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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盖里:我不是救世主,也不想去拯救什么

2010年11月18日 15:52:6

弗兰克·盖里是20世纪最著名建筑师之一,他在62岁时设计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更被誉为“未来的建筑提前降临人世”。今年7月,该作品又被《名利场》杂志评为30年来最重要的十件建筑作品之一。对此,81岁高龄的弗兰克·盖里在北京接受《外滩画报》记者专访时,轻描淡写地表示:“有人听说这个消息之后,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自己并不知情。我不是救世主,也不想去拯救什么。”

弗兰克·盖里是20世纪最著名建筑师之一

  穿着厚实的毛呢大衣,宽松的长裤,黑皮鞋一尘不染,一条大红围巾把头发映衬得更加银白。上个月,已经81岁高龄的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和冷空气一起降临北京,出席在北京三里屯Village北区举办的“弗兰克·盖里设计展”。
  在展厅一隅的沙发坐定,弗兰克·盖里将工作人员递来的黑咖啡放在转角桌上,双手轻轻搭着沙发,微笑着对记者说:“可以开始了。”
  眼前的弗兰克·盖里,是20世纪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以设计具有奇特不规则曲线造型雕塑般外观的建筑而著称。其最著名的作品——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更被建筑界人士誉为“未来的建筑提前降临人世”。
  今年7月,《名利场》杂志邀请52位建筑师选择他们心目中自1980年以来最重要的十件建筑作品。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以28票,毫无悬念地当选30年来最重要的建筑。“弗兰克·盖里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开启了一个时代,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可以超越它。”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表示。


大器晚成
  弗兰克·盖里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建筑师。他33岁创办自己的建筑事务所,60岁获得建筑界最高奖项:普利茨克建筑奖时,奠定他一生声誉的建筑还没有诞生。两年后,已经62岁的弗兰克·盖里开始着手设计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建筑:位于西班牙毕尔巴鄂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
  在美国,弗兰克·盖里被称作“另一个弗兰克”,在他之前,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弗兰克·赖特设计了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毕尔巴鄂市在筹建古根海姆博物馆时,该市有着从工业城市向艺术中心转变的雄心壮志,他们花费1亿美元,想要一个和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一样经典的建筑。
  受邀参与的弗兰克·盖里给出了建筑史上最大胆的答案:他用解构的方式,把完整的建筑做破碎处理,然后重新组合,形成破碎的空间和形态。整座建筑矗立在河边,采用了弯曲、扭曲、变形和各种材料混合拼用等手法进行建造,体积庞大,形态古怪。
  施工期间,盖里去巡视工地时,不只一次地望着婀娜多姿的建筑轮廓轻叹:“我的弧线,我的弧线,那是我画的。”在这座建筑上,盖里使用了稀有的钛金属来包覆外表,钛金属单价昂贵,但因为这种材质又薄又轻,所需的结构支撑不必太多,所以整体计算下来,反而比用其他金属板还划算。
  1997年,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落成,好评如潮。薄薄的钛金属在阳光下闪烁发光,在风中摇曳,整个建筑好像一件巨大的雕塑作品。1996年普利茨克建筑奖得主、西班牙著名建筑师拉斐尔·莫尼欧由衷地赞叹:“没有任何建筑能像这座建筑一般如同火焰在燃烧。”
  此时的盖里被来自世界各地的掌声包围着,1999年,70岁高龄的他终于获得美国建筑界的最高奖项──美国建筑师协会金奖。
  获奖后,他受微软创始人之一保罗·艾伦之邀,设计摇滚乐博物馆。这回盖里真是如鱼得水,他把博物馆的外形设计成一堆砸在地上的电吉他,灵感来自于年轻时盖里对摇滚乐手将乐器堆在车厢上,整日奔波赶场的印象。建筑表面用不同种类的金属包裹着,并涂以不同的色彩,就像一首喧嚣的摇滚乐曲。


