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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语境中的黄锐
文/吕澎 东方视觉
“星星”语境中的黄锐
吕澎

1978年12月底的一天晚上,有几位年轻人在北京朝阳门前拐棒胡同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张贴油印宣传品。这几天,他们蹬着平板三轮车,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张贴他们自己创办的文学刊物《今天》。想象这样的情景多少有些怪诞:冬天、夜晚、平板车、没有登记的油印出版物、未经许可的张贴行为、几个模模糊糊的年轻人。这几个年轻人的名字是赵振开(北岛)、芒克、黄锐和陆焕星。这是一个被认为春天再次来临的时期,之前不久(1976年10月),中国人自己认为已经从“四人帮”的专制中解放出来,他们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不少人将几十年前(1911年至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热中谈论的词汇重新提出来,其中关键的词是“自由”与“民主”。
黄锐是对“自由”与“民主”这样的词汇有敏感的无数年轻人中的一个。早在1976年的4月,他已经依凭一种生命的本能参与到了在天安门广场群众自发进行的追悼周恩来的运动中,黄锐在天安门纪念碑座处自行张贴自己书写的文字,并在人群中朗诵他的诗歌《人民的悼念》。这是一个法西斯专制的时期,他的张贴与公开朗诵被认为是非法的,所以他立即被拘留调查,《人民的悼念》被中共中央办公厅作为400首通缉反动诗抄影印出版。
黄锐(1952—)青年时期的环境是北京四合院。这样的环境具有一个象征意义:封闭与自足。黄锐早年的记忆是“大跃进”运动。这是毛泽东唤起中国人指望一夜之间超过英国和美国的乌托邦美梦的一次失败尝试,可是,作为视觉记忆,四合院白墙上的火箭、高炉、火车、红旗的图画给他留下深刻印象。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的确震撼了所有人的心灵,这时,十三、四岁的黄锐什么是“文化”没有基本的概念,他所知道的是,“文化是被灌输下来的,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文化是和政府有关的一切概念——你所去的街道,你所去的学校,包括学的一些基本教育课,曾经也被说成文化”。可是,现在他被大街小巷所有的信息所告知:这个国家的“文化”出了问题,并且需要一场“大革命”来给予解决。人们必须通过对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的阅读,来领会文化革命的起因、发展与目标。这是一个大革命的年月,人们在大街小巷能够看到革命的烈火在蔓延,当黄锐看到那些历史文物被作为反动腐朽的“毒素”而被焚之一俱,内心感到兴奋与恐惧。黄锐承认,这样的情景简直是每天都能够看到的。人们每天在清代建筑天安门城楼下期待伟大领袖的到来,却将有多少年历史的古代建筑和寺院拆除甚至烧掉,并将那些虔诚的佛教徒游街示众。没有什么是能够逃脱革命的惩罚的,除非你身穿绿色的军装,手中永远捧着红色的宝书。
1978年是转折性的一年,黄锐继续通过党的传播媒介了解国家的一切: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恢复职务;文化革命“三七开”;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这些信息意味着改变,同时也意味着人们可以对过去发生过的一切重新认识和评价。怀疑的心理在产生和增长,党内的政治变化,以及之后所出现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使得人们发现问题并敢于去质疑:过去的痛苦与眼泪是有原因的,曾经不可置疑的真理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重新思考的问题。这是一个可以声讨、诅咒和批判过去的特殊时期,公开讨论,政治透明,心情舒畅,这些表述适合用在这个短暂的时期。一个从政治和文化上重新反省历史的时期开始了,尽管政治体制本身根本没有发生变化。年轻人再次被利用来对党内“凡是派”以及他们的言行进行讨伐,以表明新时期到来了——这是70年代末多少有些“民主”与“自由”空气的原因。
