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象中国一样，竟然有这样一个组织，它能够将全国的“艺术家”几乎一网打尽并操纵他们的艺术和行为，这个组织就是“文联”——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联”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可以说举足轻重，它不仅决定了各级主流艺术的发展状态（创作数量和质量、表现内容、发展趋势等），而且还是国家意识形态影响主流艺术的主要组织中介（甚至可以说直接代表了国家意识形态）。“文联”具有多层次网络状结构，有中国、省、市、县（区）级“文联”，各级“文联”又有数量不等的协会，包括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舞蹈家协会、音乐家协会、民间艺术协会、诗词学会、文艺理论家协会等等，这些协会几乎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以至于没有“艺术家”（甚至是一般的艺术爱好者）不是其网络收编的对象，发展到现在，“文联”艺术家的数量估计上百万（我市一个区级“文联”就有“艺术家”几百人），这样数量的“艺术家”足以让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膛目结舌——中国简直就是一个艺术帝国？！
然而，遗憾的是，即使中国“文联”艺术家超过一亿，中国仍然属于艺术的第三世界（贫困国），且不说我们的“文联”艺术家永远也不可能产生象塞尚、凡高、毕加索、波洛克、杜尚、博依斯……这样的人类现代艺术史上开宗立派的艺术大师，就连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普通艺术家也没有出现几个，我们只能看到“文联”太多的“听话”艺术家，他们是如此地“听话”，以至于官方需要什么样的艺术，我们的“文联”艺术家就会如此及时地创造出什么样的艺术，于是“领袖艺术”、“英雄艺术”、“革命战争艺术”、“改革艺术”、“都市艺术”、“风情艺术”、“军旅艺术”、“工农艺术”、“打工艺术”、“五讲四美艺术”、“五个一工程艺术”、“‘三讲’艺术”、“‘三个代表’艺术”等等“听话艺术”不断推陈出新！还美其名曰时代的“主旋律”，而作为当代艺术的“批判”之声早已在这种“听话”的“主旋律”中齐瘖，以至于让人怀疑“文联”艺术家的现代精神普遍遭受阉割（或自我阉割）！难道我们的“文联”艺术家（包括画院在内的其它多数官方、半官方及民间艺术团体的艺术家都一样）都是“太监”艺术家？
为什么“文联”艺术家如此 “听话”？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文联”直接属于代表党派权力和利益的宣传部（“文联”领导多是党政要人），“文联”下属的各种协会虽然由社会各界人士组成，表面形式上属于民间协会，但协会的领导皆由“文联”操纵决定（这已是明摆着的事实，因为连协会领导候选人也必须先由“文联”审批，因此决没有不靠政府发工资的自由艺术家当选协会领导，甚至协会会员也多是拿国家工资者，只是他们不一定全在文艺系统。），因此，协会的领导也属于“官方”，而在“领导决定一切”的中国，“文联”的协会实际上已成为“官方”协会，协会领导和会员也以协会的“官方”性质而荣耀。协会的“官方”性质决定了“文联”协会的基本特征：首先，协会的任何活动必须得到“文联”的审查批准；其次协会的经费（尤其是艺术活动经费）主要由“文联”（和/或文化行政部门）支出（那一点会员费是无法搞艺术活动的），而“文联”的钱要靠政府直接拨款，这和西方国家艺术团体举办艺术活动的经费来源于基金会和私人赞助完全不同（按理说，“文联”的钱应该由党派支出，但在中国，党派的钱就是政府的钱）；第三，协会的活动的主题常常根据官方宣传的需要由“文联”指定；第四，许多党政领导是协会领导或会员，常常要直接参加协会的艺术活动，因此活动一般要邀请党政显要出席开幕式（包括剪彩），这几乎是“文联”的艺术活动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而这不仅是各级领导树立自己的“文化形象”的大好机会，而且也是会员拉“领导关系”的大好机会；第五，参加协会本身就是一种“官方”荣誉，协会级别愈高，荣誉就愈高，而“官方”荣誉正是协会领导和会员加官晋爵的资本。有了这些，“文联”艺术家还能不 “听话”？他们的现代精神还能不被阉割或自我阉割？于是依古恋旧的传统主义和歌功颂德的“现实主义”成为“文联”“听话”艺术的“主旋律”，这是一种官方所希望的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肯定主义”，事实上，今天的“文联”艺术（家）早以异化成为助长专制主义的媚官和愚民的精神玩物，一群“听话”的“哈巴狗”，就象王南溟批评的画院画家是一群“好看”的“观赏猪”（1）一样。只是这些“猪”“狗”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中国的艺术界仿佛是“猪”“狗”的王国！
