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计划系列第一部分
　　
　　事件：
　　
　　2001年12月中法在深圳联合举办的第四届雕塑邀请展《被移植的现场》中发生的事件，即黄永砯在《蝙蝠计划》中复制了在中国南海与中国军机相撞的美国EP-3间谍飞机20米长的中部和尾部，这件作品被认为可能影响中某些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在展览前两星期被停止制作并删除出这个展览。
　　
　　撤销事件说法1：
　　
　　法国－中国：一架棘手的飞机 作者：莫纳·肖莱（Mona Chollet）（法）/译：王春/校：萧一乾
　　
　　深圳的美术馆已经将法籍中国艺术家黄永砯的作品从一直展出至2003年的法中雕塑展中撤出。是谁最初作出这个决定的？是法方还是中方？双方都在互相推诿。他们是害怕“9·11”事件之后再次触动美国人那敏感的神经吗？艺术家复制了在去年引起中美之间国际争端的美国间谍飞机，对此，他声明有权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
　　
　　“在中国，作品被封杀的经历我也有过。事件发生在1987年的福建，我和其他艺术家请观众从美术馆外面随便拿一些东西放在美术馆里面，作为作品展出，以此替代绘画或是雕塑的作品。美术馆负责人认为这种做法在审美观上是不能接受的，展览开幕后两个小时就匆忙闭馆。但是那一次我至少还是展览了！”黄永砯笑着说道。这位著名的法籍中国艺术家用他那一次经验来比较他的作品最近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的展览中被封杀的事件。
　　
　　黄复制了一架美国EP-3间谍飞机的复制品，该飞机曾在2001年春落在中国当局手里，随后被截成几段运回美国。这个事件对美国强权是一个羞辱。艺术家试图在美术馆辖区内展出被截成五段飞机的复制品。对此，参展的五位法国艺术家之一的丹尼尔·布伦说：“当初次听到这个设想时，我认为它既奇特又有趣，但我同时也认为它不会被接受。当展览策划人同意这个计划时，我感到意外的惊喜。”11月中旬，当作品的制作几乎全部完成时，按照本展览的法方策划人阮戈琳贝的说法，该作品的参展“出现了问题”。
　　
　　对谁而言出了问题？按照黄永砯和他的朋友，美术评论家费大为的说法，是法国驻北京大使馆。法国外交官们担心在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之后，该作品会惹恼美国Z/F，认为该作品的展出不合时宜。费大为证实“法国驻广州领事曾要求美术馆方面以技术原因停止这个计划的制作和展出”。此后，法国的一位使馆工作人员称美国使馆对他们施加了压力，要他们撤销该作品。阮戈琳贝说：“他们受到如此之大的压力以至于不得不去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警告”，她同时也补充说：她所代表的法国文化部从未要求艺术家撤回他的作品，（文化部）没有人对这件作品有过异议。
　　
　　当初，参展艺术家中有十名来自中国，五位来自法国，（法籍艺术家）黄永砯就在这五名之中。中方提供作品制作的全部费用。法方主办者是外交部下属的法国艺术行动协会L’AFAA，它承担其它剩余的费用。黄永砯的作品名为“蝙蝠计划”，尽管极为昂贵的制作费超过5万欧元，是其他所有作品花费的三倍以上，它还是被接受了。何香凝美术馆拥有全国美术馆中最大的资金预算，她有能力举办国际性的文化活动。深圳因为最接近香港而享有特殊的地位。而华侨城是深圳经济特区的一块腹地，何香凝美术馆就坐落在她的中心。
　　
　　4个法国人＋10个中国人＋1个“没有国家的人
　　
