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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张力——吴争艳作品的创作与读解
文/刘智峰 东方视觉

自从人类自觉于自己的思维活动以来,便不断寻找合适的物质媒介来承载自己的思想活动,以便记录。如石器时代时期的洞穴岩画、石刻等,久之,人类审美活动从劳动和生活中独立出来,演变为一个完整的形态系统。这时思想的物质承载体就显得更为重要,中国自绢和宣纸发明以来便以此作为艺术思想的传承工具,沿袭千年。西方则以亚麻布作为绘画的主要载体,数百年来未有更改,虽现代主义时期艺术家为寻其艺术个性张扬和风格的区别,在材质的使用上变得繁杂起来,生活杂物、橡胶、塑料、玻璃、沙石、金属等各种材质和不同化学属性的物品以拼贴的手段皆一应入画,此皆为“现代主义”之果。但究其根本,以毛笔、烟墨者终未脱离宣纸,以油彩者未脱离其亚麻布。而宣纸和亚麻布皆为艺术承载物,并不参与作品的内容呈现和思想表达,仅为笔墨、油彩提供一个平面的表现空间,这也不失为中、西艺术的共性之一。
 可见,画布直接作为画面图像的构成和艺术表达的一个因素和要素确实罕见之极。然而,吴争艳的作品是罕见之中的确实存在。画面以红、黄、蓝、绿的大花为画面大部分的图像和色彩构成,视觉上激烈又刺激,有一种极强的心理感染力。在这艳丽的花丛中,或点缀或半隐半露的物体和人物形象穿插其中,而这花并非作者的构思,而是现成的稼用,这是一种花布,是中国北方传统的被子面花布,是以前人们用来做被子用的。虽用这种布作为艺术创作的成份和手段者早有人使用过,或在画面中描绘、或用之拼贴、或在装置作品中使用,但这些并未尽其用,花布皆为衬托者。然,吴争艳直接将其作为画布,且以布上的花作为自己作品图像内容和内涵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可谓之极致和彻底!
 吴争艳与这种花布结合表达来承载其艺术思想,并非“蓄谋”,而是偶然,但其实是有一种渊源的。其时,吴争艳在山西大学读书时,在一个集贸市场中偶然发现,一见钟情,便买回家悬挂在卧室中,激动不已,似乎要与它发生什么关系。此前她曾多次和我说:‘人们常说——红配绿不如屎,但我却特喜欢这种搭配,每当看到红与绿的搭配就兴奋不已。’她的母亲看到她用花布画画后曾和她提起,在她刚出生的那个时候奶奶就是用这种花布给她做小棉被子,我想就在当时吴争艳的潜意识里就和这种花布结缘了。
 2002年,吴争艳把众多年轻人喜爱的麦当劳叔叔的的平面图像以重复的形式画在花布上,当时麦叔叔才刚到太原两年,非常火暴,当时她本人也很喜欢。这是她在花布上的第一次尝试,虽然只是将中国传统的花卉图案与全球闻名的麦叔叔并置在一起,但画面的传达是强烈的、鲜艳夺目的,花簇簇拥拥且四方连续的构成形式既纷杂又有秩序,大红色的布底与红、黄、蓝色的花交相陪衬,形成强烈的视觉感染力,而麦叔叔非常光纤地在花丛中向我们招手。在这幅画中,花布自身的图案内容与中国当下社会是非常相似的,既有传统性又非常热烈而招展地向世界敞开,那些完全盛开的花朵展示着它的全部内容,而麦叔叔是代表后殖民文化的形象大使,他在向我们,向中国招手。吴争艳这种中、西文化图象符号并置造成矛盾的创作思路的作品还有《自由女神》《可口可乐》和《圣母子》这些是她花布系列作品创作的一个端口。就图像上而言,早期这几张作品主要表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对比;中国性与西方性的对比;单一性和多重性的对比。作为学生身份和学生思维状态的吴争艳,在这一时期的思考可以看出是从美术史的角度为出发点的,是基于中、西文化上的探讨,思想较为单纯,思维上也并没有更多的维度,这和她作为学生身份的生活状态有紧密的联系。
 之后的创作她开始关注自己和周遭人群的生活、生存和环境,创作了《物之花》和《零食生活》。《物之花》的创作过程是历时三个月之久的写生作品,其时吴争艳已是三年级,课程并不太多,上课之余的时间全扑到画上,作画的状态有点像春蚕吐丝,全天的工作结果仅鹅蛋大小的面积而已,但对如此慢的速度她并未感到惆怅,每增加一个鹅蛋,她便兴奋不已。作品表现的是生活中废弃的各种品牌的软饮料包装,横七竖八堆作一团,穿插在花间,一种物质繁荣之势,因此以“物之花”美其名曰,其实是一堆垃圾而已。作品反映出现代社会消费程度的一个面,这种消费渗透到各种消费人群和各个消费层面,作品一并将因与果一起道出――物质的繁荣和消费的盛行给人们带来身体快感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问题。垃圾把大红的布底填满,艳丽的花漂浮其上,灿烂之极又泛滥之致,物之为物,花之为花,物与花,花与物,何从言说?此画动机由来于吴争艳的感受和经历,从学校到画室的路程并不远,也就两公里的路程,但所需的时间却的半个多小时,出了学校先要经过几百米的路边商铺和菜市场,在穿过村民房屋的街道时有一个比较壮观的生活垃圾场,经常看到喜鹊和弃狗在那里觅食,然后还要走一段黄土路,这段路被称为“沼泽”因为遇到下雨时便泥泞不堪,积水很深,路上的垃圾会漂在上面,路过此处时把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套在脚上,提一口气猛蹬过去,有时正骑到中央时被砖头卡住只好一脚踏在泥水里,到岸后将袋子弃之。这段经历常被她作为故事谈起,且津津有味并不以为苦。
