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夜24：03，也就是后天凌晨0：03，《云的南方》在“MOTO探索影厅”分上下部分放。这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个事似乎证明了它不再会在国内院线公映了。自这部电影在前年上海电影节公映过一次后，一直在寻找公映机会，为此删了一些镜头是自然不过的事，那么我们将在电视上看到的，也一定不会是完整版。

    《云的南方》由朱文编剧/导演，田壮壮监制，李雪健和金子主演，电影配乐则全部由左小祖咒完成，盛中国拉的小提琴，其中主题歌《泸沽湖情歌》我认为是祖咒一切歌曲中跑调跑得最为张扬的一首。

    这个电影也是前年柏林电影节惟一获奖的中国影片（亚洲电影促进网络）。

    道听途说，看过朱文第一部导演作品《海鲜》的人不超过100个，除了威尼斯影节上的那场公映，其余看到这部电影的人都是去他家看的录像，因为朱文版权意识导致，所以现在神通广大的DVD市场上见不到他的片子。而现在《云的南方》却要在央视“公映”了。

    管它的，看吧。

    下文是我曾编辑的第六代导演专访中的一则，我请李红旗和朱文的一次聊天，前者有诗人、小说家和导演三种身份，他拍的《好多大米》去年获洛迦诺电影节奖，左小祖咒曾在里面客串演出——现在祖咒也要拍电影了，拍吧！

    和别人做比较只会滋生我的骄傲

    朱文专访

    李红旗/文

    《海鲜》暴戾、乖张，体现了朱文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我们生活的世界，只不过是世界的赝品，而我们自己正是这个赝品的制造者，正如片中某妓女费尽心思从自己生殖器中找出来的伪钞。《云的南方》体贴、谦逊，朱文在表现宽容——不仅宽容别人和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要宽容自己，才能够从这个赝品世界中得到救赎。技术上，《云的南方》最值得一提的是摄影。内地导演拍的电影往往充满抱怨，将环境表现得像是一个不值得人去活的地方；《云的南方》里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美得不像话。

    文学奇迹和电影奇迹不同

    李红旗（以下简称李）：作为作家，你小说的销量一直不太理想，如果你是一个商业上很成功的作家，是不是就不会选择去拍电影了？

    朱文（以下简称朱）：我写作的那些年从来没有重视过销量，是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作为作家，我记得我作品的发表、出版一直是磕磕绊绊，也从没有一个出版社花力气去推广我的书，我自己更是乐得不烦神。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小说的传播还是可以的。关于你的假设——写作那么多年我肯定会厌倦的，会开始做一件新的事情。我想畅销不会改变我，就像那么多年不畅销也没有改变我一样。

    李：从作家到导演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朱：以前我写的小说主角要么是“我”，要么是“小丁”，“小丁”其实也还是“我”，只不过换了个称谓。写来写去，都是写自己。拍电影不一样了，目光更多地投向别人，觉得自己不那么重要了。

    李：那现在对生活和对人的要求是不是会因为做电影而变得更宽容？

    朱：从另外一个思路来讲可能更准确，我说过拍电影是我的人生实践，以前写作那么多年把自己变得过于独立了，这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拍电影可以鼓励你不要太迁就自己的个性，不要那么脆弱、敏感，从这些意义上讲我说“拍电影是我的人生实践”就变得有声有色了。一定是有点变化了，不知道是不是更宽容了。

    李：在你还是一个作家的时候，可以非常独立地工作，将自己的才华充分展示出来，拍电影需要与很多人合作才能把一个故事讲出来，与写作相比较会不会觉得多了许多障碍？

    朱：二者的外在方式不一样，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工作方式。是一个人，还是很多人其实不是问题。两种创作的核心部分是一样的，适应了习惯了就不会觉得是障碍。