　　在去年11月底，在美术馆馆长、艺术家本人、展览策划人展以及法国使馆文化专员的共同会议上，这个原来已经批准了的计划突然变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根据费大为的叙述，法国官员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提出了两个明确的选择：要么黄永砯的作品撤出展览，要么整个展览被取消。法国文化专员又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即将原来五位法国艺术家和十位中国艺术家参加的展览变成“4+1+10”的展出形式。一瞬间，这位艺术家没有了国家！他的作品可以展出，但应该在另一个地点，另一个时间。他可以另出一本小册子，作为画册。
　　
　　别无选择，黄永砯同意异地展出，但他要求按照原定的时间展出。从此，他的名字从所有公开的展览信息中消失。展览策划人对他的访谈从画册中撤掉。在这个访谈中，黄永砯说这个计划是“对当下全球化和美国主义盛行的一种反调”。事后，法方策划人阮戈琳贝说，艺术家完全明白他作品中的问题，因此“主动地把作品撤出了展览”。但是达尼尔·布伦认为：“他的确撤出了作品，但那是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才接受了这个折衷的方案”。
　　
　　折衷的展览事实上根本没有实现。不久，美术馆收到了中国文化部关于展览的批文，但批文中甚至没有提到黄永砯的名字，他就是这样如此简单地消失了。 “法方于是企图推掉事件中的所有的责任”费大为说道。“他们告诉我们，‘看，事情十分清楚，是中国人封杀了作品。而我们却建议了一个同时举办的展览！ ’”。黄永砯最后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个空白的承诺，意图仅仅是让我同意撤出作品。我掉进了他们为我设计的陷阱”。
　　
　　法国艺术行动协会主任奥利维耶·普瓦夫尔·阿沃尔（Olivier Poivre d’Arvor）对此却有完全不同的说法。他认为，中国人应该独自对撤出这个作品承担责任，法方提出了一个同时举行的展览建议，以纠正可能引起的误会。 “我认为法国驻华大使在这个事件中的勇气是值得称赞的。他像我一样，费尽了周折为使这件作品最终能够得到展出。然而，最后（封杀作品）的决定明显地是来自中国（官方）……”。在他看来，对法国外交官的谴责似乎是非常荒谬的。“说到人权国家，当然应该算法国了！”。他又说：“黄永砯是我十分欣赏的艺术家，我曾经挑选他代表法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他对中国方面对作品的封杀表示愤怒，并认为参加开幕式的媒体和艺术家对此都没有对这样的封杀行为表示出足够的激动反应。对此，他总结性地说道：“事情已经十分清楚，中国文化部永远不会让这种作品公开展览”。
　　
　　费大为说，“中国在很多方面还不够开放，但它却存在着许多可能性。如果你愿意埋头去踏踏实实地做事，还是可以做出很多惊人的大事的。深圳展览已经得到了文化部官员的口头许可，而那个批文本来应该仅仅是一个例行公事而已，不会出现意外的变数。除非在口头承诺和批文下来之前当中这段时间里，中国外交部受到了法国人的警告，他们（法国人）进来插了一脚，警告中国方面这件作品有问题……。”
　　
　　丹尼尔·布伦：“一个严重的错误”
　　
　　事实上，这件事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喧哗。在法国的媒体中，只有《解放报》在12月12日，即展览开幕式的当天发表了其驻北京记者关于此事的报道。文章强调“法国Z/F在处理此事的过程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施加了“友好的压力”。令人惊讶的是，在中国《南方周末》上刊登了一位记者关于此事的重要文章。参展的其他艺术家在丹尼尔·布伦书写的抗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抗议书相继出现了两个版本。第一版这样写道：“我们认为，这样一件官方已经认可了的作品被突然撤掉（作品的撤出是法国外交部造成的）是对表达自由的粗暴侮辱”。第二版的调子降低了许多，它这样写着：“……无论这种禁止的责任人和起因是什么，作品的被撤除都是对艺术家表达自由的不可接受的损害。”
　　
