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画家村从筹办时就得到相应政府部门的支持，并且在上海也算是个新的文化现象，开张之后短短的几个月里，就已经享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差不多被上海的大小媒体报道了个遍。几乎每周都会有好几茬记者来画家村采访，除了上海本地的，还有一些境外媒体。

对于住在画家村里的画家们而言，最初的半年也许算得上是一段幸福时光，对画家村以及自己的未来存有美好的想象，一大堆年轻的艺术家住在一起，天天在一起吃饭喝酒谈艺术，虽然整幢楼的人差不多都互相认识，因为年龄、爱好、性格的不同，画家们之间还是分成了许多不那么明确的小圈子，每一个小圈子里的人总会聚在一起吃饭喝酒。画家们大多保持着简朴的生活，实在没钱用的时候，也会到外面去接一点类似于做雕塑、壁画之类的活，这样的活干一次赚的钱，可以维持几个月专心于自己想要做的事。

虽然穷，但大家过得很快乐。

2001年底，画家村爆发了一次“民运”，几个画家出于对村长刘刚以及画家村现行体制的不满，认为画家们应该自治，并选出了10个人组成的“村民委员会”，他们认为，画家村和画家村艺术有限公司是两回事，刘刚只是画家村艺术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不适合管理画家村里的画家。

发起运动的几个画家还同一小区里找到了另外一块空间，挂出了“浦东画家村第一工作室”的牌子，与画家村分庭抗礼。

此时正好上海电视台正在画家村拍摄纪录片，拍到了事件的许多镜头。纪录片播出后，又有一些媒体对此事做了跟踪报道。

表面上，事件很快就平息，但留给画家心理上的阴影却难以去除，另一方面，刚开始时的新鲜感没有了，2002年春节过后，画家们相继回到画家村，但大家聚在一起吃饭喝酒的次数明显减少，画家们之间的关系不像以前那么亲密无间。

在2002年的一年中，画家村公司也在针对公司的发展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在上海的其它地方做了画廊，酒吧，这些措施与住在画家村里的画家们基本上关系都不太大，是公司的运作。2002后半年，有一些非画家的居民，甚至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住进了画家村，这些也让画家们非常不满。

随着画家村整体形象在上海艺术圈的变化，画家们到画廊去的时候不再会提起自己是画家村的画家。曾经梦想要靠画家村的整体形象打开销路的画家开始自谋出路，很快就有一些画家在上海的各个画廊办起了画展，其中朱神刚在东大名创库举办的“洗去污渍”个展，刘飞、吕晓文等画家在海上山艺术中心举办的“就是上海——十二人展”，在苏州河边的T-ART举办的“”等等。

2002年底，画家村从南京请来了一位批评家作为画家村的艺术总监，计划着另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原计划中，由艺术总监对画家村里所有的画家作品进行摸底和评估定价，然后与根据画家自愿与画家村签订合同，将入住画家分成签约画家、公寓画家等级别。签约画家将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减免房租或保持租金不变，不签约的公寓画家房租上涨。

由于艺术总监在对作品以及与画家的勾通上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一计划在施行了一个星期就告搁浅。但在之后的一个多月里，有十几位活跃的画家相继搬离，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搬到上海郊区的朱家角。虽然要搬走了的想法不是因为这件事才产生，但不能不说，评论家的介入是矛盾激化的导火索。

现在，上海画家村里还有几十位画家住在里面，大家各忙各的、各画各的，不管是与画家村公司，还是画家们之间，来往都不太多。

《美术观察》，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