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我和美术批评家彭德在一个美术网站上开战，盖因老彭主张“中国需要优雅的艺术”之类保守言论，我则以《中国需要实验精神》相对。老彭回之以“邱沿袭的‘实验艺术'一词也蹩扭。这是前卫和贡氏实验艺术观的怪异结合” 这样的话。说来彭德虽然结论糊涂，毕竟没有看错我的武功家数。我出身于浙江美院，在范景中先生多年经营下敝母校早就是中国贡学的大本营。当然，我并不敢自高门户，若“实验”之说并非解决当下问题的利器，咱也不敢掏出手。

　　贡布里希与其老友波普尔联手，致力于阉割黑格主义的历史观。其主要论旨是在这样几个层面上展开的：一，用“图像学”的名义对历代作品进行系谱分析，追综风格和趣味史演进的细微现象，尤其着重研究风格传承的互动逻辑；二，在为如是的历史变化提供动力学解释时，拒绝各种各样的决定论：艺术史是问题和任务变化的历史，而不是由艺术家的情绪、个性或“时代精神”所决定。为了替代贫困的历史决定论，他们用“情境逻辑”或者说“名利场逻辑”来解释变化。三，因此艺术发展是不可预测的，正如大规模的历史预言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预测的行为自身都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干预性的现实力量，因此， ---- 这就是我自己的引申了 ---- 只有敞开的艺术实验，正如科学探索中的试错，才是可行的未来之路。事实上，美术史中的伟大作品又何一而不是当时敞开的历史可能性中，无数相互竞争的历史“试错” 方案中最富成效的那种？！

　　在我身上，贡爷爷第一个层面的工作使我得以顺利地在美术史领域获得了结构主义的具体案例，并意识到传统与习俗、偏见或常识是如何深深地根植于事物的深处；第二个层面的工作则清洗掉了天才论或伟大时代决定论的狂妄。九十年代中期美术界的理论的论说中就曾一度充斥着以“后现代主义”为名的“历史分水岭幻觉综合症”，其实是为自我吹捧或相互吹捧提供谬说，承贡氏之助，我又逃过了这一劫。

　　第三个层面，使我走向一种行动哲学和斗争哲学，甚至于唯意志论。我想这倒不意外，瓦尔堡的贡氏和波普尔一样都讲着尼采的德语，而不是黑格尔的德语，正如他们的老乡维特根斯坦一样。我由艺术家兼而理论写作，最后又担当起了策展人，种种一切都是为了粉碎不断沉渣泛起的各种决定论的“预言”。贡布里希使我相信，自己的行动一定会对现实有所改变，因为我们所处的乃是“情境”而不是铁板一块的“环境”。 贡氏这第三个层面的工作，更提醒了我关于“错误”的价值。多年的艺术实践与思考早就证明这一点：创造性产生于错误的黑暗中。后来，我开始设想有意建立一套工作机制来让自己经常性地犯错误，足够疯狂也就足够成功地犯错误，这把我引向“后感性”。

　　“后感性”后来是一系列轰动一时的前卫展览的题目，现在也还在发展。最激进的艺术实验与贡布里希的治史居然可以有如是深密的关系。我要说明这一点，以示对贡老爷爷的敬意，同样，也是为了提醒深受贡老第一层面工作影响的美术史系的亲戚们：不要让“图像学”沦为学院主义的烦琐考证，把贡布里希放到他老人家一再强调的波普尔历史观的语境中去读他的微言大义，还我们一个实验性的贡布里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