　　丹尼尔·布伦进解释说：“指出由哪一方负责任的做法将会减弱抗议书的效果，因为中国和法国双方都在谴责对方。重要的是一位艺术家遭受了封杀。一个作品计划一旦被通过，（组织者）就必须遵守诺言。法国艺术行动协会（L’AFAA）对它合作组织的展览管的这么宽以至于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使我对未来非常担心。（法国对外文化交流多数均由“法国艺术行动协会”主持——编者注）他们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艺术与现实有着牢固的关系”
　　
　　对于黄永砯和费大为来说，法国外交官对艺术的审查反映了某种对艺术的看法。要符合这种看法，作品应该是一种装装门面的东西，是一种无害的，不涉及政治的，有名牌效应的东西。费大为说：“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按照他们的艺术观念，理所当然地拥有设定艺术界限的权利，然而他们的艺术观念恰恰是非常有限的。”，“他们中的某人还提到了‘感情的原因’（法国使馆某重要官员曾声称他是因为感情原因而不能接受这个作品——编者注），因为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任何人都不应该对如此严重的事件开玩笑。这说明了，在这个人的头脑里，艺术就是一种玩笑！然而黄永砯的作品却是严肃的、深思熟虑的、有创造性的作品。”
　　
　　关于这件作品，黄永砯解释说：“我一直追踪地观察媒体上关于这次外交冲突的连续报道。中国人拒绝美国人在当地修好这架飞机，他们坚持该飞机必须拆解后运回美国。正是这一对物品如此独特的处理方式吸引了我。这几乎就是艺术了！这个作品使我有机会对全球化问题，即美国式的生活方式遍布世界这一现象提问，这种文化模式真是一种典范吗？”
　　
　　黄永砯非常关注时事，经常将重大时事主题纳入他的创作中，比如以疯牛病为主题的作品（1997年的装置作品“羊祸”）。“艺术与现实之间应该有一种强有力的关系”黄永砯说。但这个信仰使艺术家多次卷入旋涡之中。1995年，在蓬皮杜中心的“界限之外”展览中艺术家创作了一件题为“世界剧场”的作品。这个作品中有一个装有昆虫的笼子，笼中的昆虫相互吞食。由于动物保护组织把蓬皮杜中心告上了法庭，蓬皮杜中心坚决捍卫这件作品，最后却打输了这场官司。展览时，笼子内部空空如也，旁边是解释这次事件的说明文字。
　　
　　尽管政治并不是他作品的核心，但是黄永砯认为有时他需要去直接操心这些问题。
　　
　　艺术家的眼光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创造性的启示？黄回答到：“政治家可以凭着自己的利益使一个事件令人瞩目或者悄无声息，而媒体只是他们的跟屁虫”。中美外交冲突在中国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媒体上和在网上充斥着对美国的辱骂攻击。这一切都是在当局默许下做的。但是不久，后者需要美国的支持进入世贸组织，十月份在上海举办亚太经贸会，布什总统也要参加会议。自此，间谍飞机的事件就不便再被提起。“媒体的大肆宣传和对事件的遗忘好象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黄永砯说，“艺术家的作用是以不投入当下效应的方式去关注这些事情。因此这种眼光有时和政治家的眼光会发生矛盾。”在2001年的十二月份的深圳所发生的事情正好说明了：这两种眼光之间，一种眼光比另一种远为重要。
　　
　　撤销事件实录2
　　
　　深圳三日： “黄永砯‘EP—3事件’”实录 [ 作者：吴鸿]　
　　
　　毋庸讳言，对于黄专来说，把由他来担任中方策划人的“何香凝美术馆第四届雕塑年度展”的主题定为“ 被移植”，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有三层意思。
　　
