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manda Galas的四个八度是她的极限吗？Hannah Wilke的生理疾病是她的永久经验吗？Woodman在孤独的光亮里远去又是自觉的吗？大概我会想起Patti Smith，这个在女性主义思潮中绝对重要的人物。她的朋克挽歌部分与Francesca Woodman的摄影作品太接近了，无限的自恋插上了洁白的翅膀，在黑暗中不断地问自己。

    Francesca Woodman最后一次被人看到她的身体时只有23岁，她身前几乎没有什么名声，甚至把她放在女性主义艺术里进行比较是对她的玷污，因为Francesca Woodman是对她的身体作出唯美的问答。当然她的深刻的悲伤是很纯粹的，像一次完全的个人活动。我怀疑她的现代意义究竟有多少，她一直用身体与内心对话。你可以把这看作是传统意义的身体被打碎时的瞬间自我崇拜，你也可以看作是孤单的个体的即兴姿势。作品“Slice of Life”就游走在虚幻的个人影子里，这是以安全为保证的，Francesca Woodman恐惧的美感与安谧的美感是千姿百态的。如果把Francesca Woodman的即兴升华与Diamanda Galas的即兴戏剧化放在一起比较的话，你找到的是自由的两端，无所谓光明无所谓黑暗。但这两个人之间应该有另一个人。

    在Francesca Woodman与Diamanda Galas的共通的瞬间性背后有什么？是缩小与放大的关系？Hannah Wilke不像Francesca Woodman仅仅停留在女性本身，也不像Diamanda Galas索性以男性的征服性壮大自己，并达到人魔不分的地步。Hannah Wilke有过一系列的颠覆男性或者嘲笑男性的裸体作品，她的裸体也在各处投放。她在年轻时对自己的身体太自信了，以至于手中握着的枪（男性生殖与权力的象征）始终不放，而Hannah Wilke的嘲讽又是以容易受伤害的女性身体为前提的：口香糖被捏成花瓣与唇的形状拈在她的身体上。意义不言自明。Hannah Wilke的绝唱是《内部的维纳斯》，她展示了她受癌症折磨时的虚肿的身体，往日的美丽不再，当她把对女性的身体的理解又提升一步的时候，这个身体终于把她从人间带走了。

    我并不知道Diamanda Galas在后期埋首于福音歌曲与她的观念存在着多少距离。这是一个天才的女性主义音乐家，她把约翰·凯奇的“4分33秒”用到自己的唱片里。这个希腊人的后裔如同Hannah Wilke一样，把疾病的影响付诸于身体语言上。她的演出乐于施展破坏性的唱腔，其中还受了德国表现主义戏剧的鼓舞。她的突兀的尖叫有如撒旦的新娘穿越在光明与黑暗之间。Diamanda Galas是前卫噪音领域最戏剧化的，她的某种病痛般的发作是对女性身体的另一种理解。

（三）   Cindy Sherman、Ana Mendieta与Meredith Monk及Laurie Anderson

    男性现代艺术家因为表达女性身体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克莱因的《人体印痕》与白南准的《一个活雕塑的电视胸罩》。克莱因的作品后来被Achel Lachowicz重现成男模特用男性身体作画，讽刺的是一支红色唇膏被系在男性性器官上，这种女性主义的相同题材的报复从70年代开始已不止一次出现。好在这种局限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如果站在德里达解构的大旗下，女性主义艺术的解构也可找到某种脉络与关系。Cindy Sherman的作品是一个总单元，她长期以来进行化装摄影，充当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女性。无独有偶，Ana Mendieta把自己对原始艺术的兴趣引申到女性的身体，但那已是女神及女神的权力。在音乐方面，Meredith Monk的触角接触了中世纪的世界，这种在地域上与时间上的跨度还可延伸到受Meredith Monk影响的Laurie Anderson。如果说Cindy Sherman拍摄的是一幅摄影作品也不奇怪，个人风格的连续性正是很多女性主义艺术包括音乐的一大特征。Cindy Sherman的方式是外化的，面对现代主题时，她把自己打扮成大众媒体上经常出现的明星等角色，这里的女性身体被当作消费品来对待。同样的角度，如果我们把她化妆的历史形象看作是女性在男人世界里的关照，那么她的反抗意义就呈现不已。

    Ana Mendieta要相对内敛很多，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与泥土、沙滩和树叶在一起。《生命之树》里，Ana Mendieta将泥浆涂在身体上，与一棵大树紧紧地贴在一起，从身体表情来看，那是生生不息的繁衍的语言，一代又一代地完成着女人的使命。她强化了女性本来被界定的意义，正如在另一件作品《无题》中，Ana Mendieta把子宫的造型凹于泥土之间，对生命的渴望融进了自然的力量。

    Meredith Monk的神秘色彩浓烈而沉重，她和Laurie Anderson一样，都是兼有多种身份的全才。她可以把自己的身体语言与坎宁安的舞蹈联系起来。Meredith Monk在音乐上的最大特征是发出各种声音，她的关于声音的歌唱像是一种唇间的活动，回复到人类最早的语言形式。Meredith Monk也突出女性的特征，然而她却用身体去接近了灵魂。Laurie Anderson一直在发展她的“自传体作品”，她曾经把留声机唱片用来代替小提琴上的弦而奇特地演奏。她的音乐的表演性重要无比，比如她在现场把某位名人的名言“道德是未来的美学”改成“道德是少数人的美学”。她的诗句的念白一度成为她摆脱女性性别局限的工具。而女性主义的诗歌萌芽在普拉斯身上则以自绝而代之。

    从70年代开始的女性主义思潮带出了强大的性别意识，或者令人瞠目结舌地暴露女性身体，或者阴阳同体地抹杀历史的歧视。70年代的女性艺术就这样影响了70年代女性音乐的勃起，它到今天都长盛不衰。Nancy Fried的雕塑作品《暴露的天使》更直接地传达信息时代的可怕：半身裸女长得奇形怪状，只有一只乳房的她扒开胸口，原来她的头在里面绝望地狂叫。

    另一方面，环境把更多的创作逼向绝境。如果今天科特·考本的骚老婆或者她的妹妹们手握偷情的阳具，对着我等大骂Fuck，照样有人会脸上有光地称她们为反叛，称她们为第几代第几代女性主义音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