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和“85新潮”中成名的那批艺术家属于同一代人，但刘大鸿选择了和他的同学们不同的另一条道路：他始终在学校里当老师，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份虽然不高但却稳定的收入、在学院的旗帜下搞艺术、在一间十平方米的画室里每天工作到深夜、本地艺术圈的各种活动里几乎看不到他的身影，同时也无可避免地陷入校园里党同伐异的权利斗争。

1985年从浙江美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美院毕业后，刘大鸿在上海师范大学艺术学院任教，他的作品风格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像那些处于创作初期的艺术家一样，他沉浸于对个人即往历史和记忆的迷恋，刘大鸿把这个阶段称为“自我清理”。这一时期的画面上有青岛的海滩、热气球、小白兔、妖魔鬼怪、还有扬子荣、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

刘大鸿把他童年的所有印象全部堆积在同一个画面上，内容庞杂，结构繁复，整个画面几乎不留一丝空白。这样一幅大约1.3*1.8米左右的画根本算不得大尺寸，而对于刘大鸿说，“从构思到完工需要用一年的时间。”当90年代艺术圈里的很多当红小生已经开始雇人画画时，像刘大鸿这样花上一年半载来完成一幅作品的画家，的确可以算得上一个异数。

一直到1992年，刘大鸿才总算把自己基本上清理干净了。也许是对这些清理的一个总结，他在香港中国会举办自己的第一次个人画展。为这次个展所出版的画册厚达200页，收录了从1985年到1992年的所有作品，装帧精美，即使放在今天也依然算得上豪华。这本画册中另一个令人惊奇的地方是设计感极强的个人照片，刘大鸿穿着中式的对襟布衫摆出各种造型。其中一张竟然穿着长衫，背景是巴黎圣母院。

在长达七年的清理之后，刘大鸿的兴趣从个人转向了自己生活的城市。“个人化的小情感对我越来越没有吸引力。我们这一代人，脑子里还是有一种要成名成家的想法，我也希望自己的作品里有一种史诗性的东西，希望我的作品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他说。

这个期间，他画了以上海这个城市为母题的一系列作品，包括《淮海路》、《上海滩》等，还有异形的“东文明珠”的系列，对于“东方明珠”这个被很多人认为是上海最难看建筑之一的庞然大物，刘大鸿称自己是受了刺激，“好的东西能刺激人，差的东西也能刺激人创作的欲望。”

刘大鸿的另一件重要作品是1998年的《双城记》，艺术评论家朱其在对这件作品的评论中说：他以一种巴罗可式的编排将法国大革命的巴黎和文化大革命的上海景象组合成一个青春迷狂的“天堂之城”。《双城记》像是一个口述的关于现代革命神话的图像流亡史，它以政治图像典故作为讲述现代大革命神话精神的口语。

在去年完成的一组扇面形作品中，画面的场所是周庄，这样一个被陈逸飞弄得唯美得一塌糊涂的地方，在刘大鸿笔下却显示出一种沉重，而这组作品中的人物，不是秀色可餐的水乡女子，而是周恩来。

在“85新潮”中出来的那一批艺术家中，以王广义、魏光庆、王子卫等人为代表的政治波普已经成为80年代末最显著的艺术成就之一。而1992年之后的刘大鸿虽然自称早已脱开了怀旧和文革情结，但是诸多文革时期的典型符号依然充斥着画面。以刘大鸿所成长的年代和他在作品中不厌其烦地使用的政治符号来看，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地把这些作品理解为对政治波普另一个版本的演绎。但刘大鸿本人却绝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的波普倾向。“我是个党员画家，所以我是以很严谨和认真地态度来画，这也正是我和波普画家的区别。”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画架上正在画的一组作品叫《十六大》，这组画从构思到现在已有半年多，其中的大部分已经完成。“我的画就是应该挂在中央党校的天顶。” 他指着画架说。这组作品是由十七张单幅作品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大的圆形，16张矩形的单幅画每张表现一届人大，正好围成一个环形，中间圆心里是马恩列斯。“我认为从一大到十六大，虽然路上有很多波折，但最终的目的没有改变过：幸福生活。我个人是肯定这些东西的。包括我前期作品中的那些符号，也许别人觉得搞笑，认为那是波普，但我还是很认真地在表达。”

在2002年的第4届上海双年展上，刘大鸿参展的作品《圈点上海百多图》颇具争议。《上海百多图》是上海画家戴敦邦于上世纪80年代依据清末小说家吴研人所著的《沪上百多歌》所画的一组线描作品。刘大鸿从1992年开始，就以《新上海百多图》为毕业生的命题创作让自己的学生分头完成。到现在的十年中，他带了三届油画系毕业生，也就有了一百多幅《新上海百多图》。

而参加上海双年展的作品，则是刘大鸿分别临摹了戴敦邦以及学生作品而来。虽然这种拼贴和挪用的方式在当下的艺术氛围中算不得什么新鲜事，虽然人们可以认为：艺术家比艺术更重要，如果没有刘大鸿以这种方式来呈现，那么这些学生的“百多图”也许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但以三届学生的工作成全了自己的作品，这是刘大鸿所必须要面对的非难。

刘大鸿绝大部分的作品都表现出一种极至的喧嚣，一寸画布都不肯浪费。通常而言，画面上表现出来的东西越多、越明确，留给读者思考和想象的空间就越小。而刘大鸿仿佛一个喋喋不休的说书人，说尽了一切能说的和可说的。面对如此嘈杂的画面，作为观者所能做的只有阅读，没有回味，只有仔细地观看，而非仔细地思考。刘大鸿对此自有解释，“虽然大家都认为写实主义已经过时了，但我不希望别人看了我的画之后一头雾水，我觉得那样的东西一点用都没有，是捣浆糊。”

《香港风情》，20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