　　其一，是所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在他看来，有“有中法双边艺术家共同参加”的这个展览，同时又是在“特区中的特区”——深圳华侨城（OCT）的由法国公司设计的生态广场中展出，这种意味会更加突出。他是这样来解释这层关系的：“如果说，‘移植’作为全球化过程的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那么这一过程对于不同模式的国家和文化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发达国家而言，这种移植更多地意味着‘先进文明’的输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移植则更多地体现主体身份的丧失和对一种普世价值的屈从，这种输入、吸取过程充斥着强权和抗争、认同与排斥等复杂的背景因素。揭示这种移植过程所隐含的各种文化经验，心理记忆和历史、政治动因，共同探讨在一个共时性空间中保持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和归宿感是这次展览策划的一个中心主题”。这是任何一位发展中国家的学者都会提出的一个学术策略，只是黄专长期身处珠江三角洲——这一中国的市场经济程度最高的地区，对此的感受可能会更深。
　　
　　其二，“即在中国的公共环境中如何为当代艺术的创作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化保证”。这从黄专近年来的学术观点，以及何香凝美术馆几届的雕塑年展的主题中，也可以看出，黄专一直是将所谓当代艺术的公共性理解为“相关的各种公共权利、义务及法律关系等等”。而这一次的年度展与往届的不同可能是由中法双方的有关Z/F职能部门来主办，所以黄专主张的“效的制度化保证”可能会有一些现实的意义。
　　
　　其三，是“这届展览完成了由一个环境雕塑展向一个多媒体的、公共空间的观念艺术展的转换”，这更是他来策划这个展览的一个“私心”。众所周知，当代艺术在中国本土一直是处于不便公开的一个状态，而这次能够在Z/F文化体制的框架之下，做成一个有“当代”意味的公开性的艺术展览，绝对是能够作为中国的当代艺术史中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届的展览虽然还是沿用了“雕塑展”名义，但是，从所选择的参展艺术家来看，只有隋建国一个人是具有所谓传统“雕塑”的背景，而其他人则是被称之为的“观念艺术家”。所以，从黄专来说，他可能更多的是将这次的展览理解为“具有国际背景的当代艺术展”。
　　
　　而法方的策划人阮戈琳贝女士，是法国文化部的一位职业官僚，她提出的“ 在现场”的主题，纯粹是技术性的想法，完全是所谓的官方的“文化交流”性质的做法。所以，两位策划人的分歧可能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了。
　　
　　我是12月9日晚搭乘深圳航空公司的班机到达深圳，一到深圳，还未放下行李，就被热情的主人带到何香凝美术馆的学术报告厅，因为他们说当晚有法国的观念艺术大师达尼尔·布伦的一个讲座。进得会场，讲座已近尾声，见到台上的是一位颇有长者风范的憨厚的法国老头，看样子较有人缘。因为早就听说布伦早年是巴黎的“五月风暴”的一名闯将，而且听说他之于法国的观念艺术就好象老栗之于中国的前卫艺术，并且，他还曾经对英年早逝的一位优秀的旅法艺术家陈箴多有提携，所以心里更有好感。台上为布伦翻译的是旅法美术理论家费大为。
　　
　　胡乱看完布伦放的一些幻灯片，然后就是一群人打招呼、握手，然后又乱哄哄地一起去喝酒、聊天，听大家说起了回国来参加此次展览的法籍华人艺术家黄永砯的作品“蝙蝠计划”被取消展出了。
　　
　　此前我在北京就听几天前就到了深圳的费大为说起黄的作品可能会被停展，因为据说是法国的有关方面觉得这个作品有问题，特别是在911事件之后，会影响法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当时的说法是可能会让黄永砯的作品采取一个所谓的“十四加一”的计划，即黄的作品不被作为作为这个展览中的一件展出，而作为一个独立的展览与这个展览同时展出。由此使人觉得很奇怪，因为黄永砯的作品计划早在911事件的前几个月前就已经被法方的策划人认可了，并且法方的策划人阮戈琳贝还与黄永砯之间有一个访谈，黄永砯也是完全说明了他的作品意图，从采访的记录来看，阮戈琳贝当时对黄永砯的计划也是赞许有加。但是，不管怎么说，尽管采用了变通的方式，作品最终能够展出，也是万幸。
