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凌晨时分。喧嚣盛大的2008奥运盛会已成为昨天的新闻。现在让我们走出鸟巢，回望历史，思考问题：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狂欢盛宴在北京已告一个段落，但是一党制却仍在那里被坚定地奉行。新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仍是那个旧中国。
在共产党的赞助支持下，一个月前，在奥运开幕式上，面对着全球所有观众，16，000名的表演者穿着古怪的衣服，训练有素地大唱中国灿烂文化的赞歌，歌颂中国的过去与现在。
也是在政党的赞同支持下，半个世纪以前，成百上千万的中国民众死于饥荒和政治暴力，这都是中国为了实现其“乌托邦”社会主义而故意为之的。企图利用这些事件，重燃中国迈入现代世界的希望之火。
鉴于这些历史，一场重大的展览“艺术与中国革命”近期于“亚洲协会”博物馆开展，它向人们展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紧随后奥运时代，抛出一个问题：“中国的以前是怎样的？”
展览本身算不上成功。最后时刻，中国Z/F收回了许多允诺的贷款资助及展位。（文化大革命在奥运期间绝对是个敏感话题。）因缺乏宽松的政策和场地限制，此场展览举办人的雄心壮志也只能拘泥于此。抱负是伟大的，施展抱负的空间却如此狭小。
但以上都只是次要问题。主要的是，敏感触及文化大革命的绘画作品在这里：陈衍宁的《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1972），陈逸飞的《黄河颂》（1972），沈加蔚（音）的《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站岗》（1973-74）。如果他们的作品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社会氛围的紧张。简而言之，一切作品都应将历史摆在合适的位置。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算起，这段历史大约跨越了三十年。毛泽东，这位同时也是诗人和书法家的领导者，对西方政治思想严重抵制。在毛泽东时代，他很早就证明了自己是一名魅力型领袖。
在长征时期，他曾经参加过游击战役，他是建立根本上的社会主义新Z/F的领军人物；这是他无可置疑的成功。同时他也是接下来中国畸形发展的主要原因——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国被这种自上而下政治体系彻底拖垮了。
艺术是这段历史的重要部分，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艺术为政治服务，主题上升至政治领域，渲染大众情感，说服人民信仰。画家陈丹青，在革命年代依旧活跃得像个年轻画家一样，他拿出画册，毫不夸张地说：“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与文艺复兴的画家们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画耶稣，我画毛主席。”
毛泽东的形象的确是深入人心。这恐怕要归功于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像红卫兵这种在无Z/F主义状态下组成的派系及其他小派系，将毛泽东奉为神明，在20世纪60年代末，他的面容刻在木板宣传画上，熠熠发光。在水彩画《毛主席到安源》(1969)中，他就犹如一个救世主的形象出现。在另一幅画，《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1968）中，毛泽东被神化为上天派来的神明，视察与统治中国。
许多作品都是油画，第一幅油画作品是出自刘春华之手，毛泽东的妻子，兼文化部长江青在艺校画展上选中了它。她订购了这幅画，导致后来百万张复制品在社会上流通。
油画的第二次运用是在三名艺术家的作品上。郑胜天，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以云状的忧色作为全画的背景，然而其他两位艺术同仁，周瑞文和徐君萱为这幅画描绘毛泽东形象。咋一看，三人的合作貌似很友好，其实这无形中透露这一种政治歧视。
郑先生——与Melissa Chiu一同举办了这场“艺术与中国革命”展，他同时也是“亚洲协会”博物馆的馆长，与中国Z/F当局产生了冲突，不仅是因为他的绘画风格不循常规，更是因为他抗议那些迫害艺术家和教师的红卫兵。他1966年被捕入狱，并在法庭上遭受羞辱，被迫“自我检讨”。当他又回归创作后，仍受到严格限制。他可以画《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中的背景风景，但是画中伟大领导人的形象，就要交给那些绝对忠于G-C-PARTY，忠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画家了。
然而当人们看到这幅画时，却感受到政党的审美品味混杂性。在20世纪初期，西方的一些艺术形态，比如印象派、野兽派等，在中国还是很受欢迎的。这些风格在郑先生的画作中仍然有体现。新中国成立以后，苏联的艺术风格变成了中国艺术的主流派别，很显然，这也是毛泽东心中的艺术乌托邦。
当然，在革命年代，水墨画作为中国古老的艺术形态，也非常受到重视。在1964年，李可染创作的这幅水墨画作品非常符合革命时代的要求，因为在这幅画里，有一面面小小的红旗。陈衍宁的《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1972），画作本身看起来就像是17世纪时期，皇帝出巡视察地方省份。
在纳粹德国，只有西方的现代主义流派受到推崇，而其他的艺术风格都被当作垃圾扫地出门，那些艺术家们也在坚决地贯彻着这一政策。画家们用不署名集体创作的方式，生产了大批的现代主义作品，其他风格的作品则没有，那些作品尺寸都非常小，几乎都可以装到背包里或者放在桌子下面。
在那个时代，虽然艺术家们受到残酷的限制和阻挡，可他们对于同时代艺术风格的追求却没有完全停止。尽管有些老艺术家受到恐怖的迫害，但至少有些年轻一代的艺术家把这段历史当作灵感的源泉。
中国著名的概念派艺术家徐冰，如今已经是一个享誉国际的著名艺术家。他生于1955年，因此对革命年代记忆犹新，1970年代他正在学校读书，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再教育”，在那儿他与那些农民和工人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成了一段珍贵的经历。
在他的眼里，这段经历是人生中最好的时光，因为从前关于社会革命运动的想象，在那段时间变成了现实。他说：“最珍贵的是，那段时间我在与人交流，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交流。你能真切地感受到人性的光辉，这超越了政治，超越了等级、超越了阶级。”
将革命年代的记忆带入自己如今的艺术作品里，徐冰并不是唯一的。在本次“亚洲协会”艺术作品展览里，最后一个画廊准备着力打造一个叫做“长征计划”的艺术计划，这个计划始于2002年，目的就是重走毛泽东走过的足迹。
但是，再次，他也许会。毕竟，奥运会，在任何国家，任何年份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族主义的宣传。基本来说，北京奥运会真的是场运动比赛吗？还是作为国家统治的里程碑？ 像 1960年代的“红色艺术”作品,它们的基调高昂，歌颂英雄。奥运会号称是场平民的盛会，它将政党统治隐藏了起来：镇压XZ，镇压大众的异议，隐藏了8*8事件。
所以说：革命时代的历史充满着非议、迷茫、压制、迷人，这些特点在中国目前的政治形态中仍然很明显。亚洲协会的这次展览，给我们充分展示了这复杂的一切，展示了这个像坚果一样的体制，展示了同样的过去和现在。这一次的展览，毋庸置疑，将会激发其他更多类似的展览。
曼哈顿亚洲协会的“中国革命与艺术”的一条展览画廊。
陈衍宁的《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 1972年
王世龙的摄影作品《销毁》 1966年
1970年代 罗中立的一幅无题作品。
去安源
现代艺术中，水墨画已经渐渐失去了自己的位置，但是在革命时代，水墨画仍然是重要的表现形式。
李可染 1964
徐冰的作品。他曾经被下放。
Qin Ga的作品。
沈嘉伟 《保卫伟大的祖国》 19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