1977年,黄锐参加了“文革”之后的第一次高考,他希望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却未被录取。历史的经历和记忆导致他画“受审者”这样的东西,他渴望自由的气息,所以也开始画一些油画风景;这年,黄锐与诗人北岛、芒克等人开始交往,所以,尽管绘画是自己的天生的爱好,但是,黄锐一开始也以诗歌的形式对新时期给予呼应。1978年,黄锐送交油画《受审者》参加北京市工人美术创作展,完成了油画《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10月,他与诗人北岛、芒克商议创办地下“纯文学”刊物《今天》,12月23日,《今天》第一期已经出现在西单民主墙前。之后几天里的情景就是我们在前面描述的那样,他们自由地,但不一定是合法地将自己的地下刊物张贴在他们认为应该张贴的任何地方。作为美术编辑,黄锐将《今天》的封面设计为蓝色,两个男女前倾的姿态不仅表现出“积极”,也多少也能够让人想到“文革”中的宣传画,不过,这里仅仅是抽象的男女青年,而不是战天斗地的工农兵。蓝色的寓意是清楚的,蓝色意味着天空,意味着无垠的空间,这样的空间与自由有关。黄锐多年之后解释说,由于看到了太多的红色,蓝色显得更加觉得可贵。2006年,黄锐在给中国美术学院史论系的学生这样介绍当时的情境:
当时就有人为了我设计的这个封面来买这本书。这本书是五毛钱一本,他们一抢而空。因为这是油印的,三百多本,已经是印刷特别有技术了。原来是油滚滚的,后来就是这种滚筒印刷机,如果能印到六七百本已经是不可能了,看不见字了。就是说只要印出来,拿到民主墙,西单那边,一抢而空。就为了这一个蓝色,为什么呢?其实那个时候大家也都穿这蓝色的衣服,可是既然衣服都是蓝色的,你就看不见一本书的封皮是蓝色的,全部是红色的、白色的,就是没有蓝色的。这又是一个小儿科,蓝色是什么?蓝色是天。天是什么?自由、无限。
参与《今天》的编辑以及诗歌活动,使黄锐认识了很多在政治和文艺观念上颇为接近的同伴,他们构成了文化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名单:北岛、芒克、食指、根子、多多、陈凯歌、李晓斌、罗群、王志平、史铁生等等。
在经历了严酷的政治运动之后,年轻人希望他们的艺术具有纯粹性,他们希望避开他们认为丑恶的政治,他们希望自己的天地是五彩缤纷的花园,就像北岛在《今天》的发刊词中写到的:“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寻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然而,《今天》这个集体与这个时期的其他民间刊物组织仍然保持着联系,不仅如此,当把自己的文字张贴在“民主墙”上时,他们发现他们没有办法将自己的“纯文学”与其他政治文章区分开来。北岛和芒克没有拒绝参加民刊的联席会议,这表明了他们在政治与文学上的态度。他们理解自己的同伴退出《今天》编委的初衷,他们希望生活在自由的环境中,他们带着不甘压迫但也不接受任何政治选择的乌托邦愿望。可是,也许当时就连北岛和芒克也没有充分意识到,即便是在近三十年后的今天,政治也深深地影响着这个国家与她的生活。在之后的“星星”展览过程中,黄锐遭遇了同样的问题。
1979年4月,黄锐参加了“今天诗歌八一公园朗诵会”,他用床单绘画舞台背景。画家发现,诗人成为这个舞台的主角。张扬个性并希望成为主角是觉醒的年轻人的本能,黄锐有了举办美术展览的念头。他开始与在《今天》编辑准备工作中认识的画家马德升讨论,他们设想将要举办的展览应该是北京业余艺术青年的作品,主题与形式开放,使用任何材料都行。这个展览就是以后的“星星美展”。很多年以后,当中国美术学院史论系的同学问到黄锐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时,黄锐是这样回答的:
在文化革命的时候,你可以说星星,可是你不能用在公共场合上,因为星星是不存在的。为什么星星不存在,因为只有一个太阳,太阳就是毛主席。太阳是唯一发光的,毛主席是唯一发光的。是这样的,因为文化革命只讲政治哲学,不讲自然科学。那么,星星是在黑夜里出现的,那时候我们想的是非常自然,星星是独立的发光体,每一个星星是独立发光的,它能够自己存在,为了自己存在。(2006年)
显然,作为诗人的黄锐与作为画家的参与者,对于他们这一代年轻人所面临的问题非常敏感。他们曾经只能看到太阳,那是一个否定有星星存在的时代,是一个人人失去自我而必须将自己交给共产党安排的时代。因此,星星也没有必要存在。现在,当他们知道了这样的生活一去不复返时,他们发现星星是一直存在着的,只是星星曾经被认为不应该存在。过去,这些“星星们”被反复告知: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可是,他们始终没有看到,真正的“人民”究竟是什么样子。而现在,他们清楚,“星星”无须抽象的“人民”就能够独立发光。他们切实地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事实上,对新艺术的追求已经出现端倪,就在这年7月,同样是作为业余艺术家的年轻人组织的“无名画会”在北海公园举办了他们自己具有印象和表现主义风格的展览;之前,有江丰写了文字的“北京油画研究会”(成员多为教授和专业画家,刘迅也是其中的成员)于4月在中山公园开始了自己的活动;在这年第5期的官方杂志《美术》里,吴冠中对“绘画的形式美”给予了再次肯定,由此引发了全国关于艺术表现的广泛讨论。陈旧的体制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惯性显然继续存在着,不过,如果要让人们解放思想,在行动和言语上越过界限事实上已被阶段性地允许。
“星星”的另外一个成员王克平在1989年1月写的文章《“星星”往事》里这样证实了“星星”的诞生:“‘星星美展’由黄锐、马德升发起。一九七八年底开始正式筹划,之后加入钟阿城、李永存(薄云)、曲磊磊。我参加较晚,后来也算一员。”就在4月份,黄锐参观了“四月影会”展览,结识了年轻的摄影师李晓斌、罗群、王志平。这些年轻的摄影师用他们的镜头记录了那个时代,画家在他们的图片中感受到了内心的共鸣。
继与马德升商量之后,黄锐又陆续找到爱读《今天》的曲磊磊——他也为这份杂志做一些插图,接着是王克平——“他爸爸是共产党的一个小说家”、诗人严力——同样也是一个画家、李爽——一位以后与法国人结婚的女画家,以及其他年轻人。
5月,一些年轻人在东四十条76号召开了发起展览大会,正式命名“星星美展”。阿城描述了这次会议的气氛:
如约在几天后赶去参加筹备画展的聚会,地点在东四十条的一个大杂院里,东屋,墙壁斑驳。晚上,灯没有罩儿,映得人如木版画,越近灯下,越有木口板的精细。灯左马德升,灯右黄锐,两个发起人,都谦和,热情,声音中气足。屋里坐满了人,几乎都抽烟。烟弥漫到屋外,屋外也有人,站着,凡议到要紧处,就挤到门口。芒克,诗人,很英俊地问:“喝点儿茶吧?”里外忙着,把几摞油印好的单页,一张张折齐,钉起来,成为《今天》杂志。
很可能我记错了,画展的名字“星星”就是那天黄锐提出来并且定下来。我同意,这样可以让人说清楚是哪一个展览。
1979年的初夏,黄锐与马德升找到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刘迅,申请展览。与印刷非法的刊物的流动性特征不同,美术展览需要固定的展览空间场所。事实上,直至90年代初,中国美术展览的合法性来自官方美术家协会的批准,全国各地大小的美术家协会表面上是民间组织,可是它们在经费上接受政府的固定拨款,在人事上接受党的组织部门的决定而在行政以及文艺业务上,接受党的领导。在很大程度上讲,一个艺术家身份的确认,取决于他是否成为其中的会员,否则,也只能是一个业余的艺术爱好者。总之,在此之前,自由的美术展览并不存在。可是,宽松的政治空气赋予了年轻人的自觉,他们几乎是本能地认为举办自己的展览应该是合理与合法的。他们四处寻找展览场所,发现均要得到美术家协会的批准与认可,这使得他们找到了拥有权力的刘迅。王克平这样描述刘:“刘迅精明老练,有胆有识,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又坐了十年监狱,饱经风霜,苦大仇深,对年青人敢于支持。”当刘迅到黄锐家看年轻人集中起来的作品时,“十分兴奋,当即表示同意给我们安排展览”。但是,刘告诉他们:展厅当年已经排满,需要等到明年  。这些敏感的艺术家考虑到中国政治气候的“反复无常”(王克平),决定设法就在当年举办。他们在西单民主墙、西郊圆明园、复兴门广播大楼前中间进行场地选择,“一日我们约好去美术馆看展览,意外地发现美术馆东侧的小花园,展览当时就定在此地。为了防止官方有所戒备,暂时保密”(王克平)。这样的状况显示出这些年轻人活动的非法的特征:躲避甚至鬼祟。对于这样的情景,只有那些曾经在三十年代对国民党军警进行过周旋的版画家——例如支持“星星”的江丰——能够理解。
