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局面得益于史学思路

不论是林杭生还是王璜生，前后两任广东美术馆的馆长在谈到治馆经验的时候，都把“学术治馆”放在首要的地位。王璜生说：“我们建馆才十年，在一些方面可能没有办法跟经营了五十年的美术馆相比，但在对美术馆功能的诠释和体现方面，广东美术馆做得比较到位，更国际化一点。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对学术有自己的判断和坚持。具有这种学术自立的能力和能量，才能保持自己独立、理性的文化立场。”

如果说广东美术馆探索了在中国如何建立起艺术博物馆这条路，那么“学术治馆”就是最重要的路标。“美术馆必须是为历史负责的美术馆，从策展、收藏到研究等等，都需要有一种史学的眼光，这一点从建馆一开始就很明确。”王璜生回忆道。他在任广东美术馆馆长之前，是业务副馆长，美术史论的学院背景为他的“以史治馆”理念提供了很好的先天条件。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术馆不能只是被动地接受展览，而应该面对美术史，主动策划展览。”

广东美术馆最初得以打开局面，可以说得益于史学的思路。“在收藏方面，当年广东的很多名家，比如‘两高一陈’的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还有关山月、廖冰兄、杨之光等一批老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或者建了专馆，或者大部分捐给了广州艺术博物院。在这样的形势底下，我们很难争取到他们的作品。”广东美术馆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１９９７年，我们打算办一个杨之光的展览。当时就和杨之光提出，能不能把他与主题性创作相关的草图、写生稿全部给我们。因为作为美术史研究，像这样一种深入生活的主题性创作，留下来的草稿很能反映某个历史时期的特点。杨之光很认同这一点，把２００多张草稿全部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做他的展览同时也做了一本关于他的书《创作与生活》。”广东美术馆用一种学术上很有意义的方法开展收藏，打开了局面。

相似的例子有不少。当时廖冰兄的作品虽然多数已被收藏。“但我们发现他有一个时期的作品还保留着，就是香港时期的所有漫画草稿，３００多件，于是收藏了进来。今后研究廖冰兄、研究廖冰兄香港时期的创作，一定绕不开我们这批作品。”王璜生自豪地说。他认为，相对于别的艺术博物馆成批收藏几位大家作品的做法，广东美术馆的特点在于对美术史的“面”的关注，同时关注个别有代表性的作品。“比如关山月的《龙羊峡》，这件作品是他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一件作品，我们盯住了，收了进来。陈金章的《虎跃龙腾》也是类似的现象。我们非常注意‘代表性’。”

重视传统，也重视当代

王璜生认为，广东美术馆在尊重传统大家，如“二高一陈”、关山月、黎雄才、赖少其、廖冰兄的基础上，也注意到完整的广东美术史。“我们面铺得很开，注意历史关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作品，尽我们能力去收，既注意‘面’也注意‘点’，尽可能构筑一部完整的广东美术史。”

广东美术馆关注点和优势还在于对当下美术史的梳理和储存。９０年代，中国的当代艺术相当耀眼，出现了多优秀艺术家和作品。广州美术馆副馆长蒋悦告诉记者：“我们在对中国当代艺术进行整理和研究的时候，遗憾地发现，许多作品已流到国外被国外美术机构和个人所收藏，我们想要研究，反而要跋山涉水去向人家借。”

正是这种情况，刺激了广州美术馆。蒋悦说，“第一届广州三年展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搞起来的。”那届三年展的主题和目的都是围绕对９０年代艺术的回顾和重新解读。后来第二届、第三届又有了不同意义，更注重对社会问题的折射。

而广东美术馆对摄影的关注也是比较早的，９０年代初期，他们就做了一个“中国人本——纪实在现代”的摄影展，图片从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到当下，时间跨越半个世纪，纪录这个时期中国大众的生活状态。这些图片后来都作为具有“史”的意义的影像纪录而被我们收藏了下来。这以后，才有了国际摄影双年展。“所谓国际，就是要我们的视野更开阔些，我们的影像文本不仅仅要包括中国，也要包括世界。”蒋悦说。

灭鼠能手原是“野兽派”画家

最近几年，广东美术馆也开始探索如何挖掘被遮蔽的历史。一批广东画家在上世纪３０年代创作的“野兽派”、“超现实主义”作品，在被遗忘了半个多世纪以后，通过广东美术馆的努力而重见天日，这批广东画坛“失踪者”重新浮上水面让艺术界大为震惊，也成为广东美术馆史上的光辉一笔。

最早重回人们视线的是谭华牧。这位早年留学日本的画家，曾在广东画坛颇具影响。他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创作的作品介于后期“印象派”与“野兽派”之间，具有独特的稚拙风格。１９７６年谭华牧去世，之后他的作品不知所终。广东美术馆成立后，苦寻他的作品未果。找到的过程颇为戏剧化：某次王璜生在出差的火车上，遇到一位素不相识的青年，畅谈之下，青年竟是谭的学生，王璜生大喜：终于找到谭氏作品的踪迹。美术馆人员到访谭家时，谭华牧后人已经与美术无缘，作品得不到妥善保护，一些油画已经发霉，有些作品差点被丢到垃圾桶里。广东美术馆很快收藏了谭华牧的全部遗作，进行修复和保护，并于２００１年８月举办了《谭华牧：“失踪者”的踪迹》画展，在美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梁锡鸿作品的再发现，则算得上最震撼的一次。梁锡鸿与谭华牧是同时代的画家，稍晚于谭留学日本。他早年追求前卫艺术，中年被迫转型，５０岁后当了广州美术学院的教具科科员，甚至赢得过“海珠区灭鼠能手奖”。晚年他创作了大量风景画，甚至他的女儿都认为他只是一位风景画画家。直到去年，他曾经作为一位“野兽派”画家的历史才被重新发现。广东美术馆策展人蔡涛为了寻找梁锡鸿早年的现代派作品煞费苦心，翻查民国时期的杂志，寻找上面刊登的梁锡鸿作品，“全都是黑白的，发黄的，对于一个崇尚野兽派的画家来说，这些简直无法代表他的创作！”然而这些黯淡的出版物已经是梁锡鸿“野兽派”作品留下的唯一痕迹，也足以让今天的美术界震惊。

广东美术馆研究部李萍回忆起梁锡鸿展览开展时人们的惊讶程度说：“连广州美术学院的人也非常吃惊，他们说原来这个烧锅炉、搞教具的老头，居然在７０年前就是一个如此前卫的艺术家！”

“黄少强、谭华牧、符罗飞、梁锡鸿、赵兽、陈卓坤，这批画家的作品展出，震惊了很多人，人们完全想不到早在上世纪３０年代，广东就出现了这么一大批如此前卫的画家。”王璜生说：“林墉看到陈卓坤作品的时候大呼：'他比齐白石还精彩！'但陈卓坤在广东美术史上不被重视，都是经过努力发掘才使之得以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