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雄甘地说：“假如他们不是由于我们这些贫穷、无知的父母而被败坏的话，我们的孩子将会是完全无辜的”——这世界上有比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更纯洁的人吗？是什么人让他在成年后变得虚伪、残忍、空虚、委琐、麻木、庸俗不堪？那些义正辞严、浩然正气的父母责打孽子甚至对之绝望时，你们更应该责打与绝望的却应是这个社会，并要明白在儿女面前你们正是这社会最大的代表物——更因为父母是这个世界在孩子面前最初的，并是全部的替代物，于是，孩子对社会的、对传统的、对体制的反叛也将从父母身边开始。

    如果说这人间是一个大监狱，那么家庭就是这监狱每一个小的牢房或行刑室。

    在对抗性的社会中，两代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竞争关系，而支持这种关系的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在传统道德与经济社会之下拥有至高权力的一方自然属于父母，而随着子女的成长，特别在婚姻与经济独立之后这种权力关系会出现平衡甚至逆转。而也会有反常的特例，在父权扩张到极限/子女的权力被抑止到极限时，我们就会屡屡地听闻到奥底浦斯和哪吒的故事，即“弑父”。这种对父权反叛的最高形式一般没有什么过渡，而是从极端的顺从直接一步跨到极端的杀戮。所有过于自私的父母与过于温顺的儿女，切不要忽视这一警告。

    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弑父杀子代表了人性的丧失的话，那么子女对父母的雌伏卑下或言听计从和父母对子女从生活到心理上的极端铁腕控制同样是丧失人性。萨特是一个精神弑父者，他对自己父亲的评价是“幸运的是他死得很早”，他接着说：“单单是死还不够，还必须及时地死”，他的结论是“创造孩子，是杰出的；而拥有孩子，却是怎样的罪过啊！”萨特对两代关系的分析中反复强调了上代对下代的罪过不但体现在独裁，更体现在所谓“溺爱”中，因为两者都是暗藏着“父母将儿女看作是自己的专利产品”这个内核。萨特这样描述他的祖父——“我的祖父以令他的儿子们作呕为乐。这个可怕的父亲靠玩弄儿子消磨时光……如果没有孩子，他就选择一条恶狗。”父母们都希望儿女拥有狗一样的忠诚，以至于一个老人会抚摩着他的狗伤心地说：“我若死去，我知道你是决意不愿再活下去的，而我那不孝的儿子，他却一定会活下去。”

    可能，儿女们在父母们死后继续活下去这个事实就是下一代对上一代最自然地反叛——这种反叛是必须的，正如生物学中的进化论，年轻的总要比老的高级一些、进步一些，这是铁的规律。然而，这种“从老子身上开刀的革命”却决非是指“讨嫖钱以至相骂，要赌本以至相打”之类混帐，也不是离家出走或不吃饭、不说话这样幼稚。对父母的反叛终究与对暴政的革命不同，其终极目的是为了让儿女在物质和精神上比父母更富足，其手段是儿女对自我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不妥协、不合作的严格恪守，其基础即是家庭的底线——即“可信赖的，稳定的”与“温暖的，由爱所支撑的”。

    令人羞耻的是现在有几个家庭可以守住这条底线呢？

    首先，中国自古的文化中就反复强调所谓的“忠孝不能两全而忠大于孝”，“先有国而后有家”等等深入民心的吃人道德，商鞅变法中有“强制分家”和“鼓励告亲”，“皇居上而其它一切居下”，古时有母自杀而免儿为国捐躯的后顾之忧，文革中儿子为了表示自己对统治者的“忠心”而批斗甚至虐杀父母，当今我们仍能听到《说句心里话》这样将国和家明显分出高下尊卑的歌曲，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与最尖端的自私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中壮大、深入并孳生到家庭这一本是以“爱”为根本的社会范畴中去。