  9月25日,参展艺术家在黄锐家开会,他们将展览日期定为9月27日至10月3日,因为此时美术馆里将举办《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展览将拥有大量观众。9月26日,王克平与严力骑车去海淀区贴海报——展览馆、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师大一路。
9月27日,“星星美展”在美术馆东侧街头公园展出。
在《第一届星星美展前言》里,年轻人表达的思想与官方艺术要求相去甚远,按照官方的判断标准,他们的思想是自由主义的(“世界给探索者提供无限的可能”)、个人主义的(我们用自己的眼睛认识世界)、形式主义的(“那些惧怕形式的人,只是惧怕除自己之外的任何形式”),总之,他们的思想倾向是不健康的和危险的(“过去的阴影和未来的光明交叠在一起,构成我们今天多重的生活状况。坚定地活下去,并且记住每一个教训,这是我们的责任”)。其中的政治立场显然是“反动的”,正如马德升的表述:“世界当今的艺术已进入了‘星星’的时代,‘太阳’的时代早已过时。”  事实上,艺术家们的政治立场完全可以从他们在之后写的《告人民书》的署名上体现出来,这些抗议者除了有《星星》美展筹备组,还包括《探索》编辑部、《今天》编辑部、《北京之春》编辑部、《沃土》艺术组、《四五论坛》编辑部,并且,他们在《告人民书》的结尾口号在这个时期显然可以被判定为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民主万岁!人民万岁!”按照1942年以来的逻辑,从来没有什么抽象的“民主”,所谓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这样的“民主”显然必须被置于“无产阶级专政”之下。
黄锐展出了他的《圆明园》、《新生》、《遗嘱》、《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等作品。作品的笔触是表现主义的,可是,画家显然试图想用“圆明园”的形象来象征他想表达的思想。参加展览的作品在观众中唤起了强烈的共鸣和反响。
“四月影会”的朋友们为展览留下了图像记录。有趣的是,这个时候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也来参观了展览,他告诉年轻人:“露天美展这个形式很好嘛,美术馆里可以展,美术馆外也可以展,美术学院里可以出艺术家,美术学院外也可以出艺术家。”江丰早年接受鲁迅的教导,与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他到了延安,开始接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同意艺术服务于政治。1949年之后,他用共产党给予的权力,组织国画改造工作,调整美术学院的国画系为采用写实方法的“彩墨画系”,在复杂的政治运动冲突,他于1957年代被打成右派。这个时候,江丰刚刚恢复工作,因为时间与复杂经历的原因,江丰在美术界具有特殊的影响,当他作为美术家协会的领导人关心着年轻人的困难,并责令秘书通知美术馆馆长,同意展览作品放置在美术馆里时,年轻人感到了欣慰。这天下午,刘迅也来观看展览,并表达了支持他们展览的立场。
9月28日,当艺术家们开始搬运他们的作品挂画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几个警察。很快,他们看到了有三、四十个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他们被要求停止展览。艺术家与警察发生了争执。这一天,文化部部长黄镇——他是刘海粟的学生——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十月中旬将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他告诉那些记者:“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艺术家有了创作自由,文化艺术空前繁荣,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文艺的春天来到了……
