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欣

                           

芬兰奇亚斯玛当代美术馆坐落于首都赫尔辛基市的中心区，她以潇洒刚劲、强烈的现代触觉和恢弘气势，屹立在富有浪漫诗意和散发欧洲文明古国传统文化美丽的建筑群中。在最初的兴建阶段曾引起阵阵风波，这在欧洲的人文情态中，她的崭新姿容无疑会激起“风暴”。如今那场以她为触发点的“破坏与和谐”、“现代与古典”之论战，已随着时间的推移烟消云散了。在人们眼中，昔日的“瑕疵”如今已成了她的美好特征。奇亚斯玛以当代的审美观与周围的古典美同时散放着迷人的芳香，他们在迥然不同的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组构的时空中，相互依傍、相映生辉。实践证明，奇亚斯玛当代美术馆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至今她散发的迷人引力仍然不减。

当我要访问馆长图拉· 卡娅莱恩博士时，她正处在繁忙的馆务工作中，尤其是芬兰艺术家特姆· 玛奇的VDO 装置作品《我的方式——一件未完成的作品》更令她费力劳心，此件作品的争议焦点是由一个画面引起：一把利斧将只猫活活砍死。这个带有血腥色彩的镜头一出现，便遭到广大热爱动物的芬兰民众的严厉谴责，同时也有些从事当代艺术的专家学者表示对艺术家特姆· 玛奇的理解。馆长图拉· 卡娅莱恩博士以负责的态度对此进行严肃的思考与清理，最后决定向芬兰新闻机构发布：奇亚斯玛当代美术馆不会把玛奇的这件装置作品展示给公众，并决定将这件负有争议性的作品从奇亚斯玛当代美术馆馆藏中撤出，移置到芬兰国立美术馆的中央艺术资料库。同时她还声明玛奇在奇亚斯玛当代美术馆中的其他作品和一些艺术活动仍将永久地陈列下去，成为芬兰当代艺术史的一个部分。

面对她如此忙碌的工作状态，我想将“访谈”之事暂搁一边，没想到卡娅莱恩博士在百忙中竟乐意与我对话，这种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让我非常敬佩。

 

张可欣：最近我看到奇亚斯玛当代美术馆举办的“比历史更快”和“爱我还是遗弃我”两个当代艺术展，不但长久地吸引着我，而且还在我的情感深处产生了共鸣。我曾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莫斯科工作、生活过一段时间，主要从事当代艺术活动，并在莫斯科比拉耶窝现代美术馆举办过展览。我从“比历史更快”和“爱我还是遗弃我”两个展览中，看到了许多俄罗斯艺术家的作品，把我带入到历史的回忆中。我非常感激你和奇亚斯玛当代美术馆给我们带来这样令人感动的作品，因此我也萌发了采访你的念头。我想有些问题还是先以历史和政治的角度作为我们谈话的切入点为好。

前苏联社会主义美术在当时对芬兰的文化思想及艺术领域所产生的影响程度如何？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当代艺术是否对芬兰的当代艺术现况产生过一些作用？

 

卡娅莱恩博士：我个人认为前苏联时期的美术对芬兰艺术的发展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力。二次大战后，则留有些较为明显的影响痕迹，但完全没有形成“左右”芬兰艺术格局的势力。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些芬兰艺术家曾创作了一些象社会主义写实派的这类作品，但七十年代的写实主义又普遍地向西方波普艺术靠拢。

来自不同区域或国家的意识形态及艺术思维方式为我们构成了一个既有趣又值得去研究的混合物。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对这个问题真正地进行系统的分析与总结，到底有什么影响还有待进一步地研究。

从苏联后期直到现在的俄罗斯当代艺术，使我们对此了解得越多就越发感到她所具有的魅力和学术价值。所以我们才非常频繁地在芬兰的一些艺术展览机构展出俄罗斯艺术家的作品。但是在这以前，我们曾对俄罗斯当代艺术采取过非常消极的态度。现在的形式则不同了，针对我们目前的艺术策略，我觉得策划“比历史更快”这个展览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来自俄罗斯的年轻艺术家们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而这个展览就如一