争议与颠覆
  随着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西雅图摇滚乐博物馆的相继完工,弗兰克·盖里成了当今最受瞩目也最受争议的建筑大师。这位在美国加州住了50多年的老顽童,70年代初期的作品就已显得不按牌理出牌,而被媒体描写为“加州坏男孩”。
  盖里原来是犹太裔加拿大人,小时候住在多伦多,童年时期的一个回忆对他日后影响至深。小时候,每个星期四,盖里都会跟着祖母,到犹太市场去买鲤鱼,回家放在浴缸里。在周五祖母把鱼杀了做成鱼丸之前,盖里都会跟鱼玩上一整天,鱼的形状、摆动和漂浮的情景,都深深烙在他心中。
  18岁时,盖里随家人移民美国,先在南加州大学取得建筑学士学位,然后到哈佛的研究所修读都市计划。在传统建筑教育熏陶之下,盖里始终认为,建筑业是服务业,建筑师应该服务业主。在盖里最初十几年的建筑师生涯中,“规矩”的现代派建筑一直是他工作的主要方向。
  1964年,35岁的盖里替洛杉矶当地的一名艺术家设计住宅,因此认识了很多本土艺术家。那之后,他慢慢发现自己与艺术家更能沟通,反而与当地建筑界格格不入。
  盖里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艺术大师们交往甚密,他们对于艺术的追求促进了弗兰克·盖里风格的演进。他将铁丝网、波形板、加工粗糙的金属板等廉价材料运用到建筑上,采取拼贴、混杂、并置、错位、模糊边界等手段,挑战人们既定的建筑价值观和想象力,其作品在建筑界不断掀起轩然大波。
  很多学院派建筑师认为盖里太不严谨,在盖里设计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时,有一天下雨,一群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还特意去参观博物馆的工地,他们想这奇形怪状的设计一定会漏水,结果全工地看不到任何接雨水的水桶。
  1980年代末期之后,弗兰克·盖里更加注重追求建筑的运动感与活力。为了建构自己想要的曲线和弧度,弗兰克·盖里引用了法国航空工业造飞机的计算机软件CATIA系统,并让瑞克·史密斯等原本在航空单位工作的专业技师协助他工作。
  瑞克·史密斯初到盖里工作室时,盖里就要他到市场买一条大草鱼,给它摆好一个姿势,放到冷冻柜冻结之后,拿出来由上往下纵剖,再将实体切面的形状,放到计算机中使之数字化。
  “CATIA能够建立起捕捉物理模型设计意图的精确电脑模型,运用三维数字模型,我们能向建设者提供更精确有效的建筑方案,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和洛杉矶迪士尼音乐厅都是这样建成的。” 弗兰克·盖里建筑事务所的首席建筑师陈日荣告诉记者。