　　
　　所以，当我见到黄永砯的时候，还和他打趣说他要开小灶了。但是，他却沮丧的说，他的作品被彻底的抹掉了。这里面是有人做了手脚，法方可能通过了中国的文化部向何香凝美术馆施加了压力，结果美术馆方面很为难，期间，法方策划和与法国驻广州领事馆的文化专员石雷也多次找黄永砯“交流”。据说，法方当时的态度是如果黄永砯不退出这个展览，那么，法方官方就有可能退出。而这是中方所极不愿看到的。在这种情况下，黄永砯就只好答应推出展览。
　　
　　在黄永砯提交给大家的“ 备忘录”中，详细记载了事件的全过程。而且从
　　
　　黄永砯的作品计划中也可以看出，他的这个作品并不是针对于所谓“政治事件”而言的，更多的是对“高科技” 的一种嘲讽，因为，从黄永砯来看，把那个作为“高科技”的象征的EP3飞机“切割”了，本身就是一件很“讽刺”的事。黄的观点从黄永砯与阮戈琳贝的谈话记录以及 他与黄专、严善錞谈话记录中可以看出。
　　
　　期间我们还了解到，黄永砯这个作品计划的预算高达30万元人民币，全部由何香凝美术馆来承担，法方没有负担任何费用，而这也变成了法方要何香凝美术馆来承担黄永砯作品的政治风险的一个理由。
　　
　　另外，还有在这件事的开始阶段，有关的人事曾答应可以整个展览的画册之外，再为黄永砯印一本个人的小册子（展览的画册是在最后已完工阶段被临时抽掉了黄永砯的部分），而现在，随着那个所谓的“十四加一”计划的取消，这本小册子也被取消了。
　　
　　我们还了解到，黄永砯为了准备这个作品，已经在深圳工作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并且作品的的主体部分已经完工，再经过最后的组装就完成了。可就是在这时候，加工这个作品的工厂被告知工程暂缓。整个等大制作的EP3飞机只有尾翼部分被组装好，并被黄永砯画上了那个臭名昭著的蝙蝠图案。现在作品不能展出，而且黄永砯现在只能以“嘉宾” 的身份留在深圳，他觉得很尴尬。但是，一则，作品的善后事宜还没有了结；二则，他觉得有必要向艺术界、新闻界的朋友们来澄清事实的经过。而如何来澄清，老实厚道的黄永砯此时却一筹莫展。
　　
　　几个黄永砯的好朋友除了对事情表示气愤以外，也都并没有什么好主意，大家唏嘘了半夜，只好回房睡觉。第二天一早，我到宾馆的饭厅里用早餐，看到黄永砯与费大为以及法国的达尼尔·布伦三个人一脸严肃的在一起商量事情。黄永砯对我说这是布伦在了解了黄永砯作品被取消的全部经过之后，主动起草了一封代表全部参展艺术家的抗议信，信的全文如下：“我们全体受第四届深圳雕塑展邀请的艺术家一致确认：法籍华人艺术家黄永砅的作品被粗暴地逐出这个展览是一个不可容忍的、不公正的和可笑的行为，这不仅对当事人,而且对所有参展艺术家造成了伤害。因此我们认为，这样一件己经被有关部门所认可了的作品被蛮横地中断，而且这一剔除的起因是法国外交事务部，它是对表达自由一种粗暴的侮辱，有鉴与此，这种行为不能不受到严厉的审判。 日期：2001年12月10日”。
　　
　　他在将这个抗议信的复印件交给黄永砯的时候，说所有的法国参展艺术家艺术家将与中方的艺术家一道在这封抗议信上签名。由此，我对这位老资格的“五月风暴”战士更是肃然起敬。
　　
　　这样，原来我们上午要和黄永砯一起到现场去看他的那个未完成的作品的计划，因为他急于要找人将这封抗议信翻译出来而取消。大家都因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由达尼尔·布伦本着一个艺术家的良知站出来说话而极受鼓舞，因为据说达尼尔·布伦在法国的具有独立精神的左派知识界很有影响。而且，这件事情可以作为一个契机，在“911”事件之后，在被一种声音淹没了的法国知识界引发一些讨论。
　　
　　大家觉得费大为可以把这封信翻译出来，而老费觉得责任重大，怕不能够完全将原信的准确意思说明清楚，所以为了慎重起见，建议还是要找一个专业翻译来笔译。
　　