9月29日早上,第一个到展场的黄锐发现,展览会广告牌没有了,穿着白色上衣的警察没收了画家们的作品,展览墙上挂有取缔展览的布告。  展览四周全部是警察和便衣,艺术家的言行全部受到监视,年轻人的行为让官方感到危险和紧张,尽管刘迅及时地与画家们进行了沟通,并商议了妥协而能够继续进行展览的方案 ,但是更为激进的年轻人不同意“星星”成员的妥协。有人提醒艺术家,重要的不是展览,而是“艺术自由的权利”。这个时候,在首都机场进行壁画创作的袁运生也委托他的助手曾小俊,带来两条“中华”香烟——这是那个年月表达支持与善意的最通常的方式——表示支持。紧张的政治空气促使民主刊物 、星星美展艺术家们这天晚上在赵南家里开会商议应对措施。“星星”成员有王克平、黄锐、马德升、曲磊磊、钟阿城,严力、薄云。在会上,刘青向画家们提醒:新的宪法规定:公民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的自由。他告诉画家:“宪法是母法、根本法。目前中国法制不健全,缺乏相应的子法来辅助母法的执行。公安局用不相干的子法来取缔‘星星美展’是不合法的。再有,子法一旦与母法精神相违,亦是无效。”最后的结果是,徐文立希望大家准备打“一场胜仗”,他与刘青以《四?五论坛》的名义提议十月一日国庆节在西单民主墙前开一个民主讨论会,抗议非法取缔“星星美展”。抗议游行的提议被要求表决,黄锐表达了他的反对意见:“这样做会影响我们十月的展览。我认为能再展出就是胜利。艺术家还是得以艺术来取胜。” 王克平反对黄锐的意见:“现在大家巴望我们能为民请命,我们也应有牺牲的精神。仅仅恢复展览,并不是我们的胜利,而是为北京市委平息舆论。”
黄锐以后的回忆说:
表决,我投了反对票。星星剩下的马德升、曲磊磊、王克平都赞成游行,他们赞成徐文立的提议,我反对。我觉得这个太过于极端,这里面都是政治,我厌恶政治。我尽量不选择政治的手法,但是我也不恐惧政治。那么大家最后决定选择游行。表决后我一看人数,我就说:“好了,我投降。”可是我参加。为什么呢?当时参加游行的都是民主青年,都是搞政治民主的。他们的借口是星星的作品被无理押收。如果没有星星画展的人参加,特别是没有像我这样的人参加,就没有一个交待,就没有一个来龙去脉,就说不清道理了。我就说:“好,参加我参加,但我保留意见,我不同意游行。我跟着你们一块走。”
无论如何,一个“谴责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粗暴地取缔‘星星美展’的非法行径,并强烈要求北京市委纠正东城分局这一错误行为”的游行如期举行。黄锐不同意参与政治,可是,当他发现更多的同伴希望有一个更为有效的行动和态度的时候,他参与了进去。
次日清晨,徐文立和刘青组织人员将《联合公告》抄成大字报,于上午九时张贴在西单民主墙。另一份抄送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与此同时,王克平与马德升、曲磊磊将“星星美展”致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的起诉书送到东交民巷高检接待处。下午,当“星星”成员与民刊负责人在刘青家开会时,刘迅再次来与他们协商——不要游行。他们没有达成协议,那些年轻人开始决定:“如果市委拒不理睬,那我们就坚决执行游行的计划。”仍然是刘青为游行提出了激进的口号标语:“争政治民主,争艺术自由!”考虑到措辞上的问题,王克平建议将“争”改为“要”获得大家通过 。他们指定的游行口号是:
一. 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
二. 北京市委必须保障公民权利!
三. 取缔“星星美展”就是践踏宪法!
四. 强烈要求北京市委严肃处理“星星美展”事件的制造者!
五. 必须保证公民有进行社会文化活动的权利!
六. 人民万岁!民主万岁!
