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对景象的忠实记录，比如行为艺术、摇滚乐的现场，还是加入了艺术家个人观念的情节性或者非情节性片子，现在的DV作品大部分都是集中在纪录片的形式上。这和它的便携性和隐蔽性有关，也和纪录片的操作成本比较低有关。

价格低廉、技术要求低和操作的私人化，所有这些平民化的因素使每个都有了拥有影象的话语权的可能性。

这是科技赋予人们的自由。但是，就象每个都会拍照，但不是每个人拍的照片都能称为摄影作品；同样，也不是每个拥有DV的人都有能力掌控这种话语权的自由。

当你想到拿起手中的DV去认真地拍摄点什么东西时，你会突然发现，原来身边有那么多值得关注的题材，这会使很多人产生创作的欲望和冲动。

戴建勇

午夜的淮海中路，日间的忙乱淡去，马路上奔驰而过的各种小汽车，路边的行人和一长串亮着“空车”灯的出租车。

U-LIKE的一场摇滚演出刚刚结束，看完演出的男男女女和提着大箱子的乐手们从楼里出来，钻进出租车里远去。

COCA也从这一片摇弋的灯光中走出，他对迎上来的司机摇摇手，然后绕到大楼后面，骑出一辆自行车。

COCA的名字叫戴建勇，正式的职业是在一家网络公司做设计，每个月有三千多块的固定收入，然而任何时候看到他都是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钱包里的钱从来不会超过一百块。

值钱的家当都藏在他背后的那个双肩包里，里面的SONY TRV 900E，是3CCD的DV摄像机，可以达到很专业的水准，买的时候花了两万多块。MINIDV录像带，60块钱一盘，COCA一口气就买了一大箱，据说这样买算批发价。

用这一堆家当，COCA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拍摄上海几乎所有的摇滚乐队现场演出，无论是上海本地还是外地乐队，只要是有带有半地下性质的摇滚演出，COCA场场必到。

虽然人们公认上海不是一块适合摇滚乐生存的土地，但乐队生生灭灭的轮转却一样地热闹，COCA关注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关注他们的音乐，希望自己拍的DV能成为上海地下摇滚乐发展的历史资料。“我用DV记录上海摇滚乐的现状，现在的摇滚乐队在做什么样的音乐，上海和外地的乐队之间如何交流。”COCA说，“而且在众多的艺术门类中，摇滚乐队的演出现场最能表现出影视和音乐的结合效果。”

拍摄的内容会出现在cocaart.com的网站上，这是COCA自己做的一个艺术类网站。上面除了这些地下摇滚乐队现场演出的免费下载，还有上海的各种艺展信息和网上画廊。

每次拍完，COCA都把内容转刻成VCD，送给乐队成员每人一张。相对应的，乐队也默许他把歌曲放在网上免费下载。

一场一个小时的演出放在网上有几十兆，COCA买不起那么大的服务器。大部分的乐队只提供一两首歌的下载。COCA还在网上登了广告，出售现场版的VCD，20块钱一张，买给那些对某一个乐队特别有兴趣的人。

刘斌

把摄像机的镜头对着电视黑屏，会出现一种意想不到的奇异效果：摄像机的小屏幕上现出象心跳节律一样跳动的花纹，花纹会随着镜头角度以及和电视屏幕的远近而变化。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游动的鱼、想象成波涛，想象成任何一种东西。

刘斌偶然间发现了这个现象，决意要把这些图像进行拼贴再加入声效，做成一件DV作品。
刘斌自称是“实践派”，尝试各种艺术门类，油画、雕塑、装置、行为、图片，还有DV。“每种形式的情绪是不同的，比如画画和拍DV，一个是静态的，一个动态。从平面到移动，这需要时间去调整。”他说。

但事实上，刘斌好象是同时在作这些事，在他上海画家村的家里，举着摄像机的手的指缝里还嵌着做雕塑的泥，墙边靠的那幅油画的颜料还没干，晚上又捧着一杯白开水坐在地上和人谈行为，桌上摆着一大叠他从各种收集来的照片，他准备把这些照片经过处理后做作品。

“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其它形式所无法代替的魅力，相对于油画来说，我更喜欢DV。因为从对人造成的感憾效果上来说，美术永远不如音乐，而DV能同时达到美术加音乐的效果。”刘斌说。

想拍的东西很多，刘斌脑子里有一筐想法，还写了剧本提纲。但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想法还只能是想法。“有想法的时候，根本没想到钱的问题，但具体要做了，钱又成了最大的问题。”刘斌说。

但他手里还是积了一些作为素材的毛片，没有进行后期制作。他的一个名为《坠楼》的作品，“我想表现的是坠楼时的眩晕感。”他说。但拍摄时，刘斌当然不舍得就把那架宝贝机器直接从楼上扔下去，他把摄像机系在绳子上，从画家村的十九楼吊下去，机器转动，整个画面也跟着转动。

程裕苏

出门必带的东西中，除了手机和钱包，就是DV。看到有趣的东西随时拍下来。最近这两年，他拍摄的素材有五六百个小时。

两年前从澳大利亚回来，程裕苏在上海开了一家影视制作公司，拍一些广告片、MTV等等。
虽然是学电影出身，有自己的影视公司，又是国内最早玩DV的一批人，但最近完成的DV《我们害怕》却被认为是他的处女作。“这是我第一个有剧本的片子，也是第一个完成了的片子。”他说。

最初的本子来自棉棉的小说《我们害怕》，棉棉也是片中主演。但在完成了的87分钟的片子里，只有一半的内容源自她的小说，另一半是程裕苏的东西，“你在里面能看到我和棉棉的碰撞，有我的东西，也有她的。”程裕苏说。

《我们害怕》用一半电影一半纪录片的手法，表现生活在上海的一群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家庭矛盾、吃HIGH药、艾滋病、同性恋等等，以及这些问题给他们带来的内心恐慌。

显然，这是一个被社会否定和忽略的群体，“有时半夜一两点路过那些DISCO，看到有一群年轻人在灯下吃药，或者是喝醉了酒，眼光迷离地坐在路边，我都会觉得特别心疼，”程裕苏说，“因为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是个问题孩子。如果他们看到我拍的片子会觉得一些温暖，我就觉得自己成功了。”

整部片子全部是上海话的对白，中文版的字幕还没有做好。前一段在北京的DV展览上，这部片子没有出现，因为如果听不懂上海话，会影响观众对片子的理解程度。

拍摄DV的速度很快，7月开拍，8月做后期，到8月底就全完成了。还是在拍摄之初，这部片子就已经引起许多人的关注，据说在国外的反响很大。当然这种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棉棉的名声。

接下来，程裕苏还准备再做一部90分钟左右的故事片，叫《呼吸》，内容也仍然是关于上海年青人的生活状态，而且也仍然是这个被忽略的群体。

《21世纪经济报道》，2001/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