了极大落差,使原初暴发的理想随之而落空,激情付之于东流,从而在车轮滚滚的历史发展中过早的衰退,产生了“少年作英雄梦,垂老归温柔乡”的文化逃逸心理。
2005年9月,在费大为代表尤伦斯艺术基金会与“七星物业”正式签订了租赁798物业合同的时候,批评家吴鸿仍然写出了对宋庄的未来持积极态度的文章,不过,他也担心,宋庄的包容性容易使自己变成了一个缺乏辨别能力的“大酱缸”,以致产生一种盲目的破坏性力量。“这种破坏性的力量有时候会表现为对所有‘经典’盲目的、没有理由的颠覆与嘲弄。它试图用一种最低的形态来抹平各种艺术表现能力之间的级差。而这种的‘抹平’的动力并不是来自于像现代艺术对传统学院派艺术技术主义的反叛与革命,相反,它来自于一种群氓式的对于必要的艺术表现技巧的仇视与嫉恨。”  紧接着的是,随着其他艺术区域的市场发展,“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把宋庄当成了一个仅仅表示低廉房租的‘廉租房’地区,而他们的主要的艺术与市场活动则都是在类似798等这些比较‘成熟’的艺术市场区域中来进行的。” 市场的空气对艺术家产生着影响,2005年前后,进驻宋庄的艺术家明显增加。

2005年9月,由担有工职的洪峰担任会长、栗宪庭任副会长的宋庄艺术促进会成立。按照表述,这个事实上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和独立权力的机构的宗旨是促进宋庄艺术的发展,看上去,机构成员不少为知名艺术家,例如理事有杨少斌,监事有方力钧、岳敏君,但是,没有资料表明这个艺术促进会对当代艺术有过具体有效的支持,却有管理、审查艺术家作品和方案的记录。2006年12月,宋庄又挂上“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牌子,这些事件标志着当初那些希望在城市边缘一角自由生活的艺术家在复杂的心理状态下开始接受政府的管理。过去,在政府管理者看来,这些艺术家是麻烦的制造者,那些每天打打闹闹、四处游荡的艺术家没有任何价值。而现在,既然艺术家的工作被认为有可能带来本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城市中心和媒体传来的艺术市场信息又是那样地具有煽动性,加上政府不断发出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宣传,都为宋庄行政机构的管理者提供了依据和刺激,因此,利用艺术家让社会了解宋庄以期达到经济发展和别的目的,他们关注艺术家的工作的基本原因。这能够解释为什么2005年10月以“宋庄路”为主题的首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的同时,还有一个“宋庄招商引资洽谈会”的举办。有300多位宋庄艺术家的约600件作品参加了展出这次展览。主办这次艺术节的机构在名义上是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中国民族民间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实际上是由宋庄镇政府和宋庄艺术促进会承办。无论怎样,这意味着政府通过它的行政手段开始了对宋庄艺术的引导、影响和控制。然而,对于首届宋庄艺术节,除了“万人观两公里长画展”、“82岁大妈舞龙助兴”这样的新闻报道,没有人对展览中的作品留下任何印象。后面的几年里,以“打开宋庄”(2006年)、以“艺术链接”(2007年)、以“宋庄进行时”(2008年)和以“群落!群落!”为主题(2009年)的宋庄文化艺术节陆续在政府打造“文化创意产业”的战略口号声中举办。