黄锐成为游行第一线指挥之一 ,在10月1日的抗议集会上,马德升发表了讲演,黄锐朗读了星星画会“星星美展”致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的起诉书,他与其他部分“星星”成员和民刊成员参与了至市政府办公大楼的抗议游行。这样,“星星”画家事实上参与了一场正面而危险的政治活动,尽管他们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争取自己的艺术自由。
游行中,几百张传单向上空中,大横标语在长安街上晃动,人群如潮,马德升驾着双拐,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黄锐与徐文立、吕朴、北岛指挥着游行队伍。当几百名警察横贯长安街时,人群四散,“上千人的游行队伍,一下子只剩下二、三十人”。之后,在游行的队伍后面“尾随了十几辆外国记者、驻京使馆的小汽车。除了记者外,许多外国留学生、外国专家、外交人员也加入了游行的行列。法国大使馆的公使级参赞(代理大使职务)马腾也悄悄混在游行队伍之中。”队伍没有受到阻拦,他们经过北京市公安局,直至走到中共北京市委大楼前,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的文字。这时,游行的讲演不再仅仅限于“星星”展览,马德升“从艺术讲到政治,从‘星星美展’讲到群众住房”;“徐文立则从政治方面力陈中共时弊,呼吁民主”;吕朴“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言论反击官僚体制”。为“艺术自由”的游行事实上演变为一次为政治民主的示威。年轻人对政治是如此地具有敏感性,只要可能,即便是艺术家,也不会拒绝对政治的任何参与。  在1979年10月7日于北京发布的《关于星星美展事件我们的态度》里,年轻的政治家们 这样写道:
打倒“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开创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时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的伟大精神指引下,新修订的宪法和一系列保障人民民主的法律相继公布执行。全国各行各业和各部门都出现了一片万物更生,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文化工作同样如此。而《星星》美展就是“百花齐放”中的一枝新秀。任何一个稍有唯物辩证思想的人都明白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靠“取缔”是不行的,只有靠“百花齐放”。
作为依据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而举办的《星星》美展,它和正常的社会管理之间的矛盾,完全属于人民内部性质,在缺乏有关管理条例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协商解决。绝不应该在完全没有事先协商的情况下,以毫不相干的法律作为依据,使用专制手段,强行封闭取缔。
我们认为《星星》美展事件的实质是实践宪法和践踏宪法的矛盾,是发扬人民民主和取消人民民主的矛盾。对于这场关系到捍卫宪法,捍卫公民基本权利的斗争,我们一定要进行到底;对于这场斗争的大是大非,我们一定要明辩于人民,明辩于天下。
这是时代的空气,“星星”拥有短暂的政治上的可能性,尽管天气越来越冷,可是,11月20日,“星星”画家们得到了刘迅的通知,允许他们的作品在画舫斋展出(11月23日至12月2日),《人民日报》也刊登了展览的广告。“星星美展”遭遇封杀而后复出,在北京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根据“星星”成员的记录,从第一天开幕到展览复出,参观的观众超过三万,最后一天达到了八千多观众。美术界一些重要艺术家江丰、刘迅、华君武、蔡若虹、叶浅予、黄永玉、张仃、吴冠中也参观了展览。江丰告诉这些年轻人:“美术学院内可以出艺术家,美术学院外同样可以出艺术家。”这无疑于对这些非法的业余艺术家的合法化的肯定。观众写下了激动的声音:
你们的心中,充满着人的尊严,饱和着民族的良心,历史将给你们留下庄严的一页,因为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星星画展最可宝贵之处,是象人的心灵一样在闪烁着人类的各种感情。
在前线我流的是血,在这里我流的是泪。
谢谢你们,星星画展!在这里,我看到了做人的尊严!
祝福启明星,但愿在星星落下之后,是一个明朗的早晨。
感谢你们,亲爱的同志!你们确是一个新文化的星星,你们将唤来的是文艺的黎明,真理的曙光,你们用手中的笔、刻刀,为人民描绘一幅新的图画,你们是新文化的先驱。
……在腐草的废墟上生出一股茁壮的新生力量!年青的血,鲜明的色彩,生动的线条,——啊,又活跃了我这衰老人的心!
