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有色眼镜的西方媒体，长期以来就是这样不怀好意。连一个音乐团体来访，也不想放弃丑化与歪曲的机会。

 

    先来看看西方媒体在东方扮演的角色。哈罗德·品特说：“我相信正是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使我们陷入一个可怕的圈套，在这圈套中，自由、民主等语词仍然被用来替可耻的政策与野蛮的行径作托词”。对，我想把西方媒体上述的别有用心称之为“野蛮行径”，在我敬佩的西方知识分子里，能站在这种野蛮行径的对立面的不乏其人，以塞亚·伯林和萨义德都是。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里一针见血地骂过西方媒体：“西方媒体总是驯服地跟随政府的政策框架”。

 

    我不是在鼓吹简单、幼稚的民族主义态度，相反，我更欣赏当年泰戈尔的中立立场。看一下西方媒体如何丑化一个正在苏醒的东方人的，拍一张北京2008奥运的大型招贴画，也要找一个民工穿得破破烂烂地站在下面。而在英美国家的书店里，很难找到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书，却充斥着大量的他们拍手叫好的所谓“妓女文学”……这次呢？就好比他们给我们吃的是“滚石”牌西瓜，却要指责我们不会吐瓜子。

 

    某些号称很开放的国度，做出来的事却非常地狭隘，而且长期以来一直蹲在我们的下水道区域，孜孜不倦地闻着臭味。

 

    所谓媒体，必然表现为一种主导意识形态，而且是从主导阶级的视角来界定其他群体的。也就是说，西方媒体自觉充当被洗了脑的工具。早在殖民主义阶段，西方媒体就不惜一切手段，来挖苦当地人民的头脑。并借助一种可怕的逻辑来歪曲与摧毁这个民族的一切：过去与现在。西方媒体在强盗的主人面前，甘做一只趋炎附势的走狗。

 

    可爱的汤因比在《为何我不喜欢西方文明？》一文里强调：人是地域与时代的囚徒。他从讨厌当代西方的个人主义，一直讨厌到当代西方的商业广告。尽管他和史宾格勒的预言都没有成为现实，但他的态度令人敬佩：“在政治上，我坚定地站在非洲一边反对西方的殖民强权”（这句话的下半句，有点可笑，他表示出无法接受非洲音乐）。

 

    回到主题上来，我想讨论一下，人类建立平等的构架新闻的可能性。以美国为例，令人悲哀的是，美国在近半个世纪的对外态度上，离做到平等的原则差得太远。他们一直在一种表面对全球负责的虚伪的主张里，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随意取舍。当年对待东欧和南美的不同态度，就很说明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媒体报道南美被屠杀的反独裁的知识分子，典型例子是危地马拉总统里奥斯·蒙特，他屠杀了多少无辜的国民，但是因为他亲美，却被美国人的“正义”网开一面。那时候的媒体立场是什么？就是舍弃。当年还亲美的萨达姆在屠杀库尔德人时，美国媒体又干了些什么？不得不说，他们自己也成了强权的奴隶。

 

    所谓媒体的歪曲，就是通过选择某些细节而舍弃其他细节来进行。这种塑造信息的技巧，便是他们的职业道德。时间长了，就产生信息的累计，偏差变得真实，真实成为事实。这就是为什么沃霍尔当年画波普的梦露的意义。不断地复制，最终完全改变了原初的意义。那么，当歪曲我们中国人累计到一定的量，就会彻底地产生一个被西方媒体杜撰的中国。他们恨不得我们被描述成还在清朝，以满足吞噬、侵占等等无法言尽的心理。人性的诟病，在西方媒体的言行中表现得那样的不善良与不公正。

 

    麦克卢汉在《机器新娘》中指出：“新闻标题是随着拿破仑战争应运而生的产物，是愤怒、胜利、恐惧和警告的原始吼叫”。注意这里的“新闻标题”指的是媒体立场，或者说西方媒体意识形态。那么，当文化成为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都将在这个舞台上较量。较量双方里必定有强势的一方。我不同意经济决定了一切，文化也有暂时的弱势一方。古罗马和古希腊当年在军事与文化的对比，是一个很好的反例。我们可能要正视现实，同时，要明白西方媒体也是穿了一件漂亮的文化外衣，但我们反感了那件外衣里面丑陋的肉身，并不能证明那件外衣也是丑陋的。

 

    那么，揭短又是怎么一回事？一个真正民主的知识分子是会从对方的处境考虑问题的。比如，我们也可以讥笑美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前，是禁止教授进化论的。但如果你了解了美国人曾经自诩继承欧洲神学的观点时，看问题就不会那么片面。在这里，非常赞赏福柯的一个理论，他提出了关于“异位”的观点，在他看来，殖民地和妓院是两个极端类型的“异位”，我们可以把美国的全球扩张看作是“异位”，福柯这个西方文明的真正绝望者，饱含感情地指出：“在那些没有船舶的文明中，梦想干涸了，间谍取代了冒险，警察取代了海盗”。

 

    不能说，福柯真的是在怀恋16世纪的海盗船，只是在一个所谓共存与并列的时代里，无论你身在何处，山姆大叔都想把你变成山姆大叔。西方媒体，也就是这样在强加于全世界。

 

    可能还没有到讨论文化平等对话的阶段，我们自己也该反省很多问题。比如中国古代文化是宫廷建立的，还是民间建立的？那么文化工程的指导价值又在哪里？当西方媒体身上肩负的强权意识强加于我们的时候，我们又该拿什么来回答他们？当然不是拜服，那么是空洞无力的对抗吗？

 

    看一下民族主义的本质，一般而言，是源自人性的尊严受到伤害的感觉，或者需求被承认的心理。当年英国人将印度沦为殖民地，是作为生意人和主人的双重身份而去的。那时的泰戈尔走的是中立的路线，他看到了民族主义的破坏性以及倒向另一种集权的心理，而在民族主义的反面是西方派，他当然完全不会赞同。泰戈尔说：“英国人创造出来的东西也许是了不起的，但它们不属于我们……如果因为我们失去了自己的眼睛，就想去用别人的眼睛，那是永远行不通的”。

 

    当西方媒体把镜头伸向人民公园的某一场景，再一次提醒我们，他们不是我们的兄弟，永远都不是。想用以塞亚·伯林的话来论证我个人的观点：“人们寻求认可，这是正当的，但在他们变得有力之前，是不会得到认可的”。

 

    只有当你的文化或者你的文明重新焕发一种真正的活力，你才会得到尊重。但是，我们有权去拒绝狼群的眼光。

 

    渴望强盛，就如同感受到：人像树一样有自己的根。那么文明呢？！先让我们拥有自己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