　　在中午的饭桌上，大家一起讨论着如果响应布伦的举动而群情激奋。因为下午是展览的新闻发布会，所以大家又为什么时候将这封信公开而有一番争论。出席下午新闻发布会的有何香凝美术馆的副馆长乐正维、馆长助理栾倩以及中法双方的策划人和所有的参展艺术家。黄永砯在事先被通知最好不要出席，而他表示自己也并不想出席这个对他来说是非常尴尬的“发布会”。
　　
　　在乐正维副馆长简短的发言之后，法方策划人阮戈琳贝在她的开场白中竟毫不掩饰的撒谎说黄永砯的作品是因为作品本身有问题，自己主动要求退出这个展览的。而黄专则清楚的表明了他对于这个展览法方策划人的失望。在他的发言中，几次表示了与阮戈琳贝女士“沟通的困难”。其实这也难怪，作为法国文化部的Z/F官员的阮戈琳贝女士怎么会体会到黄专处心积虑的要在这个展览中达到他的“三层目的”的苦衷呢？特别是“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发达国家而言，这种移植更多地意味着‘先进文明’的输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移植则更多地体现主体身份的丧失和对一种普世价值的屈从”的观点，我想阮戈琳贝女士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的。这是不是对这种所谓“文化交流”的一个反讽。
　　
　　在随后的媒体记者提问中，阮戈琳贝又熟练地运用外交辞令来搪塞记者所关心的有关黄永砯作品的问题。
　　
　　在晚饭后，大家与黄永砯又聚在一起是时候，黄永砯得知阮戈琳贝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关于他主动退出展览的说法，非常气愤。同时又得知，经过法方有关人员的活动，布伦通知黄永砯，
　　
　　他要对上午由他起草的抗议信进行修改，虽然原信的大部分没有改动，但是，其中关键的一句话：“而且这一剔除的起因是法国外交事务部”被置换成：“无论这种禁止的责任人和起因是什么”。这样，这封简短的抗议信的所指对象就变得模糊不清了，似乎使人会理解成黄永砯是迫于中国文化部门的压力而退出了这个展览。至此我才想起在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布伦曾一直在低头在一张纸上涂画着，原来就是干这个勾当。布伦呀布伦，你真是空让我将一个想象中的“法兰西精神” 依托在你的身上了！
　　
　　这样，因为布伦临时修改了那封抗议信，而使事情的进展又急转直下。大家的情绪又陷入了低迷的状态之中。但是，黄永砯说他一定要在11日上午的研讨会上，将这件事的缘由讲清楚，不要让不了解情况的人对这件事有误解。
　　
　　隔天的研讨会原定是在上午9点举行，可其他的人都来了之后，惟独法方的策划人和另外两位法国艺术家没有到场，会议不得不延迟。在所有的人都整整等了他们半个多小时之后，阮戈琳贝女士才姗姗来迟。黄专坚持要她道歉，不知道翻译有没有将这句话翻译给她听，而她只是简单的解释说到现场去看一位法国艺术家的作品安装情况去了。
　　
　　会议就在不甚友好的气氛下开始了，也可能是阮戈琳贝对在场的中方人员还会就黄永砯的问题提出讨论有所防备，因此，她竟顾不上要与黄专做一番礼节上的谦让，首先就抢过话头，说今天上午的讨论将只讨论“艺术的公共性”问题，如果要讨论其它问题，他们将集体退出讨论。
　　
　　接着，法方人员就象事先商量好了一样，从达尼尔·布伦开始，先后表态。布伦的表态是，他对于这件事背后的真实情况不是十分了解，也没有兴趣了解，艺术家只关心作品本身的问题。与他前一天的在抗议信中表明的态度迥异。
　　
　　而黄专在开场白中希望能就“艺术的公共性”这个话题，再讨论一下艺术与相关的各种公共权利、义务及法律关系。言下之意，黄永砯事件就这层意义来说，也是符合今天的议题的。
　　
　　但是，法国人显然不想采纳他的意见。在接下来黄永砯试图要陈述他的作品被“清除”的经过的时候，两次被法方的人员所打断。黄永砯刚刚讲了两句话，还未待翻译，阮戈琳贝就将他的话打断，说我们今天要讨论实验的公共性问题，不想讨论别的什么东西。她还举例说，象法国的什么地方的艺术家，他们将自己的作品设计到当地的地铁车票上，这就是具有“公共性”的艺术。接下来黄永砯的发言又被另一位法国艺术家巴特克·普瓦赫打断，他甚至不屑地说黄永砯的问题不过是只配到啤酒桌上讨论的话题。他的话音刚落，他的妻子安娜·普瓦赫就转身退席。