次探险，至于结果如何仍需要有一段时间的验证。

俄罗斯当代艺术对芬兰当代艺术的影响程度真是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这其中不可回避的原因，有历史造成的和目前生发出的种种问题。对于一些俄罗斯的老艺术家我们还比较熟悉，他们确实对我们曾产生过一定的辐射作用。如伊利亚·卡巴科夫等优秀艺术家，而年轻一代的俄罗斯艺术家们对芬兰当代艺术而言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了。

关于“比历史更快”当代艺术展，馆长卡娅莱恩博士已对我做了简要的陈述，这个展览在奇亚斯玛当代美术馆中占有很重的位置，她不仅仅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省思问题，或是专对西方当代艺术强权们轻视该区域的一次挑战，实际上“比历史更快”展览的真正意义是寻找到自己文化归属感的同时，对世界未来当代艺术的版图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修正和改写。

“比历史更快”当代艺术展览的简介中有一句既概括又有革命性的宣言: “Time to Change History”， 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改变历史的时间到了。从这句极具号召性的话语中，我们感到在强烈的力量中蕴含的希望。

“比历史更快”这个展览题目的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对焦点，使人们的视觉不得不集中在她的意图里。此次参展的当代艺术家共二十位，他们的当代艺术创作背景经常处在政治、社会的直接作用中，而前苏联解体过程中带给他们的巨大震撼和颠覆，不仅是身心上的，而是思想和观念上的。那时的人们只能在阵痛中适应着政治动荡，经济崩溃及社会混乱的局面。在那难忘的历史岁月中，我曾身临其境，并与俄罗斯人民一道风雨同舟。自己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已成为一种精神财富，对今后从事俄罗斯和东欧当代艺术的研究工作具有积极的作用。

事过境迁，这群带有前卫精神的当代艺术家们已不完全局限于对历史的积淀进行挖掘，他们运用手中的“利剑”指向当下。目前波罗的海国家已成为欧盟的新成员，从而使他们的生存发展空间加大，即使现在的西方已不如从前，但对他们而言仍具有诱惑力，实际西方文化强权如影子般一直伴在他们的左右，期待与失望集一身，因此迫使他们去不断地思考。

参展的艺术家们多为年轻的一代，世界为他们的当代艺术工作提供了一个更自由和开放的展示平台，特殊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使他们具备对事物敏锐的判断能力。面对汹涌的商业大潮时，他们以足够的信心应付，并拿出一种抗衡的策略和手段，当然资本主义对这代人来说再也不是陌生的东西了。不同环境下的政治社会、不同的文化思想一旦相互碰撞摩擦时，其人性的价值便更具张力，当代艺术也就会更具本质意义。鉴于此，这群艺术家们为了使他们的作品能在本区域或全球的艺术领域中更有价值，他们试图重新改变自己特殊的身份，使之溶入到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大潮里，这样一来，他们聪明地利用“苏联解体”、“围墙之后”的后共产主义欧洲的文化艺术这一现象，去四处冲杀和立足，他们的雄心在于“比历史更快”，从而达到自身的目的。
      芬兰随着邻国的变化而起舞。波罗的海国家已开始显示出他们具备的欧洲特性，同时也会带着西欧的“容颜”接近芬兰，这种动力驱使芬兰在东、西方文化融会重组中扮演重要角色，芬兰既是桥梁，又是建桥者。芬兰艺术界对“比历史更快”展览的评语是单一的文化已被瓦解，世界文化已走向多元，历史正开始被重写。

我们从“比历史更快”展览的作品中，深刻地体会到这些艺术家们敏捷的文化思维和独立的人格力量，其中来自拉脱维亚的艺术使我们在幽默与亲切中领悟到艺术主题的严肃性，并折射出一种珍贵又闪光的社会责任感。特别是F5小组的当代实验性艺术，似乎在提警我们：拉脱维亚已走到了紧要的十字路口，历史性巨大转变的后遗症使得人民的负压感有增无减，并预示着社会的速变对人们传统文化道德观、生活观的无情冲击，从而也使当代艺术的指向朝鲜明性、深度化上迈进。

       F5的展览主题，便是刻意强调“时间”的关键性和重要性，使人们在错位状态中去反思历史与“时间”带给人们的种种问题。最引人注意的是，F5否认受到拉脱维亚历史的影响，并刻意弱化东欧国家迅速转换为欧盟成员国后对社会民主现况引发的变化。不过我们对F5提供的美的哲学更有兴趣，开拓新的审美意识是他们在奇亚斯马展览中的一大主题，让作品保持自由状态，既不受时间又不为地点所限制。

