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惠新说自己在绘画上没有功底，这并非自谦。在绘画上，他所受过的训练就是从18岁开始临摹别人的作品，素描和中国山水画，从来没有面对过模特。“我当时临摹的是一本半身人体素描画册，”他说，“所以现在我也只能画人体的上半身，到了下半身就不知道该怎么画了，而且也不知道该怎么填颜色。”

直到今天，缪惠新仍然没办法让自己“画得像”，画不了写实作品。大概正是这个原因，他高中毕业后三次报考美术类院校，都被老师认为“不行”。

没有人能真的不在意别人的评价，接连受挫使缪惠新放弃了画画的梦想。25岁那年，他结婚了，“主要是为了了却父母的心愿，我们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代指腹为婚的夫妻了。”结婚之后，缪惠新不再画画，老老实实地开始了一个农民的生活。

改变缪惠新命运的是1983年去参观金山农民画展，那些画使他深受启发，在这种高度兴奋中，他连夜画了五幅作品，后来都得受到众人的好评并得了奖。

是这些认可，让他重新有了画画的自信。

缪惠新没学过西方绘画史，也不知道外面什么流派和风格正在大行其道。即使已经在西方办过数次画展，绝大多数的作品被外国人收藏，他对西方绘画了解也仅限于那几个曾被人对比过的画家，“我能认出来毕加索的画，还能认出《向日葵》”。

虽然如此，缪惠新还是希望自己的画能有一种“说法”，有个什么“派”或者“主义”之类的称呼。他给自己的画取名为“感觉派”：“因为我画画完全是凭感觉的，风格也不确定，今天觉得这样好看就这样画，明天觉得那样好看就那样画了。”

无论“感觉派”的名称是否妥当，但缪惠新的作品的确不是来自于生活，而是完全靠感觉，或者说是幻觉。

在缪惠新画室的桌子上倒放着一张旧报纸，报纸上有一张群众集会的彩色新闻照片，他拿起笔在照片上随手勾了几笔，几分种后，一幅新画的草图就出来了。新画与原来的那张照片，无论是主题、内容还是构图、色彩，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而他又确实是在这张照片的基础上画出来的，他所利用的，只是原来那张照片的几个点和一小块红色。

“我就是看着一样东西，有时是一张揉皱了纸、报纸上模糊的影子，天花板上的水渍和纹路，另一幅画颠倒过来的画，只要有一点点线条的东西，我的画都是从那些东西里看出来的。”这个“看”字非常重要，那些无序的线条、色块和阴影，在缪惠新的冥想中变成了图画，而这种冥想在缪惠新那里显得非常简单，有些随心所欲。但这并不是复制，画出来的东西可能是和原来那幅完全不同。

缪惠新靠这种冥想画出来的作品有很多种风格，他说，“我是这几天画这种样子，觉得好看，就会这样一直画下去，可能过了几天，觉这样不好了，就会变一种。我也希望能最终能给自己确定下来一种风格，比如画上一年，然后换一种，再画上一年。但是现在同时画几种风格，因为还要考虑到商业上的问题，哪种画比较好卖。”

缪惠新希望自己在绘画上能有所突破，不停地寻求新的方式。他曾试过把油和墨滴在水面上，然后用纸去吸，“效果特别好，很好看，我当时兴奋极了，一口气就作了六十多张。”缪惠新说，“我把那些作品寄到英国，可是人家说：早有人这么干过了！”

放弃了这项“发明”后，缪惠新又做过一种被他称作是“纸上腊染”的画，就是仿造中国腊染布的制作方法，把腊涂在纸上，然后用墨再涂一遍，“做出来的效果象岩画一样，很好卖。”

缪惠新笔下的人物多带着乡土气，场景也取材于农村生活，这是他所依托和生存环境，是他的乡土情结。虽然说他的创作源于闭目凝神间的想象，但他的想象却无法避免地要从现实中来。

他的画中少有女性，即使有，也是以母亲的身份出现。推及其它，他笔下的人物中几乎没有体现性感之美的。《果实》是极少的几幅表现女性人体的作品之一，在这里，乳房被几何化成两个对号的形状。而另一幅名为《阳光下》的作品中，两男两女手拉手站在田野里，全部的身体都处理成深浅不同的褐色，没有任何细节，只有通过发型才能判断出性别。

性和性感是缪惠新极力的回避的题材，这样做的原因，他自己的回答非常简单：“不好意思画，我怕人家说闲话。”

从第一次到北京办画展，到出国办画展，再到1998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亚洲十大艺术家，缪惠新所带给乡邻们的震惊一次高过一次。这种震惊当然不是源于对艺术的信服，而是对这些来自“首都”和“国际”的名誉感到不可思议。

“我父亲喜欢我的画，倒不是他认为画得好，而是因为那是我画的。只要我画的，他都会觉得好。而我每次出去办画展，要请个假什么的，乡政府和市里领导都特别支持。”

