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艾未未的寓言在张建华身上再次发生，同样的问题也再次被提出：什么样的公众艺术是可以被公众接受？

在此讨论张建华这组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和必要，农民生存状态的苦难题材已经是个古老的创作母题。国内另一位雕塑家梁硕，在其作品《城市农民》中所表现出的洞察力以及震憾力都要比张建华有过而无不及。这组作品出现在2000年上海双年展上，好评如潮，并且被上海美术馆收藏，至今仍摆放在上海美术馆的入口处，也没听说有什么人对此表示过不满。

同样表现着苦难的作品，被放置在美术馆门口或者自己家门口，作为观者的反应会完全不同。对观众的任何责怪都是不近情理的，就像我们可以喜欢酒吧里灯红酒绿，却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家里装修成酒吧模样。

中央美院雕塑系主任隋建国评价张建华这组作品时说：“手法是再朴实不过，形象也是再真实不过。这也正是这组人物雕塑的力量所在”。

力量之所在，恰恰也正是问题之所在。

公众对艺术的需求首先不是创意的睿智、不是反思的力量，甚至不是思想性或者人文关怀。在某种意义上，它更像是一幅幅色彩艳丽而又内容空洞的农民画，欢乐祥和、欣欣向荣的气氛几乎是所有公众景观艺术所描绘的主题。

公众愿意接受什么样的艺术品，这只要看看在我们的城市里什么样的城雕最流行就可以知道，国内哪一个城市的街头不是写实人物类雕塑泛滥成灾？它们面目相似、真人大小、玻璃钢材质并且还都做成了青铜效果，在南京东路步行街、陆家嘴、多伦路，在大小城市的大小广场上，它们作旅游景点的地标与快乐的八方游客快乐地合影。

在这样的审美趣味和心理基础中，任何对唯美的怱视和对苦难的再现自然会被观者认作是对当下幸福生活的冒犯，什么过激的反应都不足为奇。

《东方早报》，200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