……淋漓的笔,锋利的刻刀,只有在“人”的心灵和手中,才能制出生动的杰作——凝固着血和泪水的杰作。
1980年3月,《美术》杂志刊登了编辑栗宪庭的文章《关于“星星”美展》。这篇文章将“星星”成员在座谈会上的观点看法做了归纳,尽管栗宪庭也介绍了对“星星”的不同意见,可是,将“星星”展览的信息发表在官方的杂志上,这表明了“星星”取得合法性的端倪。栗宪庭的用意显然是清楚的,让“星星”更加为人所知。他希望人们对“星星”要给予“进一步研究”。
在《美术》编辑栗宪庭和星星画会部分作者的座谈会上,黄锐说:
我们是热爱生活的。生活中有很多美的地方,可能艺术中表现这些美不是多,而是少了,但这不是我们的特点,这是因为,这么多年的现实生活紧紧围绕着我们,使我们不再产生那粉红色的,象童年那样天真烂漫的美好的理想,而且在创作中很难捕捉出那种象莫奈一样陶醉在风景中,追求美妙光线流动的表现。这个是历史给我们造成的原因,人们为什么对我们有这么强烈的共鸣,出现一种热狂,如果不是人人都有伤痕,对于社会时代的理解,就只靠着我们的艺术表达,其实我们的艺术表达是很不成熟的,是达不到对观众的效果的,我们是用艺术抓到了生活真实的一面,通过刻划生活暴露现实,使我们相应地获得成功。同时这也是我们热爱生活的产物。
针对“星星”与西方现代主义的风格没有区别的问题,黄锐争辩说:
一个艺术家不是要成为什么风格,而使自己不断地扩张,可以吸收各种流派,印象派,野兽派,达达派都行,不拘形式,这才不是形式主义。就我个人来说,很不成熟,没有自己的风格,也没有找出表达很完整的能力。但我希望在今后能不断地工作,借鉴别人的东西。
在涉及到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时,黄锐同样也作了不同于人们习惯了的艺术为政治服务的观点的辩护:
有人说我们这个展览的政治性太强,这根本不是政治,政治是为了您的政治宣传任务而画的。这不是政治性,而是社会性的,当米开朗基罗创作大卫,是表示了一种力量。如果把艺术变成仅仅是形式,仅仅是技巧,这就后退了。文化大革命中到了另一个极端,把艺术的东西变成了政治的标语口号,图解政治。
实际的情况是,“星星”们对他们经历的专制制度深恶痛绝,正如王克平在座谈会上陈述的:“现在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四人帮身上,这说服不了人。”这样的观点表明,“星星”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敌人。当马德升说“世界当今的艺术已进入了‘星星’的时代,‘太阳’的时代早已过时” ,任何人都能够读到里面的政治立场和态度,那么,他们的艺术的任何语言方式都将事实上成为武器,就像三十年代的江丰们的表现主义一样。
到了1980年夏初 “星星画会”成立时,成员有了增加:黄锐、马德升、钟阿城、李永存(薄云)、曲磊磊、王克平、艾未未、严力、毛栗子、杨益平、李爽、邵飞、朱金石、甘少成、尹光中、赵刚等。这年,经刘迅介绍,黄锐、马德升、王克平成为北京市美协会员。这表明:这些年轻人从事艺术创作的权力被肯定,他们从“业余的”艺术家转变为“专业的”艺术家。他们继续准备展览。他们甚至让江丰亲自到黄锐和王克平的家里观看了“星星”的作品。“审查”作品后,尽管江丰说“丑的、太抽象的不能展”,但是,年轻人的艺术显然让江丰能够回想到他三十年代的情景:战斗的与冲锋的,表现的与批判的。他甚至对王克平的雕塑《偶像》没有给予明确的反对。之后,江丰同意“星星”在中国美术馆展出。8月16日,《人民日报》又一次刊登了“星星”展览(8月20日至9月4日)广告。这次,他们的作品被放置在中国美术馆的三楼展厅里,“星星”们终于从自己的杂院冲进了美术馆,从混乱的街边进入了井然有序的展厅。第二届“星星美展”共展出了有油画、水粉画、水彩画、雕刻、版画等一百多件作品。这当然是一个象征:非法开始朝向合法性转变,并且逐渐扩大其自己的地盘——他们为以后的民间展览以及那些业余艺术家的行动打开了更多的可能性。黄锐展出了新作《琴声诉》、《四季》、《街道生产组的挑补绣女工》等油画。诗人芒克给他配了一首诗:

也许是梦
猜透了我的心情
才替我来抒情
啊,那被你欺骗着的
数不清的眼睛
