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月份正式开始运营到现在，画家村的192套公寓已经有大半租给了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国外的艺术家，常住的五六十人中，有画国画、油画的，还有做雕塑、装置和行为的。

并不是所有想来的画家都有资格入住，画家村有一个艺术评委会，对申请入住画家的作品进行审核。事实上，的确有几个教授级的画家被拒绝了，这成了画家村严把质量关的一个铁证而被媒体四处宣扬。

然而，即使是在如此严格的审查之下，也同样不能用“都很优秀”来描述这里的画家。只接纳“有潜质”的画家是画家村在宣传上着重强调的，但村长刘刚也承认，“画画的人多，能画好的人少。要说我这里都是好画家，或者有一大半是好画家，其实是不可能的。住两百个画家，如果其中有十个好的，那就已经不得了了！”

事实上，也没有任何理由去苛求这里都是好画家，圆明园折腾了十年，极盛时期曾达到三四百人，但最后出名的也不过寥寥。一个画家的成熟本身就需要长期的积累，而且所谓成功除了自身水平之外，还取决于很多外界的因素。

艺术

在画家村与画家们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在画家村乙方（画家）不得创作或从事任何有损政府和人民形象的作品和行为，不得绘制行画及格调低下的画作。

这条规定乍一看和那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之类大而无当的条文很相似，但事实上，这是画家村保障自身持续发展的重要条款。

提及画家村，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北京的圆明园画家村，而那正是上海画家村的前车之鉴。最终导致圆明园画家村覆灭的不是贫穷，而是走向了极端的艺术。所以刘刚对上海画家村的定位是：不反对前卫，但绝对要讲政治。

在上海画家村，村长刘刚是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他是画家出身，曾在陆家嘴开过一家新发现画廊。开画廊时，他接触到许多想到上海来发展的外地画家，对于没有成名的画家来说，在上海人地生疏，生活上会遇到困难，和同行之间的艺术交流也成问题。

从这些人身上，刘刚看到另一种经营艺术的方式：给外地画家创造一个可以生活、创作、交流及交易的场所，也给自己一个新的创业机会。

然后，他办了画家村，因为在筹划初期就成功地得到政府的支持和认可，画家村的形成要比想象中顺利得多。理所当然地，刘刚是村长。但这个村长的角色与圆明园画家村的郭村长不同，那是一个类似于精神领袖的人物，而刘刚的“村长”更接近于一个行政职务，是经营者。他所要考虑的倒不是村子里谁没有饭吃，而是想办法让画家村的人出名，帮着大家卖画。

画家在此出售的作品，画家村要提取30%的费用，这在功能上相当于画廊，只是提取的比例要低一些。此外，利用大批画家聚居的人才优势，可以承接大型的雕塑、壁画、墙饰的设计和制作，举办油画、国画等各种艺术门类的大众培训，进一步还可以作艺术院校。

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但画家村在上海已经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差不多被上海的大小媒体报道了个遍。几乎每周都会有好几茬记者来画家村采访，除了上海本地还有一些境外媒体。

有的画家已经被采访过N遍，上过N次报纸，但时间长了，采访多了，画家们也发现，媒体的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画家村”这个概念和现象上，多数是作整体性的概述，至于某一个人的艺术理论，在没出名之前，不是大众媒体关心的焦点，而后者才是画家最想表达的。

画家们去看画展的目的，除了看画以外，也想在这样的社交活动中多认识些朋友，尤其是策展人之类。对还没有成名的画家来说，这些都是非常关键性人的人物。

生活

画家村的房子从一室一厅到三室一厅有五种房型，都是毛坯房，价格从300元到550元，再加百分之十的物业管理费。就同等地段而言，这是一个很低的价格。在向物业交完房租后，画家们可以领到写字台、厨柜、靠背椅和木板床等基本的生活设施。

凭这些东西构建起一个家显然是不够的，但在不能确定自己准备在上海呆多久之前，谁也不会花钱大肆置办家产。出于折衷的考虑，画家村兴起了一股“捡垃圾”的热潮，并且成为一项经久不衰的群众性运动。如果在楼道里看到一个人的脸上笑作一团，牙齿露到倒数第二颗，那八成就是因为捡到了一件很合用的旧家具。

