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两年一次？出于一个进化论的思路：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要跟踪和展示这种变化。但变化并不自动发生，如果这两年期间并没有涌现新的艺术家或者老艺术家们并没有新的发展，双年展的理由在哪里？如果这两年是艺术界的震荡与活跃期，有大量的艺术现象朝生暮死，半年里出的事比平常四五年的潜沉时期还多，那么双年展的理由又在哪里？这种借两年一次，或三年四年五年一次的周期来展示艺术的作法肯定是为了把事情搞大，节日感是为了建立权威感。

　　为什么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最古老的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年龄一百出头，在其诞生的同一时期伦敦和巴黎正在大办世界博览会。女王要把她在香港、新加坡、澳洲、印度和南非的广阔殖民地的奇珍异产展示给她在伦敦的子民，让他们有更多的理由热爱殖民主义。与此同时在她的校园里产生了一种叫做文化人类学的学问，专事采取异文化经验来呈示给主流文化中的人群，从而建构起主体与它者的伦理秩序。双年展模式所依托的现代博物馆 -- 美术馆制度，本身也正是对殖民掠夺和文化人类学搜集工作的一种消化机制。在欧洲每个小城市都有博物馆 -- 美术馆，贯彻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心主义思路：不用行万里路，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就可以看到世界的缩影。只是世界在被收藏成为博物馆知识时己经经过了人类学知识的分类、筛选和过滤。殖民主义的血腥或许己被洗净，尤其是当它们成为市民社会的公共福利设施时更显得道貌岸然。大约也与此同时，同样以民族国家为竞赛单位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也兴起了。因此，国际双年展的猎奇与殖民主义本性是结构性的，潜意识的。这种深层的暗影并不因为它偶尔选择了某个有色人种的策展人而褪去，更不因为把它移植到某个前殖民地 --- 约翰内斯堡或上海 ---- 而有所缓解。

　　为什么要移植双年展到光州、台北或上海或伊斯坦布尔？据说是这些地方不满于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而试图另立中央与之对抗。但当双年展模式不断被复制到每一个有“国际性都市”野心的城市时，当有没有双年展成为一个城市和地区的一种现代性的指标时，双年展制度本身是不是就已经成了殖民主义的新的鸦片？更可疑的是：竞争的假想敌并没有真的指向威尼斯，而是在同一等级中展开的。横滨是为了和光州攀比，上海是为了和台北攀比，而成都，成都是为了和上海攀比嘛！

　　除了国际大展，难道就没有别的艺术生产与消费的模式？

　　在中国你可以经常听到对国际大展选择人选的抱怨，也会不幸地看到有些艺术家因为入选了国际大展而得意忘形判若两人，然后固步自封。 ---- 我自己当过策展人，我有一个奇怪的理论来安慰那些抱怨的同行： 1 ，每一个策展人都有处女情结，都想推出从来没有被搞过的新人或者长期被忽略的老革命，以便在同业中显得别具匠心。 2 ，根据这种逻辑，理论上每个人或迟或早都有份，并且老来俏比起少年得志来未必不是好事。而等到大家都有了这么一条简历之后，它就会贬值。 3 ，你要赢取身边的艺术家哥们的尊重靠的还是你本来的工作，取决于你是否真的能建立一种巨大的不可代替的存在……哈！我就毫不怀疑自己至少也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作为被漠视被冷落的老革命而被平反，那时候，我可要漫天要价了！

　　让我们回到成都双年展。刘骁纯和顾振清的受命来自这两位文化人的责任感：不愿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促成中国艺术的公共性与合法性进程。出于聊胜于无的考虑，也出于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的侥幸心理，尽管有太多的限制，他们选择了戴着枷锁跳舞的游戏，因此我尊重他们。往最坏里说，要过过策划大展的瘾，我也理解他们。至于展场空间的缺点，成问题的“架上”媒体的事先规定，策展人权限的不明确，则让我同情他们。由于最后这一点，我怀疑策展人的意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得到实现的，因此我不忍心对具体的策展话语与实践有过多的批评。

　　如果我是邓鸿，我就不会投资做这么一个双年展。我主要是出于经济成本上的考虑，花在成都双年展上的三四五百万人民币，可以用来做一百个小展览，每个花上几万块钱，而这将多大地改写中国的艺术景观！一定会改写艺术史的进程。这样的大展太不环保了，我心疼投资人的钱。像我们这样一个对文化艺术的投资总量上并不宽裕的国家，每一笔投入都是可歌可泣的文化冲动。不但要大书特书，更重要的是要把钱花在刀口上。花那么多钱请来的金发碧眼的住在贵宾楼里的美国人可曾在研讨会上说一句建设性的话，哪怕是一句可作为反面教材的厥词？你又何曾能够指望他们回去后为你说半句好话？我们的投资人的可敬的文化建设的雄心，在这个文化做秀的时代被套入了大展大事件的框架中。话语权的建立绝不可能仅仅靠金钱来堆积，这样的事情己经不止一次地发生也还要发生下去，这种悲剧跟双年展模式的弊端一样是制度性的。正是这种奥林匹克想象限制了我们的投资人的想象力，限制了他们去倾听更务实的更理性的建议。

　　对于任何行动者绝不应求全责备，我的批评更绝非针对一人一事，如果我们的投资方、策展人、艺术家和批评界不能更有想象力，不能提出有效的替代模式，我担心的是，有朝一日就算我自己来当投资者或策展人的时候，我也会重蹈覆辙。

　　　　　　　　　　　　　　　　　　　　　　　　　　　　　　　　　2001.12 《典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