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命态度的起点
文/孙孟晋
乔治·奥威尔，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以下简称《落魄记》）表露出类似青年马克思的一面，奥威尔的思想不是横空出世的，《落魄记》是往后《1984》的不加修饰的序曲。
他是一个不合群的与平民为伍的人，他达到的高度看来是建立在底层的意识上的。很多人为写出《1984》这样有良知的小说叫好，但稍稍了解他点生平的人就知道，他不是个躲在空中楼阁里的幻想家，他身体力行而直至搭上了生命。
《落魄记》是乔治·奥威尔的自传式故事的汇集，是他给政府打去的贫困报告，在一个日渐向肤浅文艺靠拢的时代，这本书对于很多小文艺青年会显得寒酸而乏味，他们需要一种贴着感觉走的文字才气，显然奥威尔先生不能满足他们被时尚洗得滑润的胃口，这本书更像是一件穿在穷人身上打着补丁的旧衣服，在它的气味里传达着一种勇敢的真实。
乔治·奥威尔的早期作品并非噩梦世界的预言，在《落魄记》里连有力的警句都没有一句，粗看还几乎找不到大师的风范。和政治划上某种等号的他也自然无须用象征性的动物世界来拆穿人性的丑陋，而他最早就是一个在缅甸生活过的生活经历丰富的对人类正义充满热情的年轻人，他只需要直接的描述。和那个时代的作家、艺术家不同的是：他拒绝贵族的客厅，他穿上平民的衣裳，和他们过一样的日子。并以此发现世界的真相。
几乎所有的细节都是真实的，或者说我们不用去猜疑那些艺术的加工。奥威尔用极为朴素的口吻描述着那些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和自己的阶级告别，那时的他以皮肉之苦来体味生命的荒谬，终有一天，他的精神炼狱般的体验成巨著而警钟于人间。
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作家只有两种：一种是决断于物质浮华而踽踽独行的，另一种是以智慧的光芒放射于平庸之上，而在雅俗之间肆意穿越。
乔治·奥威尔曾经给严肃作家戴过这样的帽子：“整体来说也许比新闻记者更有虚荣心和自我意识，尽管不如新闻记者那样看重金钱”。奥威尔是到死前才非常富有的，他这一辈子是一个抛弃富裕的人。他毫不重视金钱，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有意选择“落魄”。而巴黎、伦敦两段流浪生活，正是他的自我选择。他后来在一篇对写作作总结的文章里写道：“在饱尝了贫困和失败的滋味后，一方面增强了我对权威的天生的憎恨，另一方面我第一次意识到劳动阶级存在的事实”。
《落魄记》一上来，主人公的命运就跌宕起伏，像一部发生在现代大都市里的《鲁滨孙漂流记》，不是孤岛的惊险冒险，而是在阴暗角落里的惊险受难。在巴黎生活的描写里，“我”和瘸子鲍里斯的那一段最为精彩，他们如何逃避房东的视线，如何被一帮假革命分子所骗……这些苦难挣扎史引发了卓别林式的幽默。这个时期乔治·奥威尔也许真的还不懂得将政治和艺术结合得完美，他说过：“整整十年，我一直在努力把政治写作变成艺术。”这十年指后来的创作。
你读到某些地方，会为他的彻底的现实主义手法而感到困扰，他甚至如流水帐一样地记录巴黎与伦敦的底层人士的悲凉的哀叹，与悲凉的脸部皱纹，这种没有提炼的表述，最后是一种态度的话，尚可称道。问题是这部文学性的作品并非政治檄文，你必定会去苛刻它的一些瑕疵。这些瑕疵非常明显，随着一些精彩的揶揄式的幽默撩拨你的内心，自然把眼光从那些直接而枯燥的议论跳开。
大多数人不会把这样的议论看得是很成熟的：“我相信之所以使这么多没用的工作继续存在，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害怕暴民……让他们一直这样忙碌，就不会有时间思考。”至少日后《动物庄园》里的“动物宣言”要比这些议论更有深度。如果我们欣赏一个人的立场，而放弃对他的洞察力的判断，那么是肯定有偏颇的。本书对劳动者的处境的描写过多，而对剥削者的认识非常局限，基本上就是贫困者的盲目奔波与拼争。这种稚嫩令人干脆为一些细节而阅读。
《落魄记》的可读性首先是它的有趣，严格地说，这是一份巴黎和伦敦草根阶级的生存报告。当然如果知道了乔治·奥威尔的吃苦在先，都会崇敬这位战士的，他用他的双手和双脚触抵了真理。后来他更是可畏，他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付出的代价是直接参加西班牙内战，被子弹射穿了咽喉而差点死去。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揭露的是内战的真相，而《落魄记》揭露的是资本主义发达的真相。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乔治·奥威尔有受虐心理，这样的评价是对他的轻视。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完全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当《落魄记》最后开始讨论起伦敦的俚语和脏话时，你为他的直率会心而笑。他自嘲自己的故事很琐碎，但在我们看来绝没有损害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
《动物庄园》里有个发号施令的“拿破仑”，《落魄记》里有一个一天被工头39次骂的“奥威尔”。当报告上升到寓言， 奥威尔本人便是个强有力的人物了。
就把《落魄记》当作一段历史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