       其实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同属一个文化区域，他们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就是这些国家共同拥有着历史，并且正以欧洲一体化的格局朝着将来迅速发展。F5拒绝对此做出分析，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太过抽象化了”，今天我们生活在被电脑网络覆盖、信息社会操控下的一个全球化的环境里，关于国籍的问题已经失去它原有的重要性了。

F5曾道出在拉脱维亚从事当代艺术的苦衷就是很难找到资助者。有关当代艺术的价值和定义现在仍是大众社会激烈争论的重点和热门话题，当代艺术到底是好还是坏？同时人们普遍还关心，谁又有权来评估当代艺术？

同属于拉脱维亚当代艺术家的金驰·加布兰斯的作品更富有挑战意义。我对他的纪实性影片《Starix真实秀》很感兴趣。这是让人观赏后就上瘾的一部连续性的视觉艺术影像。

艺术家金驰·加布兰斯在里加火车站意外发现一个流浪汉，从而生发创作灵感，他想别出心裁去“戏弄”一下人生，他试图颠覆人们固有的逻辑脉络，从而向人们提供一个新鲜的思考推理方式，他最终希望能将这个流浪汉打造成为一个国家媒体的明星。从此，艺术家加布兰斯便与流浪汉形影不离，并细致入微地做起包装工作，录像画面将这个喜剧化的过程从头至尾地展示出来，包括为这个穷光蛋理发、修指甲、日光浴、形象设计等一切造型工作。流浪汉受过一定的教育，他聪明地领会了艺术家的意图，并予以积极的配合。一个道地的穷光蛋就这样摇身一变，步步逼近国家级明星的宝座。观众开始怀疑这仅是艺术家在“搞笑”、操作，其实则不然，艺术家加布兰斯为大众社会推出了一位优秀的节目主持人。时至今日，这个弄假成真的故事或者说是事件仍在继续进行中，当人们把它作为喜剧欣赏时，发现在大笑的背后，突然会在不知不觉中感到有种自我羞愧感，难道人的一生真是命中注定吗？其实，贫和富始终都在轮换交替中，命运这个东西谁敢料定？

“Starix真实秀”这部影片在“比历史更快”展览中展出，这个故事背景发生在2001年。依照加布兰斯当前的计划，这个故事还将一直发展下去。为了此计划得以实施，加布兰斯成立了一个名叫Neostar的制作公司，将密切跟踪Starix的市场状况，并不停地为他操作宣传。目前，那个曾经无家可归的人在拉脱维亚成了真正的名人。“拉脱维亚是个小国，现在每个人都认识他。他上电视节目时，收视率都很高，每个人都对他充满兴趣和好奇。” 加布兰斯已进入向公众游说的步骤。
     这件令人啼笑皆非的实验性作品，其社会意义不容否认，Starix除了对媒体机构、媒体批评有启迪作用外还有什么？我们生活在媒体社会，当今媒体已具有改变我们生活的功能。在商品社会中，人的本性里美好的一面正逐渐地被削弱。

       当今人格的衡量是直接以权势、金钱来确定的，这件荒诞不经又使人在哑然失笑中有所醒悟的新媒体艺术作品，目前仍有广阔的空间去展示她的特别力量和实际意义。我想这种辛辣刻毒又甜美的幽默还会发生在我们的周围。

       来自立陶宛的艺术家阿鲁纳斯 ·古戴提斯带给我们一件富有创意之作《纷乱的边沿》，这件作品无论在形式与内容上都令人耳目一新，艺术家把自己的身体一块块肢解，并拼接重组成立陶宛的边界线。阿鲁纳斯 ·古戴提斯运用立体主义形式来突现立陶宛容貌。历史的割裂、国家的命运，使民众自身的轮廓模糊了，在被肢解与整合过程中，人的真实性又重新清晰起来，这种象征性的艺术手法通过高新技术的再现，给人以无限的想象。