为什么在中国现代艺术体制（1）（艺术家——批评家、策划人——画廊、自由艺术空间——美术馆、博物馆体制，这个体制与现有“文联”和文化行政部门的艺术体制毫无关系。）建立不起来，原因在于我们的“文联”体制（还有文化行政体制）根本就不可能容许现代艺术体制的存在，因为现代艺术体制对艺术和艺术家的价值的判断依赖于独立批评家的艺术评论及独立策划人策划的艺术展，而这样的艺术价值判断的方式和依据是和“文联”艺术的党派价值判断方式和依据根本冲突的，怎么能容许“独立”于党派呢？！因此唯有解散“文联”，并让艺术协会（包括画院）完全成为独立的民间组织，现代艺术体制的建立才有希望，中国艺术也才有希望；尤其是当艺术发展到当代艺术的今天，艺术已经不再是为了审美的娱乐，而是以“观念”的方式对权利、公正、民主、自由、正义……等“人的真理”在社会学层面的理性诉求（它区别于现代主义艺术的非理性诉求，更区别于传统主义艺术以所谓的“美”回避诉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艺术就是要为“人的真理”而展开对社会公共领域（包括政治、文化、经济）的批评，艺术成为一种艺术舆论（2），这种对“人的真理”的舆论使艺术成为最政治的艺术——批评性艺术（3）。显然，“文联”的性质决定了“文联”与当代艺术的根本冲突，而当代艺术的那种“民主”性质要求必须彻底解散“文联”以及所有的政府豢养的艺术创作机构（如画院），惟其如此，现代艺术体制不仅获得了建立的前提，艺术也具备了独立和自由的可能，那些“哈巴狗”和“观赏猪”也会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即使从此不能做艺术，但至少可以重新做人！）。王南溟的文章《标准的非学术——画廊发展的体制障碍》有利于人们认识到现代艺术体制建立的必不可少的程序（国际惯例），将有助于促使艺术体制的改革（尤其是解散“文联”），促进适应当代民主社会的现代艺术体制的建立（中国的博物馆、美术馆和文化行政部门的人确实应该一读，这样的文章本应该诞生在这些部门，但这些部门的人就象“文联”艺术家一样从来只会写“听话”文章。）。解散“文联”也是当代社会的民主要求，当民主成为当代社会的公民对 “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的一种诉求的时候，艺术家对社会问题的“自由言论”和“自由表达”的民主行动必然使艺术构成与社会的批判关系，而且这种批判关系还会受到民主社会的宪法和法律的有力保护（这是法制社会的基本要求），而“文联”（还有文化行政部门）那种在党派功利主义下实施的对艺术家和艺术创作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控制（比如审查制度、经济控制、利益引诱、惩罚制度等），完全不符合当代社会的民主宪政精神。
解散“文联”以后，“文联”所属的艺术类协会自然也失去了他们的行政权力，它们那依赖于行政权力的大一统的组织形式就会随之解体，当然还会有艺术类协会（团体）的继续存在，但那是在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自由结社的权利的前提下的自由民间协会，在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下，这种自由民间协会的独立与自由既不可能受到其它社会力量的限制，协会也不可能对其艺术家的独立与自由实施限制，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艺术家及其艺术是独立和自由的，而不是属于某个政治集团的。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如何才能解散“文联”（还有政府画院）？我们似乎还看不到“文联”被取消的可能，而它们一天不取消，我们就一天也看不到现代艺术体制在中国的出现，没有现代艺术体制，真正有意义的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永远不可能被大多数人民（老百姓）所认识，也永远无法真正对社会起作用，就象现在的中国当代艺术一样只是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的“圈子”中的事。然而只要我们不想让当代艺术象“文联”的“听话”艺术一样加入媚官和愚民的行列，对于“文联”我们除了不懈的批判和拒绝参加还能做什么呢？唯有这种为了民主与自由的行动，才使解散“文联”不至于彻底绝望！

参考文献
（1）王南溟《标准的非学术——画廊发展的体制障碍》，美术同盟网。
（4）王南溟《艺术是一种舆论》，待发表。
（5）王南溟《观念之后的艺术与批评》，《艺术潮流》（台湾），1994年第3期。

2004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