 《零食生活》是对自己吃零食后的包装袋的描绘,是由自己为出发点对年轻女孩子消费的一个反映。80年代后的人是伴随着零食成长起来的,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带给她们的甜蜜一直延续至今的生活习惯,对物质的体验和占有是她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她\他们是开始物质化的一代。
 《游戏》是吴争艳在学校时期创作的最后一幅作品,在她的作品中也是比较特别的,戏谑的气氛非常浓厚,实验性也很强。画面中同一形象的四个男子在画的四个角,以手作枪指向画外,而画中心的一个用手枪指向自己的脑袋,满面笑容但难以琢磨,似乎安详又似乎是在嘲笑。深隐画面中的是一种让人难安的残酷性游戏。此时吴争艳临近毕业,这或许是她即将步入社会的一种猜测吧。
  以上是吴争艳到目前为止创作中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吴争艳刚于花布发生关系,首先在技术上经过三张画的尝试、研究和琢磨,在作品《圣母子》时基本掌握,这个过程长达半年之久。在创作思路上,开始只是寻找一种形式上的对应性和形像上、文化上的差异性,达到一种基本的思考表达,是基于一种文化和社会大视域的冲突和对比,着重于意识形态范畴的思考和比较后的一种批判。此后的作品进入生活的客观和微观中,开始对生活进行近距离的艺术表达,对周遭的关注,和对自身的审视和思考。开始了个人情景图像和形式的探索,这种探索源于自己追问于社会最终又凝结于自身,完成图像的转换和艺术的想象。在图式上由花布上与花的简单嫁接、拼贴,到对花的完全驾御与控制,图式逐渐丰富起来,图像特征逐渐明确起来。
 2004年秋,在毕业后彷徨一个多月后,经一位艺术家的介绍吴争艳来到北京的一所大学里教书,教授美术专业课和处理一些行政工作。这一年吴争艳的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跌入低谷,原因是琐碎而繁重的行政工作和复杂的的人际关系将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几乎逼入死角,这不必细说,在中国无论大小的任何一个机关、事业单位里的人际关系是最为繁杂的,里面是由人性的阴暗构成的制度黑暗,再由黑暗的制度扭曲着每个人的正常人格,这样使得一个人格品德健全的和身体健康的人难以承受和短时间内理解,要么被同化合流,要么被挤兑排斥。这使得她没有太多的精力顾及艺术创作,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只完成了一张作品,题为《红与黑》,作品中灰黑色的花填满了鲜花的空隙,近乎腐烂的花和近乎发霉的生活,红与黑在视觉上的对比与吴争艳这时的生活状态关系所对应,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就连花间的凤凰也如同塑料制品变的艳俗虚假。另外在这年还要提到的一件作品是《繁花乱世》,是身在北京的吴争艳和她依然在山西读书的男友共同创作的作品。值得提及的是,两人的合作方式在艺术史上是十分独特的。作品先由吴争艳开始,画两个月后把花布寄回山西再由其男友画两个月,如此反复,轮流作画。这种作画状态历时一年,直到两人在北京会合后,再经过两个月的面对面的交流和讨论才最终完成。创作的基本方向是“社会”这样一个笼统的概念,即:已经就业的吴争艳处在北京这样一个繁华的都市中的感受;和处在象牙塔边缘的男友对即将赴京对于京城和社会的想象。是两种身、心感受和不同思维状态下思想交融的结合。这一块花布成为了他们遥隔千里传达心语和交流思想的桥梁和载体。这幅画犹如一个梦境,纷杂而凌乱。作品中首次出现了政治的因素和政治图像,在一个花环当中,天安门高居其上,皇宫中是黄土堆或者是山,一群没有任何社会特征的裸体小红人站在上面,还有一些正从广场向天安门里走;广场前一个欧洲骑士和一个卡通人在马上撕杀,画中央一个医生在为一个大黄蜂做开颅手术,大黄蜂的脑液流出,汇集为一片水域,一只纸船正被淹没;一个中年男子抱着一个小姐正在欢颜;几个年轻人在无聊地凝视画外;体态丰腴的唐朝女子在矜持着;形体健美的黑人舞女在蹈着;布什抱着一本白皮书自信地向我们招手……这幅画看上去有些乱,这种乱正是她们对北京生活的感受和想像的可能性。作者是在以旁观的姿态来描绘,描绘的过程也是梳理的过程,画面呈现出太多的人物内容,从中可以看出北京传达给她信息的复杂性和生活给她的混乱程度,在这幅作品中集中表现出来的政治因素、社会图象、时尚感、还有一些离奇和荒诞感,所有这些都被鲜艳的花包围。此时,花与世界,世界与花,呈现出一种透彻的互为性,但又有一种深层的暧昧,花和当今世界非常相似和贴切,缤纷而无序、美丽而虚假、艳丽而刺目、绚烂而糜烂……一种盛极而衰的后顾之忧。因此,以花而喻无不恰当,但同时又充满了离奇,有一些荒诞,似乎有不愿相信之实的彷徨,也不同于青春的梦魇,温甜而向往,这是残酷现实对美好幻想打击后展现出来的一幕,是莽撞之时的遭遇与清醒之后的冷静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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