       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的“蓝鼻子小组”的作品，读后的第一感觉，是为我提供了一个温情而伤感的遐想空间，俨然感到自己的灵魂仍存一丝的牵挂。“蓝鼻子小组”的行为艺术现场，又勾起了我曾在莫斯科那段锥心泣血、与莫斯科人民同舟共济的日日夜夜，苏联解体后，人们在红场上的苦痛与悲伤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上帝的新莽汉》是“蓝鼻子小组”的行为艺术表演作品，他们裸着身体、脚踏冰雪、顶着寒风站在极具象征意义的莫斯科红场上，其背景便是举世闻名的波克罗夫大教堂。红场已作为俄罗斯无数次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见证者。“蓝鼻子小组”似乎在向我们传达：人类思虑历史的责任和权力是天经地义的，是永远的。从他们滑稽的神态里，仍流露着一种庄重，一种人体与大地的契合，面对历史和时间，他们证实着人性的伟力。在历史与民族心理同建的景深里，让我们感受到俄罗斯精神。

“蓝鼻子小组”由于远离国际文化中心，让当代艺术走入大众社会的欲望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格外强烈，因此他们为自己树立了明确的艺术宗旨，让作品通俗化、民众化。他们的实验性艺术工作的表现方式呈多样性，有内容短而精，残酷与诙谐并存的电影，也有摄影和行为艺术。他们的艺术活动在吸取本土民间滑稽表演的营养后，又溶入了当代文化的精神。他们的创作流露出自由随意的氛围，带些二十世纪的荒诞主义色彩。在营造大众文化的过程中，“蓝鼻子小组”已品尝到“人气”带来的美味。

如果说“蓝鼻子小组”的作品画面散发着质朴自然，寂寥冷清的情调，那么来自莫斯科的艺术家亚利山大·佩特尤拉带给我们的视觉效果则与之相反，他精心创作的系列摄影作品《物品的帝国》场面壮观、雍容华贵。艺术家手上的“模特儿”个个粉墨登场，他们的装扮和戏剧性的动作，竟显示出一些殷实富足的意味。现场安置的所有道具及模特儿身上展示的服装与装饰物，均出自艺术家自己的收藏。亚利山大·佩特尤拉从二十五年前便开始了他的收藏计划，这项工作是空前卓越的，目前他的藏品已超过两万件，主要为二手货，这些物件大部分是从城镇的垃圾堆、废弃房舍的阁楼和旧地窖里找到的。艺术家试图通过这一切唤起人们对日益消失的传统文化的追恋之情，让这些曾无数次划过人们心灵的瞬间之痕重新能回到当代人的精神世界里闪亮。但可惜的是绚烂壮丽的场面加上刻意地炫耀物品的奢华，多少削弱了艺术家创作思想的严肃性和启示性作用。当然，这仅是我个人的认识而已。

综上所评述的艺术家们都是来自俄罗斯及东欧诸国，他们所运用的当代艺术理念及策略似乎都存有些共性，对历史与当今社会的剖析、他们自省的经验，以及价值判断都很相近。我于十多年前便在莫斯科的比拉耶沃现代美术馆中接触到当代艺术，可以说从那时起就坚定了我今后从事当代艺术的决心，尽管许多年后我在海外四处从艺，但我仍密切地关注着这些国家的当代艺术发展的状况，所以我在与奇亚斯玛当代美术馆馆长卡娅莱恩博士访谈时仍侧重此方面的问题。

 

张可欣：在奇亚斯玛当代美术馆近期展览的参展艺术家名单里，我发现有很多是来自俄罗斯和东欧诸国的，你是否想刻意深化这支特殊区域的新生队伍？

 

卡娅莱恩博士：我们不仅于现在，而且在今后都将会继续宣传东欧的当代艺术。这方面的策展计划十分明确，因为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件非常有意义的挑战性的工作，我们是以冷静与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这个特定的区域。东欧政治社会的几经改变，使意识形态具有厚度，人文情境也丰富起来，从而构成欧洲当代艺术创作的独特资源，所以她更充具颠覆作用的前卫性、敏锐感以及独辟蹊径的风格。这一切对国际当代艺术的多元化发展有着积极向上的作用。当然我们有自己的衡量尺度，我们的视野正不断放开，更何况我们对全世界的当代艺术都很感兴趣。

 

张可欣：你作为芬兰奇亚斯玛当代美术馆的馆长，如何看待芬兰自己的当代艺术？

 

卡娅莱恩博士：我认为芬兰当代艺术已形成自己独立的运作模式和经验，并会以坚定的步伐持续地朝向世界的中心迈进。因为我们深知无论哪个国家都不希望自己的当代文化艺术在国际上被无情地边缘化。

 