这个时期,作为曾经具有批判精神的批评家,栗宪庭承认了当代艺术利用政府资源的必要性。早在1992年10月“广州双年展”在华南植物园的学术讨论会上,栗宪庭对利用商业来支持艺术的可能性给予了否定。数年后,他与成都贝森公司合作编辑出版了杂志《新潮》,可也主要是因为资金问题,杂志很快停刊。之后,也没有那些声称“发扬中华文明”的政府文化艺术机构像企业那样支持当代艺术。现在,在市场经济迅速推进的时期,政府的不同管理者带着他们不同的目的开始利用、“打造”宋庄,政治体制的特殊语境、社会经济的复杂变化与当代艺术市场的发展,使栗宪庭意识到利用政府在宋庄的基层组织来为当代艺术提供发展的可能性。渐渐地,他同意说艺术是可以利用市场或商业的,同时,政府的意图——最典型的表述就是“文化创意产业”——也是可以利用的。栗宪庭的确改变了像过去那样与政府决然对立的立场,他承认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他将这个时期表述为“消费文化和全球化的今天”)里,艺术家的独立、自由和边缘已经缺乏了“明确的针对性”,  正是在这样一个基本条件下,艺术家作为个体难以施展自己的能力,因而也就只能求助于政府,何况那些希望取得政绩的管理者对艺术家不断地做出承诺。概括地说,大致在2005年之后,栗宪庭始终保持着这样的愿望:通过利用政府或者与政府在宋庄的基层组织的合作,达到为艺术家们做事的目的。在一次宋庄的展览会上,栗宪庭告诉参观者:

艺术商业化和艺术之间有点像水和舟的关系,商业之水可以载艺术之舟,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赞助艺术机制的国家,艺术家尤指自由艺术家的生存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得依赖艺术商品化的途径,这也是近几年我在不违背独立批评和不取利的原则下,把主要精力用于和当地政府合作,努力建立一个良性艺术产业环境的原因。

从2005年开始,栗宪庭就开始担任宋庄美术馆的馆长。他尽量通过这个空间为当代艺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2009年9月,栗宪庭策划了宋庄“群落!群落!”艺术节,在回答“你现在自己界定应该是什么样的社会身份”的记者提他问时,他说他“自己是乡绅,有点像传统知识分子,儒家知识分子,退休了回到乡下,靠他的影响力帮助政府解决一些问题” 。可是,他告诉人们:“我跟政府的合作不是组织意义上的,我又不是政府的某一个成员,我也不拿政府的工资,到现在我在美术馆当了四年馆长,一分钱也没拿,而且所有的展览都是我拉的钱,有时我自己还赔钱做酒会,请员工吃饭大多也是我自己掏腰包。”  然而,这个时候的中国完全不具备滋润“乡绅”、“传统知识分子”、“儒家知识分子”的社会土壤,对传统角色与身份的联想完全不能代替对每天遭遇的具体问题的解决。事实上,栗宪庭电影基金组织的《北京独立电影论坛》和《中国记录片交流周》几乎是那些他曾经帮助和支持过的艺术家提供的资金赞助而得以举办的。最为矛盾的是,宋庄政府对当代艺术的支持建立在缺乏艺术和法律规则的行政手段的基础上,管理者对那些具有刺激性的艺术行为,经常采取压制和禁止,作为当代“乡绅”的栗宪庭对之也无能为力。2010年5月,“宋庄偶发艺术节”再次举办,可是,宋庄艺术促进会的管理者要求艺术家更换场地、取消裸体行为表演,同时修改海报中“不雅”的图片。结果,部分艺术家宣布退出活动。艺术家胡月朋这样表述了他的意见:“一切重蹈覆辙,四年前在宋庄上演过的‘行为艺术集体退出事件’今天再度发生,核心问题仍旧是‘管理’和‘审查’,还有二十几个警察和国保对艺术策划人轮番上演的软硬兼施手段。一套套法律、法规无孔不入,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随时随地可以把一个充满青春激情的文化活动捆得结结实实。这就是今天宋庄的不堪局面,令人不解,令现实变得日益平庸。令事态变得扭曲、压迫、消极、甚至是针锋相对。”

无论如何,直至2009年的基本统计事实是:宋庄有已有3000多艺术家,大多数仍然居住在小堡村。同时,这里也有基金、画廊、美术馆、拍卖机构、收藏家进驻。这里举办着各种各样的展览、学术会议以及与艺术相关的活动。其中包括电影论坛、音乐、文学交流。相应地,服务于艺术创作的商业和产业也随之发展 。

