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什么原因促使你选择了西安、临夏和伦敦这三个地点作为“远人计划”的田野考察的现场？
岳：我在西安住了十年，发现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有非常丰富的多元文化的线索。唐朝很多大臣都是从高丽等国家来的外国人。当时的长安分东、西两市，西市其实就是国际市场，它有很多多元文化的现场。
第二个现场选择甘肃临夏地区，因为那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地点，一个真正的“远人”聚集地。我们可以在这个地区得到这些“远人”在自我封闭、自我保护和为我所用地跟所在环境发生关系之间寻求平衡的种种策略的视觉证明。这些策略跟笼罩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少数民族政策有很多微妙的区别。正视它们，可以使我们的文化健康地试探“多元化”的可能性。
去伦敦是ARTISTLINKS项目促成的一个机缘，这座城市就像它东北区的午夜舞会呈现给我的一样，形形色色的人穿着奇装异服，跳着舞着就开始讨论社会、政治问题。你会发现各种国家、智慧、文化、职业、肤色的人在那里碰撞，这种碰撞也许是表面的，但我仍然认为伦敦是“伟大的多元文化的实验室”。
跨文化阅读中的“庄周梦蝶”
东方早报：“远人计划”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关注中国文化、穆斯林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种关注在现场有哪些相应的收获？
岳：这种收获常常是在各种视觉风景的汇合下发生的。种种有趣、怪诞的映照和互文，就像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是“庄周梦蝶，物我两忘”的感觉。
比如：西安市中心的“回民坊”，非常像伦敦中央地区的“唐人街”，西安人对回民的提防就像老外对“唐人街”里中国人的提防。更有趣的是：现在的西安“回民坊”的对面也开始建“Chinatown”，从前异国对中国文化的模仿现在又“出口转内销”地回到国内。政府在其上挂起“再现盛唐雄风“的横幅，而市民们普遍认为“Chinatown”将来应该是住老外的。这种种呼应而形成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风景中折射的幽默实在“黑色”。伦敦的“唐人街”是中国文化的翻译吗？或者说是在伦敦“再现”中国文化？西安的“唐人街”是不是唐长安的“再现”？到底是“庄周梦见蝴蝶，还是蝴蝶梦见庄周”？要从真的“远人”、假的“远人”、在虚构与事实之间左右逢源的“远人”中清晰地分析这个问题，可能是“远人计划”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穆斯林世界里的双重风景
东方早报：你曾经说起，在西安附近的一些村子里有些村民信仰基督教，他们的门神干脆就是用十字架做，这是中国传统的建筑语法和西方基督教教义协商、谈判的结果，不是简单的融合。像这类不同文化“协商”的产物，在你的考察旅途中多见吗？
岳：很多，这也可以列入我所说的“间渡”症候。从兰州到临夏的四个小时的车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沿途形态各异的清真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跟中国的楼阁建筑结合得十分紧密。在临夏，我们也看到曾经的外国人把伊斯兰教义融入中国传统的对联中，用的完全是汉族的视觉符号和语法，但丝毫不影响他们的信仰和群体认同。
穿越“玻璃幕墙”我们需要护照
东方早报：你所看到的不同地方穆斯林世界的生活，是不是也有些差别呢？
岳：其实穆斯林内部也是多元的。但是尽管中国临夏、西安地区的清真寺有强烈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英国的清真寺有西方建筑的风格，这都不影响它们在内核上认同的一致。“‘7·7’爆炸案”的四个嫌疑人都是英国人，但人们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是：他们都居住在穆斯林聚集的利兹社区。实际上在穆斯林社会中一直运行着“西方的”和“穆斯林的”两套文化，这在西方人看来很难理解，而中国人在伦敦的“China－town”对三条街名字的翻译中所采用的文化体系却和这有很大的相似性，也是两套的。
某种意义上说，穆斯林有非常高的应变的文化能力。事实上，当我真正进入穆斯林文化，发现作为个人，他们彼此之间友爱团结，他们那种同胞之爱真的是无国界的。
东方早报：你看到各地的社会开始在争取这种进入他们的世界“护照”了吗？
岳：“9·11”以后，BBC等媒体都请了穆斯林社区的领袖去发言，作一些公开的演讲和辩论。在伦敦中央清真寺旁的RegentPark，你会看到五颜六色的头巾，穆斯林们在那里划船、喝啤酒，舒适地倚在弧度优雅的西式座椅上。我觉得这道风景是英国真正的骄傲。因为从前我接受的艺术教育告诉我，西装革履的白人倚在绿色的草坪上才是和谐的。而那个时刻，我相信那些穆斯林女性的头巾在这样的公园里涌动也是多么美好。
当然，也许它依然潜藏着一些误解和危险：表面上看起来像一块民族调色板，其实仍然有许多看不见的“玻璃幕墙”，阶级与阶级、种族与种族并没有真正实现完全的平等，总有我们站在外面的人永远不会知道的，就像“唐人街”三条街名的翻译里只有中国人自己可以乐在其中的文化。所以，即便是这样的伦敦，依然遭遇了恐怖爆炸的袭击，这更加让我反思我们对待穆斯林的态度，在临夏和西安，我看到他们与汉族的交融，更像现在那里的戏曲《花儿》那样，从戏服、行头到内容，“汉为回用”的多，这显然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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