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并没有因为廉价而用漫不经心的态度扮演被摄者,相反,遍及普通家庭的傻瓜相机只有在家族聚会或逢年过节的隆重场合才被使用(旅行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一种过节)。而面对镜头时一个人应该洗脸,梳头,换上最好的服装然后微笑。人们对摄影的严肃和慎重的态度经常会破坏拍摄者的人类学热情。当旅行者在边疆为捕捉奇异服饰而举起相机时,对方飞快地回家换来一身与你一样的体面的衣服。当然,这是他尚未被告知他的原始状态是一种价值之时。一旦他获得了卢梭式的殖民主义口味,他会用夸张来赋予土著风格以商业价值。现实主义需要勇气,而理想主义却几乎是一种本能。人们渴望留下形象,但何种状态值得作为形象被留下,却先得选择与判断。人们本能地知晓形象的力量,因此他略微有点紧张,当然,这是好的态度。

　　在这种传统之中,摄影的问题就转变为一个关于“好”的问题。

　　好的皮肤是清洁和光滑的,没有斑点、伤痕和太多的汗毛；好的肌肉富于弹性与力量,没有多余的油脂；好的头发应该乌黑和柔软,不夹杂白头发和头皮屑；好的牙齿应该整齐和洁白,没有牙垢与蛀牙。

　　好的衣肤应该合体并且时髦；好的男人应该善于选择领带和皮鞋；好的女人不应该吃会让她发胖的甜食。

　　好的微笑不应该暴露出牙龈；好的咳嗽必须用手盖住。举着电话拍照是好的,但两眼应该正视镜头；翻着一本书拍照是好的,但两脚应该成直角而站立；端着酒杯拍照是好的,但是上身应该轻微地向前倾斜。

　　这是透过镜头所看见的好的世界,或是对世界的好的理解。在这样的理解之中,摄影是一种使世界好起来的技术,一种治疗与统治的技术。通过摄影行为,摄影者与被摄影者同时被告知了“好”的定义,被进行了“好”的训炼。

　　摄影术使正对镜头的那一面成为“正面”,从而使深度感代替了深度本身。通过将世界解释为正面,世界以美好的正面形象,得体的表情与动作进入了历史的视窗。正面形象负荷着图解时代理想的使命。一种理想如何把一个微笑塑造为正面形象,这是一种加冕,这是微笑着的身体与注视这一微笑的身体之间冷酷的权力斗争。人民通过对正面形象进行消费、认同、模仿、漠视、亵渎和仇恨参与了这种斗争。每一个握着相机的个人,在按下快门的六十分之一秒中,以认同、逃避、较量、告发、歪曲、误解的姿态接待了正面形象。

　　镜头后面的黑洞,既是好的目的与归宿,却又是好的源头。如同狗听到铃声而分泌液,好是对镜头的条件反射。每一个举起的镜头都促成一次好的演示。由于批量生产的傻瓜相机的普及,好的帝国一再开拓。到处闪烁的镁光灯,照亮了好对黑暗的吞食。摄影本身加强了好的教育与培训,好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每个人都将是好的理论家与修行者。

　　为了创造一个好的形象,摄影者尽可能地弯下腰,费力地收缩颈部的肌肉,将头举起,把眼睛凑向目镜，同时他的另一只眼睛紧张地闭上了，他的脸因此完全扭曲。他完全遗忘了自己的身体而生活在好之中。但是,在被摄者和旁观者的眼里,他在生产好的同时也生产了好的对立面:坏。

　　好的被摄形象和坏的拍摄动作一如身体和他的影子,可是,一但拍摄者关注了拍摄动作自身的美,这便成为一种不好的拍摄态度。并且,此时,这个优美的拍摄姿态作为被摄形象,诱使另一个人摆出又一个拍摄的姿态,以此类推。

　　好并不消除坏,它只是遮蔽坏，而这种遮蔽内在地包含坏。而坏更不只是好的对立面,坏是好的同谋。好接受坏的贿赂，好和坏心照不宣。好是一种制度。好是身体的修辞学,但它并不贬抑身体,身体自愿地投入好,通过成为好的形象,身体融入了群众。群众性的好此时代替意志接管了身体。接受一种好意味着一种租让,但那是永不回归的租让。正是因为受到坏的致命诱惑,身体才急不可耐地扑向好,向好逃遁。所以,正如好根植于身体,坏也深深地根植于身体之中。

　　因此,摄影总是同时建立和颠覆好。但建立和颠覆并不相称,把好和坏在数量上相减,等号后面并不是零。其余数取决于摄影这场谈判。

　　否则,好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