在描述早期的圆明园艺术家的历史的时候,栗宪庭将“圆明园”界定为一种追求自由的象征,这个象征意味着那些渴望自由的艺术家们(当然也包括那些朗诵诗歌和进行演出的年轻的文学家与音乐家)“在缺乏自由的大框架中追求一种小的个人空间”。他说“圆明园画家已经被社会所关注,它代表了一批不要官方职位的追求自由的艺术家,现在各地都有自由职业画家,但单个单个就不成为象征,而圆明园画家聚集后,就成为一种社会象征、一种社会新闻事件,通过它可以观照全国各地的同类现象。”  以后,直到2006年左右的时间,栗宪庭还相信宋庄仍然还会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巴黎那样为新艺术的产生提供条件 。

不过,在一篇写于2010年关于宋庄艺术家的采访记录“北京的流浪画家”中,我们也能读到如此描绘宋庄艺术家的文字:

很难见到不被功名利禄荼毒的人了,许多许多的人不再将画画儿作为自己生命的载体,他们在孤独中盼望着功名利禄的来临。不出名你还会画画儿吗?没人回答这个问题。我又问,种地的是不是和你们画画儿的一样重要?我看见好几个人摇摇头。不太见那种为自己的生命去画画儿的人了,满眼里都是为理想而画画儿的哥们儿。唉,真是的!有一个人想割自己的耳朵,想学习凡高,人家凡高是自己的生命叫他割的,你的耳朵只是你的理想叫你割的,怎么一割耳朵就能成为凡高呢?这个人想想还是没割,现在他的耳朵还是很好,两边都挺着,在理想的路上走,画着他画儿……

2010年9月,以“跨界”为主题的第六届宋庄艺术节开幕。这时,人们彻底地感受到了政府的参与与控制,并已很难发现宋庄当初的“野生精神”。现场的标语和人流营造的气氛,更像中国农村的集市或赶场,人们带着不同的心情,为着不同的目的在这个时候来到宋庄,又不同时间迅速地散去。关心者在网上发出了不少表达自己意见的帖子,尽管“艺术”仍然是意见者的用语,但是,他们的批评文字与政府管理者的讲话与口号在重复、枯燥和不得要领上是一致的。就像来自西藏的艺术家的作品提示的那样,这时所有关于宋庄的言语不过是不停顿地转着的“经”而已。

 注释:
1.汪继芳:“走进宋庄乡”,2001/8/9 (源自紫金网)。
2.安群:“‘画家村’平静而危险的生活方式”,2002年03月29日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3.杨卫:乡村的失落:析北京宋庄艺术家群落现象 http://arts.tom.com 2004年02月11日 来源:Tom 专稿。
4.吴鸿:“‘宋庄’艺术的前世今生”,2005年9月29日。
5.栗宪庭:“我们来宋庄干什么?”2008-03-09。
6.栗宪庭:“艺术区要响应‘势’”,2009-09-25 13:00 来源 :世艺网专稿。
7.程美信:关注宋庄偶发艺术节发表于 2010-05-29 19:18:10。

在2008年的《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里写道:
小堡村现在有88家画廊,而村委会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收入,再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每年已逾千万元,累积投入超过5000万元。文化创意产业还带动了餐饮和旅游。2007年底,小堡的总产值6亿元,上缴国家利税2000多万元。

在一份2009年的统计里有这样的数字:
宋庄的艺术生活区20多个,画材店约30家左右,主要分布在小堡。宋庄的每个艺术区艺术家人数一般在40—50户不等,最多约60多户。另外正在建设的两个艺术园区人数集中可达500人之多。艺术家居住有三种方式:租地盖房的艺术家约500户(正在建设)、买农民院落的约300多户、其它以租房方式散居(村落、艺术区)的约占2/3。现宋庄促进会在小堡设立艺术家接待站两个,并建立宋庄艺术门户网站一个,提供各种艺术咨询和服务……(艺术家群落化生存报告2009-09-08 10:50:44 来源 :《艺周刊》)

8.《20世纪最后的浪漫──北京自由艺术家生活实录》。
9.参见邓华:《岁月宋庄》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栗宪庭访谈”。
10.(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bf2bf1010000aa.html) - 北京的流浪画家_新浪博客。艺术国际发表于 2010-07-03 08:5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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