被母校误解的建筑师
  南加州大学曾经培养出两位普利茨克建筑奖得主,弗兰克·盖里便是其中一位。几年前,中国建筑师马清运被聘任为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院长。走马上任时,他首先约见了弗兰克·盖里。“我本来期待见到一位像孔夫子那样留着长胡子、白头发的中国老头,没想到是位年轻的中国建筑师来见美国白发老头。”弗兰克·盖里这样打趣。
  在那之前的20年,南加州大学对于弗兰克·盖里并不友好,校园里很多重要的建筑并没有选择由他承担,校长甚至还在公开场合批评过他所设计的洛杉矶迪士尼音乐厅。位于西班牙毕尔巴鄂市的<a href='http://www.ionly.com.cn/nbo/zhanlan/search.aspx?jg=古根海姆' target=_blank>古根海姆</a>博物馆,是奠定弗兰克·盖里一生声誉的建筑 
  “我的母校对我并不友好,这可怎么办?”
  “我可以让新任校长跟你见面,把这件事澄清一下,实际上还有很多误解。”
  “必须是校长亲自见我,我是不会去见他的。”
  弗兰克·盖里和马清运之间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
  “他认为误解应该由产生误解的人来解除,而不是由他来努力争取。当然,他也不缺任何建筑项目,他这样做是希望南加州大学认可他的价值,这也是我出任院长后做的第一个工作。”马清运告诉记者。
  最近,弗兰克·盖里接受了南加州大学名誉教授的头衔。在南加州大学的网站上,出现了他下学期将在建筑学院授课的信息。
  “弗兰克·盖里在建筑形式上贡献非常巨大,但是长期被误解被忽略。”在周榕看来,弗兰克·盖里并不擅长为自己“辩护”:“这个时代不欣赏沉默,沉默就会被埋没。像美国的一些建筑师,不靠设计而靠演讲和写书出名。弗兰克·盖里却只有作品集,没有言论集,也没有建筑专著。”
  周榕还记得10年前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看到的一幕:弗兰克·盖里刚刚结束了演讲,观众席就有人站起来大声说:“我闻到了一股恶臭,只可惜现在的人早已香臭不分了。”盖里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只是笑着做出擦汗的姿势。
  “弗兰克·盖里以造型艺术为出发点,用合理的技术以及设计手段,进行严密的控制和建造过程中的管理。很显然,他的这种形式是很多人都能想到的,但要达到大尺度的建筑成品,需要强大的技术和能力,这实际上是弗兰克·盖里作品中不为人知甚至被忽视的一点。” 马清运表示。
  几个月前,毕尔巴鄂古根海姆被票选为30年来最重要的建筑。对此,弗兰克·盖里轻描淡写地对记者说:“有人听说这个消息之后,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自己并不知情。”无论是荣耀还是攻击,弗兰克·盖里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不是救世主,也不想去拯救什么。我相信建筑的内涵,我对每一个工程都尽力而为,但我不知道世界发展的趋势,也不知道它未来的样子。”


应对经济危机
  去年80岁时,和所有人一样,弗兰克·盖里经营了47年的建筑事务所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冲击。他筹备五年的两个项目——洛杉矶的“格兰德大道”和纽约布鲁克林的“大西洋院”都被推迟,事务所不得不裁员50%。
  如今,在中东阿布扎比,古根海姆基金会又在筹建另一座古根海姆博物馆,他们再次向弗兰克·盖里发出了邀请。“最初我不愿意做这个项目。因为它太遥远了,是一种新的文化,我年龄太大,难以弄懂它。但这项工作可能帮助我度过经济危机。”在与建筑评论家克里斯多佛·霍索恩的一次谈话中,弗兰克·盖里曾经这样说。
  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这不是他事业的低谷:“因为经济危机而停工的两项都是商业工程,我们在中东却有新的进展,这两个方面可以相互抵消。现在的办公室确实比以前小一些,不过我工作得更有效率。”
  这不是弗兰克·盖里第一次来到北京。早在六七年前,他就曾造访此地。如今,66岁的雷姆·库哈斯建造的CCTV大楼矗立在北京核心区;60岁的赫尔佐格与德·穆龙参与的“鸟巢”已完成了奥运场馆的使命;72岁的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早已投入使用,而耄耋之年的弗兰克·盖里并没有留下任何印记。
  “我很乐意到中国内地来工作,”弗兰克·盖里告诉记者:“你如果认识想让我建房子的人,告诉他来找我。不过要快些,我已经老了。”说完,他爽朗地大笑,露出洁白而健康的牙齿。
  弗兰克·盖里在亚洲的作品并不多。在香港,盖里接下了太古地产位于司徒拔道53号的项目,这是他在亚洲的首个住宅项目。在此之前,盖里在亚洲的唯一一个作品是日本神户的“鱼跃餐厅”。
  在北京三里屯Village北区,“弗兰克·盖里设计展”将一直延续到12月末。

 