    另外，在大多西方传统以至自然生物界中都是“幼本位”的，即上代在下代面前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象大马哈鱼为了生育力尽而亡那样，这种传统实质上是对“将来”而非“过去”的置重，具备了发展的、进化的、乐观的前瞻性；而中国自古都是逆天行事的“长本位”，对“孝”的极致宣扬和夸张，要求下代对上代的绝对服从和付出，它自然在前者的反面而具备了落后的、退化的、悲观的后视性，其结果就会自下而上地让人们去保存、尊重并恪守旧的东西而去蔑视、怀疑并批判新的东西，这个民族怎么可能进步？？

    所谓家庭精神，即要求家庭成员之间的持久的虔诚，其实质仍然是下代对上代的服从；家庭意志即是父母意志，而家庭意志一般总是违背儿女意志的——而当儿女顺应了自己的意志，譬如与一个自己爱而父母不爱的人私奔，就会背上“有辱家门”的罪名；而顺应了家庭意志，譬如与一个父母安排的陌生人结婚，则会戴上“荣耀门庭”的冠冕。所以说，特别是中国的儿女，在家庭里必须在尊重父母和尊重自己的前提下拥有适当的“利己主义”态度，这种最恰当的反叛行为会有效地避开有害的家庭规则，找到自己的路。

    总之，两代之间的关系实在过于复杂，话题扯开去会大到无边。现在我尝试着做出一个结论——那仅是老生常谈的一个“爱”字。父母于儿女不要再说“恩”，儿女在父母不要再说“孝”，而是“爱”，必须的是：这爱要建立在相互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而这尊重的可行性又产生于彼此的理解和容忍体谅，彼此之间诚恳对话的欲望。

    而事实上，正如大家在谈论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浩劫时总在说文革，却很少清算死人更多、罪恶更大、对人权和经济更深践踏的大跃进，就是因为文革的直接受害者是知识分子，这些人平反后该做官的还做官，该掌权的还掌权，他们有大把伸冤和发牢骚的场所机会；而大跃进的遭殃者是农民，他们拿锄头的手历来没有握笔的特权，嘴的笨拙与以奴为本的痼疾甚至剥去了他们复仇的兴趣——当我们讨论两代人的冲突时大多强调的是青年的疏远，而往往忽略了年长者的疏远，只因为这些讨论者全是年长之辈，而青少年很难在这“成年人的天下”找到一个斥责长辈坏处的方寸之所，这种不公平自会导致“逆子”这样的概念，却不会产生“逆父”这样的词汇。

    父母们最喜欢说的另一句话就是：“我这样做全都是为了你好，我可能害你吗？”如果你不了解你的儿女，你怎么可以武断地断言你的“好”就是他的“好”？如果你的“好”恰恰是他的“坏”呢？那你不正是在害他吗？这正是完全的自私，比起美国对中国软硬不吃的“内政干涉”来这种干涉更为粗暴。其内含的仍是那个本文已一再强调的本源：人对人的不尊重。

    因此说，两代平等沟通最大的障碍不在儿子，而在老子。而下代去改变、影响上代的价值观几乎是不可能的——横看纵观整个人类的历史与现状——这世界真正死硬的东西是什么？不是钻石，也不是所谓的“地下朋克精神”，而是成年人的价值观，因为它所暗征的是整个传统与现世的根深蒂固、死不悔改价值观。而这类死硬兼死臭之物，青年如果无法将其改变，那就干脆将其推翻。

    一定要让遗传这件事只属于身体而属于精神上——对于上代的“精神遗传”下代时时要拿出对待敌人般严厉直至残酷的批判精神，这世界，没有比保持个人精神的尊严与完整更重要的事了——生命的意义在於个性的解放，在於完成他自己。儿子终究会做父亲，女儿终究会做母亲，现在要做的就是先解放了自己，然后在将来解放了自己的儿女，那已是大幸之致了。

    “家庭”是“社会”的镜子和刃口。如果说每一个个人问题都是家庭问题的徽征、延伸和变异，那么每一个家庭问题都是社会问题的徽征、延伸和变异。如果说对家庭问题的处理方法是“从自己做起”，那只是治标的办法，而对社会的改良才是根本和终极。只有在一个物质繁荣、精神丰足、平等而法制的民主社会中，我们的家才会恢复它本应的温暖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