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查了一下，新买的让·热内的《玫瑰奇迹》和《鲜花圣母》只有6千册，桑塔格是炒得凶的，也只有上万。有些索性不写印数，比如最近出的大江健三郎的《别了，我的书》。

　　萨义德炒得也够大了（在内地），《人文主义和民主批评》也只有8千册。

　　我特意去翻90年代买的热内的《小偷日记》，意外一点，首印只有2千册。当然，在内地当时他还太另类。同期出的葛利叶的《嫉妒》首印2万6千，那时一本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观念》也印了1万6千，别说弗洛依德了。

　　再找80年代出的书，一本《无名的裘德》居然6万2千（加印第二次的数字），我读小学时买的首版《红与黑》第一次印数是1万6千（后来一两年里加印了很多）。

　　从以上的数字来看，基本上可以推断出，非畅销书的印数是倒退的。那么出版社现在还在出的话，主要是有志之士的坚持，但绝大多数是亏的。其中，还包括书店欠出版社的款。

　　我觉得里面可以关注的是：如今全中国在读严肃类的书的人很少。从一本书的平均阅读人数(几何原理)，就可判断出来。翻几倍吧，一本桑塔格也就几万个人读(若干年后另外一回事)，其中包括我这种买了，没时间读而暂时束之高阁的。可见，小资也是一小撮（这个是题外话）。

　　绕了一圈，我更想说的是，对于这样一个大国，读好书的人的比例实在太小。有人说，现在翻译不行。那我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一本翻译书卖不动，作为一个译者的稿费，比起二十年前，涨的比例和工资收入涨的比例，不成比例。那么译者的认真态度肯定受影响。还有很多问题，不一一累赘了。

　　我不是危言怂听，接下来读书人读好书的机会越来越少，读好译本更难。

　　这些年，对书的冲击有各方面的，尤其电视和报刊比十多年前发达多了，主要体现在娱乐倾向。我看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举了一个某西方知识分子把家里的电视机拆空，里面放书的例子。一笑之后，想到的反而是电视的渗透力。

　　自己的职业是电视，一些行业规则非常清楚。有朋友会说，如今电视很庸俗。但熟悉里面行情的人就知道，如今电视走所谓市场化路线，一切看收视率。这和出版业是一样的，面临可怕的境况。如何造成的？为什么会这样？应该有人看到了一双手。

　　我非常同意波兹曼的看法，问题还不是出在娱乐本身，而是电视是用一种娱乐的态度对待娱乐包括其他。娱乐的态度！也就是说，有头脑的人并不反对娱乐本身，而是泛娱乐化。赫胥黎说：“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直到今天的西方，知识分子都有人在质疑他们的体制、文化倾向和运作方式。前面提到的那位严先生说的一个观点，我非常同意，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的丧失。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看萨义德的《人文主义和民主批评》的最后一章。

　　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至少在新浪网上的那些名人博里面很少体现。在文化如此大面积被娱乐取代时，几乎没有任何心理的防御。这个时代有太多的与时俱进的人物，缺少有独立性的。最好的例子是，陈凯歌、张艺谋和冯小刚为什么拍这样的电影，反证是，他们不这样拍才怪的，因为他们与时俱进。

　　就好比中国摇滚，我们对它的理解也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更多人愿意去说：它只是一种音乐形式(注意：符合泛娱乐的论调)。我们与西方还不在一种环境下，而它的角色变得越来越尴尬。

　　我对人们还在把摇滚当作一种地下表演，非常失望。我也曾经做过大量的这样的工作。但从一个超越出来的角度看，它的影响力远不如我们自己估计的那样。

　　我们不能满足于看一场不错的表演，或者办一场不错的表演。

　　更重要的问题可能就是音乐人的敏感性，与其出格，而不要平庸。这也就是今天的崔健已不是昨天的崔健的问题,也是敏感性的问题。我读到萨义德那书的最后一段话，非常有鼓舞。他说：“知识分子的临时家园是一种紧迫的、抵抗的、毫不妥协的艺术领域。他既不能由此退却，也不能从中寻求解决方案。但是，只有在那种动荡不安的流亡地带，一个人才能第一次真正领会那种无法把握的东西之艰难，然后，无论如何，继续努力。”

　　事实上，当下太需要把握东西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状态。

　　每个人都有很多局限，相对来说我能意识的是：目前，比起抒发性，操作性更需要，而比起操作性，质疑性更需要。

　　我一直希望出现让人激荡的文学作品，或者艺术（包括音乐），是相对现实主义的，而不是现代主义的。从根本意义上，我是反对避世的。看来，不能等待戈多，大家只能自己动手。

　　多点怀疑（自我怀疑）和追问，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