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就七嘴八舌的讨论准备展览的事，徐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都提了很多精彩的想法，关于怎么分割和重新组合美术馆的空间，不光是呆板地黑板报式地陈列五十件入选作品的图片。我从做了多年录像装置的经验出发，比较强调多媒体的运用，用图片、录像、声音、模型来营造一种综合的气氛，并产生互动性。比如我设想让五十个建筑的平面线图在地面上，观众一踩在某个上面，墙上即出现该建筑外观的录像投影。为了将楼上楼下的空间联系起来，我又建议用建筑工地用的线坠成排地悬挂，形成引导观众参展路线的视觉符号，等等等等。人家请你来还吃了人一顿饭不就得替人出主意嘛。就在我们绞尽脑汁之时，萧默先生说：我看还是朴素一点，以平面为主，图片旁边配一点文字，啊。大家就都不说了。此后我们又在罗丽的《东方》杂志的办公室碰过一次头，同样没有什么结果，以后几个月我出国去做展览，想到这件事八成是按萧先生的意思做成了黑板报，只是有点遗憾。因为这个展毕竟是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一部分，恐怕布展的方式太土了。

　　五月我回国后马上接到王明贤的电话说展览就那么布置了，但想邀请几位前卫艺术家的作品作为特邀展出，点缀一下气氛。包括邵帆设计的家具，展望的假山石等，我则着手专门为建筑展制作录像装置《极乐世界：来自西方的装饰》这作品。

　　这件作品的缘起是我在圆明园观察那些在西洋楼遗址前留影的搔首弄姿的游客们，联想到了满街都是门面装饰的罗马柱，各种房地产广告充斥着“欧陆经典”之类的词，甚至人们的卧室里也由欧洲宫殿的柱式和线脚来装饰。考察国内对西方文化暧昧复杂的心态，建筑装饰无疑是极好的个案。圆明园之建设，肇始于清帝对西洋风物的猎奇心理；圆明园之毁，则成为帝国主义罪行的证据；而今日罗马柱成为时尚，满足了小康人家对贵族品味的假象的消费。西方是列强，是侵略者，是远来朝贡的异邦，是豪华尊贵的胜境，是民主和科学的起源地，西方是一片想象的疆域。人们对圆明园遗址和石膏线脚的消费就是在消费这种想象。这种想象作为“彼岸”正像“西方极乐世界”和“福禄寿喜”这样的概念一样，为人民平庸的生活带来了不可或缺的希望，难以企及的梦想，必要的“它者”。我把在圆明园废墟前留影的游客拍成录像投影在一块磨砂玻璃上，现场堆满了建材市场上买来的石膏柱、线脚、灯座等。我有意在装修现场的凌乱与废墟之间寻找一种造型上的相似。此外石膏柱子上用一种特殊的荧光隐形幻彩颜料书写了《阿弥陀经》中有关西方琉璃世界“七重围栏，七重宝树”之类美好的描述。这种颜料只有在紫光灯下才显形，在正常灯光下则是雪白的石膏柱。有一个灯光切换器一直在控制两种光线的变换。字迹时隐时现，营造出了真实与虚幻交错的现场气氛，而其实所谓的真实也无非是一种幻想的物化形式。通过把流行的建筑装饰品，著名的建筑遗迹和佛经中的“西方”并置在一起，我讨论了建筑作为一种文化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

　　作品安装完成后有一群权威人士来审察作品，约摸十几个人，其中有几位白发苍苍的，我对建筑界的面孔不熟，但可以看得出这群人都是这个领域中一言九鼎的人物。他们围着作品转了一会听我的解说，其中一个问道：听说你的录像中有强行拆迁的镜头？我说：没有啊。于是把录像从头到尾放了一遍给大家看。看完之后，有个白头发的老先生说：就是这些了没别的了吗？那这我看还可以嘛！于是大家就都说挺好挺好，有的朝我点点头，大家就转到别的展厅去了。于是我到美术馆对面的胡同里吃了碗面，回来时听说展望的太湖石等作品都没有通过审查，我的作品竟是唯一的幸存者。

　　这时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凑上来说你这个作品观众走进去碰着了怎么办？我说装置作品就是可以让观众在里边走的嘛，没关系。他说那不行，观众把你的东西碰坏了也不好，你把人家碰坏了也不好。我说那您看着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于是他拿来几个柱座用一根黄绳子把整个装置圈了起来，有点像保护交通事故的现场的那种。

　　从八九年现代艺术大展以后严禁非架上艺术入馆，美术馆有很多年没有展过装置作品了，工作人员不适应了，我可以理解，就算有点缺憾也当然是尽量配合的。第二天开展前四十分钟一个工作人员过来说你这个电线不符合消防规范，得用双包线不能用双绞线。当时王府井正修路出租车开不进，我冒着大雨跑步到百货大楼买来一捆双包线，在最后十分钟内神速地把线路全换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