至于乡邻们对身边这个和自己一样的农民所获得的一次次成功更是觉得难以理解，缪惠新复述乡邻对他的画的看法是：“这种东西，丢在地下也没人要捡！”或者是“当草纸还觉得太硬！”而听说缪惠新一幅画在国外能卖三百美元，合两千多块人民币的时候，他们能找到的唯一解释是：外国人傻！

判断一个人是否农民，最直接的办法是看他的脸和手。缪惠新虽然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农民，但他脸上的皮肤光亮，怎么也看不出在田间劳作、受风吹雨晒的样子。而他的手上同样也没有留下天天干力气的痕迹。唯一可作判断的是，他的两个肩膀一大一小，“这是以前干多了重活的原因。”缪惠新说。

今天的缪惠新已经很难再说是一个纯粹的农民，1999年，他把家里的几亩地还给了生产队，“我自己在乡政府有工作，还画画，我妻子也在保险公司里工作，都没时间管地里的活。以前，我是在农忙的时候劳动，平时那块地是交给父亲管的。”

缪惠新的工作是乡文教卫生助理，就是分管文教卫生的那个副乡长的助理，每个月一千五百块的工资在当地也可以算作是高薪阶层。他平时的工作内容是跑乡里的各个卫生院和学校，“分发上级的通知，要管街上的垃圾箱有没有扫干净，灭鼠工作有没有作好，给各个村发老鼠药等等。最近特别忙，因为要献血，要作献血通知和宣传什么的。”

这个工作在事实上占用了缪惠新的很多时间，当然也就限制了他的创作。他也想过辞掉工作专心画画，但几年过去了，始终没有下定决心。“能有个工作不容易呀！”缪惠新说，“我们家兄弟姐妹一共七个，再加上他们的孩子，有的还在地里种田，还有的读完书不想种地，可工作也不是那么好找的。我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工作，不能轻易放弃。”

在缪家的老屋，几十米之外就能听到轰隆隆的机器声，那是织布机发出的声音。“我们这里，每户人家除了种田之外，都有其它的副业赚钱，单靠种地只能填饱肚子。我们这里，除了我家，每户都在织布。”

缪惠新觉得自己很幸运，他和妻子都有一份固定而且体面的工作，能让父母，也让自己觉得安心。

这些年，缪惠新卖画也赚了一些钱，可他总是觉得这种赚钱的方法不上班拿工资那么牢靠。“我的画虽然在国外卖得很好，但是每次负担来回的机票，那边的生活费，还有和画廊分成的钱，也剩不下多少。”

尽管如此，缪惠新还是临街的地方与别人合盖了一幢三层楼，他拥有底层的门面房和二层的一套两居室住宅。他说，当时盖房子花了七万五，现在要是卖掉的话，可以卖十万。而且门面房每年出租还能有一些租金的收入。缪惠新说，“这个房子可以说是用颜料堆起来的。”

缪惠新的画室里有两个书架，里面的书不足百本，与美术相关的也只有二三十本，其中有中国山水和素描的画册，那是他早年学习和临摹的范本。更多的是西方现代派画家的画册，如毕加索、马蒂斯、莫奈、凡高和达利等。

出现最多的毕加索或者picasso，中文的或者英文的。其中的一本《与毕加索喝咖啡》。缪惠新不喝咖啡，他每个月最奢侈的消费不过是两条特醇三五。买这本书的原因只是出对毕加索格外的关注，“和他相关的书，我看到了都会买，”他说。

与毕加索的渊源，只要随便看一眼那些关于缪惠新的报道就能知道，毕加索几乎无一例外地用在了标题中：中国毕加索、农民毕加索、乡村毕加索------

最初给缪惠新这个称号的是美国女作家Jessica Maxwell，对于把他和毕加索相提并论的原因，缪惠新自己也搞不清楚，他只能很诚实地回答：“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和毕加索的画像在哪儿，为什么把我们放在一起比较。大概是Jessica在我的画中看到一点毕加索的影子，而她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就找了一个自己熟悉的人来比一下吧。”

不管事实上像或不象，这个称号带给了缪惠新很多切实的好处，“中国毕加索”使他更容易引起别人的关注，当人们注意到毕加索的时候，也就注意到了缪惠新。而他并没有对此表现出反感，也没有像一个努力张扬个性的艺术家那样说：我谁也不象，我就是我自己！

在享受着大师带来的好处的同时，缪惠新又努力在绘画上回避着大师，这也缪惠新收集那些画册的原因，“一方面我是要看看他们是怎么画的，看看为什么人家说我们象，另外，我也想避开他们的路子。”

除了毕加索之外，缪惠新的画在不同的地方被不同的人比作马蒂斯、凡高，甚至达利，几乎西方现代绘画史上每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都被人比过。幸或不幸，在缪惠新努力回避毕加索的同时，他还得回避达利、回避马蒂斯、回避凡高。而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他谁也回避不了。因为在研究他们作品的同时，他已经不自觉地学习了。

《新周刊》，2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