B=《外滩画报》


F=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


“我确实不是一名靠演讲出名的艺术家”
  B:你第一次到北京是什么时候?这次来北京你感受如何?
  F:我第一次来北京是六七年前。这是我第四次来北京。跟那时相比,北京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一座古城迅速地转变为一座现代都市。奥运会的举办、林立的高楼都令人兴奋不已,事实上北京的发展还远不止如此,十年间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向全世界展示了城市化的进程。确实,北京有一些建筑深得我心,像CCTV大楼,我相信它在国际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我很乐意到中国内地来工作。弗兰克·盖里作品:美国沃尔特·迪斯尼音乐厅
  B:如果在北京开展项目,你的设计会与以往有什么不同?
  F:如果真的实施,我确信一定会大有不同,但我现在无法预测。
  B:你提到了北京从一个古城到现代都市的转变,你怎么看待中国的古建筑与现代建筑?
  F:与世界各地的古代建筑一样,中国的旧式建筑能激发灵感、带来思考。在我看来,中国的现代建筑大多出于商业目的,以建筑艺术为重的还是比较少的,这也是全球建筑的一种共同趋势。当然从绝对数量上说,中国新建筑非常多,发展也很快,但在建筑艺术方面我就很难做评价了。
  比较有意思的是,现在建筑师可以表达自己的建筑观点和灵感,这是我很高兴看到的一个现象。在一个自由表达的时代,建筑师有机会和潜能去创造更美好的建筑物,比如CCTV大楼,我觉得这具备积极的意义。
  B:你在世界各地留下的优秀建筑不胜枚举,你个人最喜欢的是哪一座?
  F: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就像问父母哪一个是他最喜欢的孩子一样。
  B:在你的同行中,你最认可的建筑师是谁?
  F:上帝。
  B:我听说你甚至都不会启动电脑,你是怎样使用电脑辅助设计的?
  F:这个问题可以写本书了,我决定利用电脑技术,是因为在构建精确外观时遇到障碍。我发现电脑能使我精确到我所希望的效果,让我更好地掌控工作进程,使我从最初设计到最终竣工的过程中都保持思路清晰和工作效率。
  当我发现我能用可接受的预算达到梦寐以求的效果时,我很兴奋。同时,我发现还能够通过减少浪费来控制进度。现在,我们能通过电脑来减少浪费,把这些资源用在提高建筑质量上,使其更人性化、更易于接受。这是我的目标,电脑帮了我很多。我本人连启动电脑都不会,但我们与相关技术公司合作。
  B:人们对你的建筑褒贬不一,而你对自己的建筑或者建筑艺术本身的阐释却不多?
  F:我只是完成本职工作。对我而言,建筑师这个职业简单而庄严,并不是仅仅为了谋求自我发展,我的作品能说明一切。不过,如果别人谈论我的作品,我也会很高兴。在设计过程中,我攻克建筑本身的难题,并尽力去协调包括周边环境等相关问题。我尊重我的客户,遵守他们的预算和制定的计划。
  我确实不是一名靠演讲出名的艺术家,但我也经常对生活进行反思,有时也会听音乐、看书,只是我有自己表达观点的方式。
  B:你的设计灵感来自哪里?
  F:我认为建筑师归根结底是服务型的工作,地产公司雇佣我做设计,我们会根据这个项目去探索各种机会,做出各种选择,我们同样与客户保持持续互动,分析他们的业务需求以及对相关市场的把握。
  至于创新灵感,一方面来自我个人的探索心与好奇心,另一方面是不断去响应客户的需求,包括预算的要求、市场的把握,我很难简单界定灵感的来源,我认为它是在设计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主要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拥抱所有机会,同时在与客户互动中进行寻找。
  B:在《名利场》评选出的过去30年最伟大的建筑中,你设计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名列榜首。有人说你改变了建筑界,你怎么看?
  F:我不是救世主,也不想去拯救什么。就像我先前所说,我确实受过良好教育,对世界有自己的感知,这源于我早年在加拿大和法国的生活经历,以及大学后在南加州度过的时光。
  在我年轻时候,确实有过改变整座城市面貌的雄心壮志,不过官僚主义盛行的现实打破了我的梦想。实际上,每一位设计师都会对一座城市有全局的构想,但他真正设计的往往只是一两座建筑。社会在变,人要保持与时俱进,快速地与身处的时代、政治环境、共同价值观相适应,所以,比起整个世界的林林总总,我们有时做的事是很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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