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过三巡，一个家伙说：“我知道爵士乐是好东西——之所以不去听，是因为怕它会令我失去力量。”我想，这话和耷拉在床上、抱怨那个幽怨在床上的女人“令他失去了力量”的家伙一样不讲道理。又有什么道理？老兄——不如上下求索、自腌黄瓜，去追求、去欣赏、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耷拉着的快乐吧。

　　我们总在判断事情——我们总在暗自思忖：真理和姑娘一样需要被苦缠、被欺骗、被欲擒故纵；我们总在暗自臆测：总有那么一刻，真理会像那个湿润的窟窿般缓缓张开。像活生生的诗人，当他终于见到活生生的缪斯，没有奉上鲜花、也没有抠出灵魂——他扑上去，掏出了三角板、内窥镜和PH试纸。

　　他一早就打定了主意。

　　判断源自比较，比较这一床的鸡零狗碎吧。首先，任何一件事物都属于某一类事物，如果这件事物并非清晰，人至少会先清晰地将它归之于某类事物，再根据一早对这类事物作出的清晰认定来清晰地判断它。这个被滥用的逻辑程序是否合理？例如——重金属需要长发、朋克需要穿孔、爵士乐需要村上春树般没有力量的耷拉——根据这些来判断：这个自称喜欢音乐的人。

　　把时钟调到刚开始的地方，我们都是前进中的猴子，任何事物都不清晰，任何事物都没有被归类，于是，一颗果实、一次躲避、一盏发情的红屁股，却都是那样真实；于是，去相信一个一边举例一边剖析一边掘地三尺、为了显得诚实瞪出了血丝绷出了青筋的家伙，不如去相信醉鬼、去相信没有断奶的人、去相信疯子和狗。

　　判断的终极指标是自我判断，一个人对任何事物作判断要过的最后一关正是这把尺子。这种判断比碑刻的文字还要顽固凶狠、比律法的条文还要细致准确；却同时难以口述、无法笔记，就算被残酷地催眠或醺醺地飞起，常常见到的却是另一个优雅着信口雌黄的人。当你企图交谈的时候，总是会遇到急着岔开话题的人。那些总是对着空气疯狂说话的家伙，在没有人的时候，却沉默得如死掉的石头。

　　你比你想象中更为彻底地了解自己。那些埋怨“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的人是因为他们无法在现实中实现自己想的“什么”；那些真正“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的人有福了，如大悟的慧能幸福地忘记了菩提和镜，忘记了一切。惟独要记住的是呼号的、扭窜的、口吐白沫的自己——自宫或切腹的英雄啊，买根细绳，提住你看到的秘密，咱们喝酒去。

　　奇怪，我为什么就不能喜欢阿部薰呢？奇怪，为什么我就不能喜欢Twins呢？我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只有我杀死我，兄弟，才不算犯罪哩。因为我，绳子才是绳子，因为我，刀子才是刀子，因为我，因为我。

　　接着，判断别人这件事——因为心虚，成为欲望。因为别人做的一切事，我都可以做到，我可以比A片明星或John Coltrane更为熟练、灵气逼人、体液四溢地吹管子——我什么都有，我怎么不可以？当答案像现实那样纯粹地摆在面前时，当我必须去反驳自己时，让一切都抹上法克油、法克油、新时代的法克油吧。

　　拥有幸福家庭和不幸福的二奶的拉康认为自己长了四只眼睛，另一双总在背后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这是一双有道德、有节制、聪慧、坚强、1.5的眼睛，它们帮助他完成S，并完成M。因为这双眼睛，John Lennon去隐居了；因为这双眼睛，Miles Davis哭着搂住将他反锁在阁楼戒毒的父亲；因为这双眼睛，Bud Powell和张爱玲一样把自己饿死在单人床上；因为这双眼睛，被从绞套上解下的Ian Cutis被阂住的眼睛竟又张开。

　　似乎，无论在自己或在别人面前，我都是第三人称，都是砌起地狱的家伙。生活真的有这样可怕吗？我明白，如果我这样想的话生活会更可怕些，如果我不这样想的话，我会舒服地去享受这也许可怕的生活，甚至，它不会再这样可怕。

　　请照照镜子，亲爱的人，你丑陋的、平凡的、美丽的脸没有露出白生生的颊骨，没有灰色的或红色的眼神，没有一尺的犬牙，舌头，也没有从镜子里伸出来，舔你。不如，把你想成是最孤独的人，最孤独的事物，孤独得孤零零的，孤零零的什么都没有，没有床和音乐，没有爱你和厌恶你的人，没有月亮也没有感动你的诗歌，没有马上要做和曾经做过的事，没有回忆，亲爱的人，也没有憧憬。

　　不如，把今天的主题唤醒，把你需要去、不得不去判断的事物同自己一样视为最孤独的，孤零零的除了它之外什么都没有——然后，你去寻找形容词，如果找到的话，你可以把这孤零零的玩意看作是最美的，或，看作是最丑的——尽管，丑和美都没了意义，像丧失了道德感的流浪汉、从垃圾筒里捡出块丧失了道德感的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