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DVD封面

真实的青年裕仁

    去年在柏林影节获得银熊奖的《太阳》，是俄罗斯导演亚历山大·苏可洛夫拍摄的《20世纪巨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描述了1945年裕仁天皇即将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时的生活片段。这一系列的前两部分别是《魔蜥》（1998）与《金牛》（2001），前者的主角是大势已去的希特勒，后者则勾勒出列宁失权后的岁月。另外，《魔蜥》、《金牛》和《太阳》亦是苏可洛夫《心理学四部曲》的前三部，最后一部的选题已经确定，由那位是否真有其人尚在争论中的浮士德博士领衔，导演表示，将根据歌德与托马斯·曼相关浮士德的著作来构架剧本。以前传过我们的毛主席曾是他的选择，谁曾料被将灵魂卖给魔鬼的人抢了资格。

    选择如斯大人物为主角来剖析人类心理，苏可洛夫的这种故意，与去年底因将秦桧及其老婆的四条腿扳直而被多伦美术馆开除的金锋的艺术辩解有些类似——那些被神话、被极致化、被类型化的“巨人”，在大众心目里已非神即魔，那么在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教训下噤若寒蝉的我们，更应该同意他们毕竟是人——有人伦，有人性，有人权，等等。这种做法自有制造噱头之嫌，但同时事半功倍——因为人们看到了一个本在判断中已被定格与塑化的神魔的血肉一面，不禁大惊失色、百感交集。

    另外，在这几部电影中，希特勒、列宁和裕仁皆恰处于他们一生里最为狼狈、苦楚的时段，这样做，苏可洛夫的解释是，既然活着，人总要克服困难，哪怕是明知将毁灭自己的困难，在这个时候，他人性中的一切细节都将被逼迫着裸裎而出。

    《金牛》的DVD在国内一直找不到，我只看过《魔蜥》与《太阳》，后者不似前者般端出诸多凝滞、混乱、意像的镜头与情节，它是一部从容、清晰，并且有序的电影。55岁的前苏联人苏可洛夫没有办法从道德上规避掉对希特勒的仇视，这种情绪使《魔蜥》中的纳粹头子成为一个小丑，一个内心崩溃的性障者；《太阳》中，苏可洛夫成为一个好奇的局外人，一个蹩脚却满涨热情的填字游戏狂，他将同情与鄙视同时赠予了裕仁，就像在被迫为一个他因某些原因不愿亲近的长辈画肖像一般——彬彬有礼，却力不从心。

    几乎成为公论：苏可洛夫继承了塔科夫斯基的精神衣钵，完全不同意。塔氏那种恬淡的深邃、微笑的孤傲、如树去反哺土地般的哲学境界，更不用提那种几乎可以令人受孕的影像美学……他甚至不是布道者，因为他找不到从内心这朵莲花走出来的原因——苏可洛夫并非不是好导演，我甚至觉得他可以入在世导演的前十名，但他距塔氏依然太远，他那部闻名遐迩的《俄罗斯方舟》因那条不断的长镜头成为形式主义的代表，这种机会主义从他后来的《家庭系列》，再到上文提及的那几部，这个人一直弃不得。他或许捕捉到一些塔氏的叙述语言或美学片段，却没有那颗藏起来并烧起来的凤凰的心。

    于是，全然无法容忍他竟对媒体说：“其实我对政治和历史并非很关心。”——他毫无掩饰地用这些政治大牌作主角且不说，他所强调的，为了突显人性而不去关注史实的做法，至少在《太阳》里是彻底被推翻了。

    日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1926-1989）的天皇裕仁，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人物，有关他为何从是否犯下战争罪的判核下全身而退的争论，迄今尚未结束。战败后他依旧作皇帝的几十年里，日本右翼及被右翼蛊惑的国民不惜将之描述为一个热爱和平的业余海洋生物学家，一个几乎懦弱的小个子男人。二战50周年纪念后迄今的一段时间内，西方一些学者与媒体开始致力于厘清这件事，标志性事件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一书的出版，基此其作者美国日本史学家赫伯特·比克斯摘取了2001年普利策新闻奖传记奖。比克斯认为，首先基于美国与日本当时的相互制约与各自利益，裕仁如鱼得水地被定义为一个不具实权的傀儡皇帝，再就是他举出了不少证据来说明，这位日本的“现人神”的一生构成了日本现代史的全部，他的统治奠定了日本社会的政治走向与模式，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力力量，在日本的重大政治、军事决策中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他是日本的头号战犯。

    在《太阳》里，彼时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一一出场，包括麦克·阿瑟和裕仁的妻子，前者在电影里是一个心计重重的阴谋家，后者将裕仁从沉思中拽出屋去的结尾镜头，或许是可以将苏可洛夫称为童话作家的关键组成。在苏可洛夫的镜头里，裕仁是一个总在抽搐着口腔肌肉，游离于世事之外的傻子，这个形象，若60年前果然存在着美国与日本的默契，那么，裕仁正应该是这个模样。还有一些镜头，譬如裕仁根据父亲的诗去揣测东京能否看到极光，于是请一位天文教授来询问，并给饿极了的教授几块麦克·阿瑟的礼物巧克力的情节——我觉得，这说明苏可洛夫在反神话的同时在杜撰另一种可能更不着边际的神话。

    《太阳》在日本遭禁，饰演裕仁的日本老戏骨尾形一成收到死亡威胁，这些并非出乎意料。BBC正根据比克斯史料拍摄的裕仁记录片亦正受到日本右翼的疯狂抵制，其中被争议的一点是，到底二战时死于日本人毒气的中国人是两千人还是二十万人。怎么在数目上会有这么大的悬殊呢？我想，历史的演进和教训使得每个政府都明白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怎样令之随意涨退成为极关键的权力手段，这手段中至为关键的一点就是，令国家历史成为被政府告诉的历史。

    这一点，苏可洛夫却应是不屑的罢。

    《太阳》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