　　
　　这时候有一些冷场。此时因为我在想怎么给蛮横的法国人一个回击，所以对当时邱志杰等人的发言没有什么印象，事后《凤凰周刊》的蒋志有一篇文章对这一经过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但是蒋志说“关于这次事件的争论双方，除黄本人外，中法阵营界线分明，会议气氛紧张”。以我在现场来看，黄专比别人更冲动，可能是他的积压了太长时间的情绪需要有一个爆发的出口。
　　
　　此后，在我退席之后（我想以此来向傲慢的法国人说明，如果他们不知道尊重别人，那么没有会愿意和他们一起来讨论什么破“艺术”的问题），我对与后来讨论的情况不太清楚，只知道广州的徐坦在我之后也愤然推出会场。如果当时在现场的那一位有比较详细的记录，请提供给我。
　　
　　当日下午，下午在黄永砯的房间里，《凤凰周刊》的蒋志、《三联生活周刊》的舒可文、《新潮》的邱志杰以及中国美术学院的吴美纯和我，与黄永砯一起做了一个访谈。 黄永砯再次表明了他的态度。
　　
　　12日下午是开幕式。此前又有很多人从各个地方赶到深圳参加这个展览的开幕式。在何香凝美术馆的门前等候开幕仪式的期间，大家都三三两两地在聊天，又在一个圈子里的聚会。从北京赶过来的英文版的中国艺术网的主管罗伯特也在这些人的里头，因为他在美国人，我就问他怎么看黄永砯作品的。罗伯特说他很喜欢这个作品，但是他不能代表其他的美国人的观点，他不知道其他美国人是怎么来看这个作品的。这真是一个不会引起任何麻烦的回答。
　　
　　开幕式是与其它的官方活动一样的隆重而乏味，仪式开始之前，突然晕到一位在现场值班的保安倒为整个气氛添加了一些戏剧性的色彩。在开幕式随后，来宾和一干看热闹的人群又熙熙攘攘地奔走观看 散落在偌大的华侨城生态广场四周各处的艺术品。
　　
　　期间我与黄永砯又在一个空旷的广场上相遇，黄指着声身后的广场说，这就是原先给他放作品的地方。而他又刚刚与华侨城的老总任克雷商量了作品的最终的摆放之地。看着黄永砯样子，心中有一些说不清的感觉。但转念一想，黄永砯的作品其实是完成了呀，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包括我们，都是在帮他完成作品。这时黄专也走过来，他们的意见还是争取要把作品放到原来的地方。布伦独自一个人在他的作品旁游走，黄专问我要不要和他做一个访谈，我说不做啦，这个人的“立场”有问题。——反正他也听不懂中文。
　　
　　在晚宴上，大家又象彼此之间忘记了所有的不快，纷纷互相举杯祝酒。邱志杰一边拿着他的“敌畏鸡”在拍记录片，一边在嚷嚷：都是假的，都是假的。不知道是说给别人听还是在给他的记录片配音。
　　
　　酒酣之后，黄专又在指责法方的副策划人程昕东没有将真实的情况说出来，让人觉得他们之间好象还有什么只有他们之间明白的、不便公开的秘密。
　　
　　也有让人高兴的消息，在晚宴快结束的时候，华侨城的老总任克雷终于答应黄永砯，适当的时候，他的作品可以放在原来所定的场地上。但是，这对与黄永砯来说，是应该喜呢，还是应该悲呢？失去了开幕式上的“人场”，这个作品放到这里还有它的意义吗？
　　
　　第二天，因为老费被广州美院聘为客座教授，我又没有去过广州，于是就和他一道去广州，再过广州去成都，还要去那里赶成都双年展的“场子”。
　　
　　在去广州的路上，除了广美美术学系主任李公明之外，《南方周末》的驻京记者杨瑞春因为要去广州的《南方周末》总部述职，故此和我们一道。
　　
　　在火车上，老费再次说起了法国对于一些具体的事情也是有双重标准的，他举了2000年的里昂双年展，参展的台湾艺术家梅丁衍用珠子串起来一个巨大的台币图案，其中有蒋介石的头像，当时中国驻里昂的领事馆也提出了抗议，但法国方面以尊重艺术创作自由而拒绝了抗议的理由。后来杨在她的报道中详细的说明了这个事情。并且， 她与黄专之间还有一个访谈。

责任编辑：袁霆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