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朱其写了一篇《即使是阴谋，最好不要揭发出来》的文章【1】，算是对河清有关当代艺术的“艺术阴谋论”的发言。朱其说：“有些阴谋，即使知道它是阴谋，最好也不要揭发出来。有时候就这么一层窗户纸，捅破了就没有意思了，也显得揭发的一方只有捅之能没有还手之功。面对阴谋，重要的还是得有更高的招去还手，你就当他不是阴谋，用你的阳谋去反击，好让他也输得心服口服，哑口无言。”；还说：“其实阴谋也是一种谋略，通俗的说是指你策划一个不让人知道某些真实信息的活动，在信息遮蔽和不对称的情况下战胜对方。”，当然，如果朱其将阴谋仅仅看作是一种“谋略”，自然会得出“即使是阴谋，最好不要揭发出来”的结论。然而，“阴谋”仅仅是一种“谋略”吗？在我们的汉语中，阴谋明确无误地是一个贬义词，它是和奸诈、阴毒的“假丑恶”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河清揭露美国在向世界推广当代艺术的过程中所存在的某些“假丑恶”的“阴谋诡计”，还是值得称道的，尽管这并不是他的首创之功（是美国人自己先揭露的）。因为对“阴谋诡计”的揭发本身就是对“假丑恶”的遏制力量（“文化大革命”的那些“阴谋诡计”要是能及时地揭发出来，也不至于造成那么大的灾难），怎么能说“即使是阴谋，最好不要揭发出来”呢？尽管我们需要“更高的招去还手”，“好让他也输得心服口服，哑口无言”，但将阴谋揭露出来，不是更加有利于全社会找到更高的还手之“招”吗（什么叫做“有时候就这么一层窗户纸，捅破了就没有意思了，也显得揭发的一方只有捅之能没有还手之功”？这种话可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文人酸腐心态）？所以，我们批评河清决不是批评他的揭露美国“艺术的阴谋”之功，河清的问题是因为美国在向世界推广当代艺术的过程中存在某些“假丑恶”的行为（如不尊重其它民族的文化、通过“文化殖民”控制其它民族以掠取经济利益等等），而断然否定整个当代艺术的文化价值和意义，进而否定以民主、自由、平等、尊严、博爱、开放……为核心内涵的普遍主义文化现代性（他认为这仅仅是西方文化现代性），推崇中国文化传统性（变相为中国性、中国身份、民族性、民族身份、文化本质、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东方精神、社会主义精神……），从而，客观上起到了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秩序，阻碍中国走向现代民主、自由的作用，所以，河清受到众多“严厉的批评”就是理所当然的很正常的事。如果河清的那些“谬论”在学术上都得不到任何严厉的批评，那我们这个社会就太不正常、太可怕了（对于“假丑恶”，“沉默”就是“犯罪”！）。就像朱其，作为一个批评工作者，不去对河清的诸多“谬论”做严肃的学术清理（这种严肃的学术清理必然是严厉的批评），反而阴不阴、阳不阳地认为：“对于中国的艺术精英而言，我们实际上都被置于民族主义、专制性和普遍民主、文化开放性之间的夹缝中前进，我们的情感不忍心因为普遍主义由美国主导而牺牲了民族优先，也不愿因为民族优先而回归文化保守主义。”；“我相信艺术和文化的开放和创造总体上是有普遍主义价值观的，但在语言和行动策略上是需要一定的民族主义的优先原则。这两者并不矛盾。”（为什么为了“普遍主义”就不能牺牲“民族优先”？什么事都以所谓的“民族”——文化传统——“优先”，又怎么可能不“回归文化保守主义”？）；并将那些基于严肃的学理分析之下的严厉的学术批评说成是“文革遗风”（包括针对我对他的“毛的现代性”批评【2】），仿佛朱其的那种立场暧昧、甚至语焉不详的批评才是学术批评的“君子风范”。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确，学术批评只有不讲学理分析而胡乱“上纲上线”（在专制社会往往会置人于死地）、或结合了“权力压制”才能称得上是“文革遗风”，比如，对河清的严厉批评如果不讲学理分析而给河清乱带政治帽子；或者结合了某种权力压制而不允许河清反驳（哪怕是发表批评河清文章的媒体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而不发表河清的反驳文章等），这才是“文革遗风”。即“文革遗风”是权力对“言论自由”的压制或表现出来的“权力压制”欲望，而决不是严厉批评本身，说白了“文革遗风”就是“专制作风”（“专制作风”不止是在“文革”中存在，但在“文革”登峰造极）。所以，严格说来，甚至批评中的“侮辱”、“诽谤”之词都不能算“文革遗风”（它在哪个时代都有，只要不结合“权力压制”，你同样可以反驳它、批评它，甚至诉诸法律），而且“侮辱”、“诽谤”对于批评的“言论自由”来说都不能随便说的。在这些方面，王南溟的文章《艺术民主、程序正义和批评方法论》【3】一文中的“学术批评与文化大革命的区别”一节中讲得很清楚，希望朱其好好读一读，不要见到严肃、严厉的学术批评，动不动就“不寒而栗”，动不动就指责别人是“文革遗风”（批评河清的文章以及我批评朱其的“毛的现代性”的文章既没有胡乱“上纲上线”；也没有“侮辱”、“诽谤”之词，它们甚至连“情绪”之词都没有；更没有结合权力压制他们的言论自由，怎么会是“文革遗风”？），以至于让人觉得朱其有以“文革”来“打击”正常学术批评之嫌。

责任编辑：小小果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