第二次“星星美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十六天的展览共有八万余观众。刚刚调到半月刊《新观察》任编辑的北岛在9月10日《新观察》安排了“星星”组稿。老作家冯亦代在他题为《可喜的探索》的文章里将“星星”作品比作“长在山道上的一棵松”,尽管长在一道极为狭窄的石缝中,但是,它的根延伸出去,“在远离主根左右的另两处石隙间,安顿了下来。不知多少年月,这株松吸收了阳光雨露,在薄瘠的泥土里,立下了脚跟,于是又向上生长。如今已婷婷玉立,变成一株千姿百态的大树了。”他想说的是:“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是有意志的。”他清楚“星星”成员的经历与生活背景,他知道“他们成长于有如噩梦一般的丑恶的十年,他们历尽了坎坷的生活道路,他们还是珍藏着一个美丽的灵魂。正如那株黄山松一样,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对于美的追求,使他们拿起了画笔,拿起了刀凿,在画面上,木石上,留下他们的希望。同时,他们也拿起了画笔和刀凿,给丑恶以致命的一击,为美好的未来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这需要毅力与火势的心、辛勤的劳动与失败的懊丧。他们经历了艺术的历炼,摸索、探求,在多彩的画笔下,强劲的刀凿下,完成他们对美的歌颂,对生活的迷恋。” 李永存化名阿蛮的文章《街头美展的继续》不无谨慎地写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了多年,直到今天才成为可能。艺术上的民主绝不能只是一句空话。”
秋天,中央美院学生会邀请 “星星”四个成员其在美院做了一次讲演会。之后,邀请不断,从这年10月下旬至1981年1月初,他们共走访了26个城市,他们在山西晋城、西安市美协、四川美术学院,贵阳市美协、柳州市广西师范学院美术系、桂林市美术学校、广州美术学院研究生宿舍举办了“星星美展及当代艺术”讲座。
1981年,与黄锐开始改变画风的同时,社会与政治环境也开始发生改变:李爽因与法国外交官结婚而被捕;民主墙被下令拆毁;《今天》因出版登记“手续不全”被迫解散。
1982年“星星”活动落入低潮。生活在继续,黄锐一边画抽象画和彩墨画,一边与诗人芒克、江河、凌冰相继出游五台山、北戴河和秦皇岛等地。他认识了日本女留学生当铭藤子,并接受阿城荐言,开始阅读《万历十五年》、《道德经》等中国经典书籍。这样的阅读对黄锐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可是,与次年春季在南方旅游,并“着迷于苏州园林的中国形式感”联系起来,黄锐内心对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的兴趣开始与传统趣味有了潜在的关联。1983年,黄锐与王克平一起办理了涉外结婚的手续。政治上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开始,“精神污染”被定义为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的不信任情绪。联系到“星星”的所有活动,官方不可能不对“星星”保持高度的警惕,“星星”的活动空间更加有限。
1984年初,李爽去了法国,5月王克平去了法国,7月黄锐本人也去了日本。按照艺术家自己的说法,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尽管自己在日本和中国等地来来回回,但是,他已经告别了中国艺术舞台。
第二次展览期间,观众有这样的留言:
但愿星星落下之后,是一个晴朗的早晨。
当黑夜再度降临,天空仍会出现星星?
这个诗意的预言般的留言的确让人伤感,但是,1985年5月,《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这个展览因其中作品的思想倾向同样是个具有转折性质的象征:怀疑主义的思想已经合法化,新“星星”开始陆续涌现。
2007年3月3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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