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Pierre Favre和杨静，似乎刚High起来就退场了，端正坐着的观众们连一次安可的机会都不给。

    唉。没什么好说的。我为第一届上海爵士周写的文字，放在下面。对这次来讲，下面讲的是一个意思。

首届上海爵士周有感

    或嘘，或睡，或干脆皱眉离场，这届爵士周使部分上海人民看起来似没受好礼节教育，特别以5月2日开幕演出中Sidsel Endresen的下半场为甚，她如史前怪鸟的顿挫鸣叫令不少人的听觉精神失常。

    这个事如果发生在北京或者广州，那就没有道理由此来置疑整座城市的审美修养，但上海不同。虽然上海的爵士乐史随着帝国主义夹着尾巴的逃掉被腰斩，但怀旧的惯性使得某种诡异的、梦淫旧情人般的爵士乐情趣成为这个城失掉防伪标识的传统。百乐门依旧千娇百媚地依在洋场21世纪的霓虹里，被射灯打亮的外滩欧式楼房声声呻吟地招魂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奏响于租界里的乱世摇摆。

    摇摆乐，至少从说“爵士乐是美国黑人种族权利革命软而不钝的匕首”这个层面来讲，是爵士乐历史上最不堪的一段流派。黑人们在不允许他们吃饭与居住的酒店里一脸兴高采烈地为白种富人们伴舞助兴，这样的场面，在上海，先被拷贝于70年前，再被戏拟于今天。

    结果是，在上海，爵士乐不得成为一种音乐的操作方式或艺术体现，而是一种被凌空嫁接的俗世情趣或生活方式，最好的例子是新天地惟一一处爵士乐酒吧的名字CJW，Jazz并非被要挟，而是腆出一副可收钱谋生的嘴脸与两侧的Cigar和Wine纵情3P。

    有趣，当一座国际都会兴致盎然地操办完“代表当前世界最高水准”的爵士乐盛会后，这都会中的众生却开始兴味索然地寻思爵士乐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当某种从操作与风格上定义的音乐形式变得风靡并被纳入商业体系之后，它不得不面对两件事：一是被大众的耳朵捏造变异；二是被文人的脑子形而上之。当然，总有背对世界的艺术家们为这音乐的脊骨裹上石膏。

    作为亚文化的第一标本，上世纪初乍然红翻美国的爵士乐并不是顺应、而是开辟出上述情形。与摇滚乐、民谣或电子乐的命运一般，它在市场化的麻痹与反省间挣扎沉浮，然后一半淀作沉积岩、一般浮为过天云——它最庸俗的部分苟延残喘于这无伦盛世里；它最出世之处仍不卑不亢地在人类精神世界的心脏中脉动。

    而这届爵士周，爵士乐这对立的——亦或上完全处于两种维度空间内绝无关联的两面却狭路相逢——尽管双方刀戈未见，且皆全身而退。

    爵士乐一定不是某种须修炼才可得的精神指标，甚至也不是一种审美要求。在距其盛世超过半世纪的今天，爵士乐更应该被看作一项形随意散的音乐操作模式——像John Zorn一样融合；像Keith Jarrett一样即兴；像Evan Parker一样错乱——所谓大者无为，然后无所不为。尽管还有小野丽莎和Norah Jones在向盛尸体的冷炖锅里拼命撒鸡精，尽管他们的唱片就算在上海也卖得不错，但他们绝不是叶芝那种“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的人，他们是可鄙的怀旧者——为更为可鄙的追忆审美者上演《木乃伊归来》的恐怖片。

    城中，怀旧的人穿上保守者的兜头黑雨衣，打扮成摄魂怪的模样，横行在霓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