大部分的人把捡来的旧家具直接用起来，比如沙发、桌子、椅子什么的。最厉害的是十楼的胡杰，据说他捡的旧家具在全盛时期摆满了整个楼道。而老胡真正厉害的地方倒不在于捡得多，而是对这些家具进行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再加工。他很有耐心地把所有的旧家具全都拆成零件，清洗，拿消毒水洗，阴干，再按照需要对它们进行制作：沙发的架子加一块木板变成了美人榻，还有各种各样的柜子，只被他简单地调换了一个方向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样东西。最妙的是，所有的家具都被他用写满了毛笔字的宣纸裱糊起来，那是他平时用来练字的毛边宣纸，3分钱一张。

虽然整幢楼的人差不多都互相认识，但还是因为年龄、籍贯、爱好、性格的不同，画家之间还是分成了许多不那么明确的小圈子。

到了晚上，从画家村的楼外面看，没有几盏灯是亮的，因为每一个"小团伙"里的人都在某一处扎堆聚集，吃饭喝酒。楼下卖啤酒的小店已经和画家们建立了稳定的长线联系，很多人都能像背自家电话号码一样背出小店的号码，只要一个电话，啤酒几分钟之内就会送货上门。

画家村的开张几乎没有给周围的餐馆带来任何生意，画家们习惯自己开伙。这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状况所限，另一方面，画家们个个都是厨房里的高手，又来自全国各地，能吃到各种风味的菜。

频繁的饭局对年轻人来说当然很有吸引力，一顿饭连吃带喝进行上三四个小时是正常现象，但时间一长，画家们也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因为这样势必影响个人的创作时间。

虽然大部分画家的家看起来都有点空空荡荡的感觉，但这并不能成为贫穷的证据。事实上，画家们之间的经济状况千差万别，有的画卖得好，有的家底殷实，有的还保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比如在学校当老师什么的。好在，财富上的攀比心态在这里很难有生存的空间，无论贫富，大家吃一样的东西喝一样的酒，白酒是二锅头，啤酒是华东牌。再富的人也找不到花天酒地的同好，再穷的人也绝不至于饿肚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画家村虽然还不至于有钱大家花，但也是一个非常接近于共产社会的地方。

为了能让在这里的生活多延长一些时间，画家们大多保持着简朴的生活，实在没钱用的时候，也会到外面去接一点类似于做雕塑、壁画之类的活，这样的活干一次赚的钱，可以维持几个月专心于自己想要作的事。

对比

虽然同样名为画家村，但这里与北京圆明园以及通县的画家村是有显著区别的，圆明园是自发形成，结构松散，先有大批画家聚居，再有画家村的说法。而这里是有预想、有组织，并且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协助，可以说是先有了画家村的牌子，再吸引画家前来居住。

上海画家村里有不少人都或长或短地在北京住过，有的是到北京去上学进修，有的是在北京长期居住创作。虽然两地的画家村首先在机制就完全不同，但还是可以对两者进行一点比较。

从总体上来说，很多画家认为上海的艺术氛围不如北京，在北京画家村，大家虽然穷，但似乎都有一种要为艺术而献身的悲壮感觉。但在上海，对名和利这一类现实问题的考虑会更多一些，这可能是由于城市本身气质所造成的。

但在这样一个有组织，被政府支持，又受大众媒体关注的画家村里，优势也是显而易见。单个画家所能吸引到和卖家毕竟有限，但一百多个画家聚居在一起，必然引起媒体及公众的关注，也就能吸引大量的卖家。从画家个人而言，也更容易被发现。

还有一个比较容易被忽视掉的问题是安全，尊严的安全。一位曾在北京某画家村居住过的画家说，圆明园清理的时候，村子里杂居了许多画家和外地来京务工者。警察半夜里敲门查暂住证，问，“干什么的？”

一般大家都认为，画家总比民工要高级些，警察当然只抓民工，画家还很得意说：画画的。

警察说：太好了，跟我走吧。

后来才知道，民工和画家的区别是，画家比民工贵。警察抓住一个民工，奖励50块，抓到一个画家，奖100块，所以警察特喜欢抓画家。

相对而言，这幢挂着“画家村”几个大字的高层楼房要安全得多，警察不会到这里来查暂住证之类的东西。甚至辖区的民警还会很支持地上门来为外地画家们办理暂住证，这无疑是要归功于画家村统一的管理，以及外界宣传所创造出的良好形象。 上海画家村的出现，在本地的艺术圈和画廊界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应，各界评价不一。无论如何，短短半年时间里，在外界获得如此大的认知度，在经营以及形象塑造上也可以算是一个小小的成功。但如果据此就对画家村，以及居住于此的画家们作出成败的判断显然还为时过早。

20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