张可欣：芬兰当代美术馆的任务和目的是要将当代艺术推向大众，并作当代艺术家和大众的联络桥梁，那么目前芬兰的当代艺术是否已成为大众可视可赏的文化，并进入到芬兰本土主流社会里？

 

卡娅莱恩博士：实际上，当代艺术与芬兰的社会、文化生活相互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奇亚斯玛当代美术馆来说非常重要。这就是奇亚斯玛当代美术馆要对公众进行全方位开放的原因。每年我们要接待的参观人数为20万人，对于像芬兰这样的小国来说算是相当大的数目了，因为赫尔辛基的居民人口数量总共才有五十万人。

奇亚斯玛当代美术馆位于赫尔辛基市中心，在首都肩负着重任，充当的角色也是不可忽视的。芬兰人亲切地称她为“市民们的起居室”。这是个非常受欢迎的公共聚会场所，一楼可以免费进入，咖啡馆和书店高雅宜人，让人们在温馨中感受艺术所带来的无穷余味，这些服务设施为观众参观美术馆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作为芬兰最有名的当代艺术空间，奇亚斯玛当代美术馆除了具备当代艺术公共性的特点外，又是研究、推广当代艺术的重要实验现场。

在夏季，美术馆又变得非常活跃，户外舞台上的音乐会、各种形式的艺术

表演和电影银幕吸引着广大年轻观众。这些活动连接着都市生活的节奏，也吸引了滑板一族。冰雪融化后的春季，美术馆户外的广场便集聚着广大爱好艺术的群众，他们以对话或者行为表演来进行艺术交流，美术馆真正成了都市生活的一部分。

 

张可欣：奇亚斯玛当代美术馆学术机构的主导思想是提倡艺术的多元化，其他运作机制是接受不同领域的当代艺术，但我见到的赫尔辛基三年展及另外一些展览中的许多芬兰艺术家们其作品几乎都是运用网络艺术和影像来完成的。众所周知，芬兰的信息产业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准，诺基亚集团的高新技术铺天盖地辐射全球，芬兰的互联网普及率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这一切高科技的巨大效应是不是直接影响到芬兰当代艺术的发展？新媒体艺术的风靡是否已在芬兰的当代艺术中成为一种主流趋向？这对你们提倡艺术的多元性是否有积极的作用？

卡娅莱恩博士：高科技对芬兰当代艺术的影响显现在新媒体艺术的发展上，我想这对我们的当代艺术是有推陈出新的积极作用。但很难说这是一种主流趋向，因为当代艺术的整体面貌应是多元性的，我认为目前的这种格局，大概是暂时性的艺术战略吧。

 

张可欣：芬兰与北欧及东欧诸国毗邻，素有“旅游大门”的美誉。这扇大门敞开着，面向着西方诸多文化强国，但北欧、东欧的当代艺术在世界当代艺术舞台上仍没获得相应的位置，种种因素导致出这个不公平的局面。芬兰奇亚斯玛当代美术馆作为一座连接不同区域文化的桥梁，今后是否会将展出及宣传的重心力度放在北欧和东欧的区域上？

 

卡娅莱恩博士：是的，我希望朝这个方向去争取。

 

张可欣：我作为旅居海外的一名中国当代艺术家，非常关心自己祖国的当代艺术发展过程，深知她今后还有许多艰难的路要走，你作为倡导当代艺术的专家和前辈，如何看待目前的中国当代艺术？

 

卡娅莱恩博士：我觉得中国的当代艺术非常有意思，不过很可惜，在芬兰还见得不多。

 

张可欣：衷心感谢你在百忙中接受我的访谈。

 

我与馆长卡娅莱恩博士的访谈结束了，但并没有那种如释重负之感，思绪继续翻腾，继续游弋，同时在脑海里不断地闪现着“比历史更快”的一组组图像……

       在此得感谢芬兰奇亚斯玛当代美术馆将这样具有当代性、思想性和指向性的展览推向社会，使北欧与东欧的当代艺术在世界艺坛得到张扬。

       芬兰艺术家闵纳·来尼奥和马克·罗伯茨的作品《边界》中的镜头画面由始至终地展现着北欧芬兰与东欧俄罗斯国境线上巍峨雄壮又恍若仙境的大自然景色，足以令我们人类在惊悸中忘却历史带来的沉重负担。还是将历史积淀的功与过交还给亘古未变的大自然吧，我们确实应该比历史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