    李：你小说里最吸引人的是那些你称之为“写飞了”的部分，可以说完全“不由自主”，进入自由王国，你的这种才能在拍摄电影的时候好像很难有施展的机会？

    朱：自由是一种能力。你具有了这种能力就能创造奇迹。我会施展的，只是文学的奇迹和电影的奇迹是不一样的。

    面对当前中国的现实

    李：拍《海鲜》和拍《云的南方》时，你的想法有什么不同？

    朱：拍《海鲜》，从某种角度对我而言是必须的，必须要拍这样一部电影来表达我对身处现实的基本态度，它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作品，它的表达比较直接。而《云的南方》的表达方式是内敛的，其实《云的南方》更接近我的天性，更接近我性格中温和、温情的部分，我希望自己性格中更多一些温情——温情，但是不要暧昧，不干不净不清不楚的东西我受不了。温情是一种态度。《云的南方》和《海鲜》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面对当前中国的现实，对现实发言。

    李：能不能给自己已经完成的两部影片打一下分？

    朱：都及格吧，就当时的条件做那样说得过去。我的电影梦刚开始。我不愿意去跟别人去做横向的比较，我以前写作的时候曾经说过，和别人做比较只会滋生我的骄傲。骄傲不是一个好的状态，妨碍你更高的追求。

    李：成功地拍完两部电影之后，是不是觉得在技术上已经很熟练了？

    朱：技术是一个永远在实践的过程。熟悉技术是一个优势，也是一个劣势，从这个意义来讲，我在熟悉它的同时也不让自己过于熟悉。我有这个意识。

    李：你在一个访谈里面曾经说过，不对社会产生作用的电影不会去拍……

    朱：大概意思是这样。不只是电影，所有作品都是这样，一个作品跟它所深陷其中的社会或者说环境应该有一种紧密的、互动的关系。如果你的作品跟你所处的现实不发生关系，我觉得没有意义。

    地上的花朵，地下的根

    李：与在南京写作的时候比较，你觉得目前的生活是有趣了还是相反？

    朱：很难比较，人就像流水一样。无所谓南京生活，或者北京生活。我想最大的区别就是那时候二十多岁，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处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无聊也好，有趣也好，都不能一言以蔽之。

    李：但你对生活的趣味性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我记得《海鲜》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奖后你从威尼斯回来很感慨地说电影这种游戏一点都不好玩了。

    朱：不知道你这个“趣味性”说的是个啥，我说过，对，我想是针对这个游戏的某方面而言的。“电影”本身不会，好玩得很。

    李：虽然你不喜欢做笼统的计划，但是现在还是需要问一个别人会关心的问题，你对自己的下一部电影有没有大致的构想？

    朱：没有。我希望我的每一部电影都是独立的，不可取代的。

    李：是不是现在有好几个可以选择的故事？

    朱：也没有，故事是永远有，比如一、二、三，但是往往我会选择四。

    李：下一部电影准备通过审查还是重新回到地下？

    朱：就我现在的认识，我觉得还是应该拍地上的。

    李：是不是觉得没有必要再去做一部地下电影？

    朱：不是必要不必要的问题。我说过“地上的花朵，地下的根”，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地下是一种精神而不是形式，电影能够合法地流通，让中国人看到，这一点很重要。

    李：在条件合适的时候，你会不会拍一部特别商业化的电影？

    朱：有可能啊。电影本来就是商业嘛，但是我自己觉得特别商业化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可能一点也不商业，结果妈的又拍了个艺术片。

    艺术本身可能就是艺术家的宗教

    李：你好像一直以来对宗教就比较感兴趣，这对你的工作有影响吗？

    朱：我不是任何宗教的皈依者，宗教所关心的是人的终极关怀和灵魂归宿问题，这也是我一直关心的，所以我会去读宗教方面的书、去进行体验，这和一个艺术家的创作是并行不悖的。尽管我不认同艺术创作是寻求真理的一种方式，但它的努力从某种角度来说应该和宗教的努力是一致的。艺术本身可能就是艺术家的宗教。不管哪个门类的艺术家，他的创作活动就是他认识世界的手段，就是他的功课。

    李：以前，你总被人称做是描写欲望的作家，特别是对“性”不厌其烦的描述使作品显得很醒目。

    朱：性的欲望在所有欲望当中比较单纯，也比较好对付一些。人不可能无欲，追求理想、追求幸福生活、追求悟道，这都是欲望。欲望本身不是问题。

    李：那什么才是问题？

    说：佛家说不能执着。人就像一个通道，五味杂陈、泥沙俱下，事情来了，事情去了，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但是你抓住什么东西不放，那就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