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九四、九五两年间写过一批文章 , 与以王林、易英为代表的有庸俗社会学倾向的艺术理论进行论战。论战的核心是：作品不是“意义”的表述，而是“效果”的营造。“效果”是通过形式的实验创造出来的现场，而不是作者心中的含义或观念。这一立场有助于反击当时流行的题材决定论。

　　到九七年的时候，题材决定论己经变得越发肤浅以至于不值一驳，我意识到另一种危险正在笼罩着中国艺术家的创作，那就是 , 所谓的观念艺术 , 正在陷于一种标准化的趣味：极简、枯燥、微小崇拜和机智崇拜。智力上的追求压过了作品的现场感，“说法”变得比什么都重要，一件作品不是为了打动人而是为了人使观众佩服作者的智力水平，艺术界己经陷入了一场走火入魔的智力竞赛。从九六年的杭州录像展开始 , 我对观念艺术这个概念产生了一些批评性的想法，同时也发现只有一些更年轻的艺术家能接受我的这种想法，比如杭州录像展上的高世名他们那个做录像的小组。

　　九七年时我创作了一批作品如《物》等，都是在强调现场的可感受性。我和吴美纯开始商量组织一个表明这种倾向的展览。我们知道这个展览将主要由年轻人组成，成名艺术家都中观念艺术之毒太深 , 不可救药了。但能理解我们的想法的年轻人在哪里，什么时候才能登上中国艺术的舞台，我们并不清楚。我想到用“后感性”这个词来描述这种必将出现的艺术，颇有几分兴奋。九七年秋天我去欧洲旅行，知道英国人办了 Sensation 那个展览，当时心里一苦：他妈的这个词让英国佬给废了。

　　这时候我在浙江美院的师弟蒋志、杨福东、刘韡等人相继毕业开始投入创作，由于组织录像的活动 , 我们和电影学院的乌尔善过从甚密。浙美的同学盛天晔的弟弟盛天泓在中央美院就读，通过他接触到中央美院的学生如杨森、方禾、王卫、张帆等。九八年一月，在北京东郊姚家园，蔡青的地方举办了由冯博一策划的《生存痕迹》艺术展，我在那个展览上的作品引起了另外一群年轻人的兴趣，他们就是孙原、朱昱和琴嘎，他们觉得我会是他们的人。可能是在四月左右 , 他们通过当时孙原的朋友 , 中央美院画廊的工作人员马欣找到我，请我们去他们的工作室看看。那天晚上看了朱昱等人的作品，我也挺高兴。这些人其实年龄都只比我小一两三岁甚至同岁，只不过我出道早。他们对这时中国艺术界的标准观念艺术本能的反感，郁闷，但不知道要往什么地方去。他们自己的东西还不成熟，但如果发展的好 , 会对现状有一个冲击。我当时正为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的一次研讨会准备论文《观念：艺术的误区》，这些人就成了我的文章的第一批读者。

　　我们同时也开始商量展览的事。那时蔡青弄完《生存痕迹》 , 意犹末尽，希望吴美纯来为他在同一个场地策划第二个展览。吴美纯说除非是为这批年轻人做展览，否则我们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我们知道以这批人之年轻没名气是拉不到赞助的，而蔡青愿意出两万元印画册。九八年的五月三日，我们召集了大家在我家里与蔡青见面，也让这些人彼此互相认识，看作品。当时粗定的展览标题叫“非另类”，主要是从这些人的生存状态出发的，他们大都不是职业艺术家 , 另有谋生的方式，所以艺术只是精神需要或成名欲的需要，不受商业影响，也就不唯美而偏粗鲁，正是这一点让我觉得能用来打击流行的观念艺术中的虚伪的绅士风度。我心目中的人选还有一个郑国谷，就是因为他身上有某种反“作品感”的生率的东西，我自己的创作就经常被指责为“作品感”不足。当时还考虑过另一个标题叫“杂种丛生”，也还是同一个思路。散会后，蔡青留下来跟我们说这些人当中要加以筛选。当晚我和吴美纯谈到晚上三点。吴觉得大家功利心太重 , 遂有心灰循世之想。这件事本己发展到了要进场布展的程度，孙原的方案要在现场工作一个月，急于进场。六月二十九日，蔡青打电话说没钱了，延期到寒假，我至今都怀疑蔡青这家伙其实是对无名后生信心不足。后来蔡又生病了，这件事就这么搁浅了。我们就开始设法自己凑钱展出。

　　场地问题是由孙原在他所住的芍药居小还发现了一些空的地下室，通过楼区找到了物业公司，十一月的某日我和孙原一起去木偶剧场旁的物业公司管理处找到了负责人，签合同租下了一整座楼的半个地下室。我们拿了钥匙去看过，空间有大有小有十七八个分割单元，高度不够。但很便宜，租一个月才两千多元。我们说是为一个在美术馆的展览准备展品需要工作空间，但到时会有一些评委来这里看作品云云。孙原从中央美院雕塑创作室拿到盖了章的介绍信，是展望帮忙干的好事。时间订在一月八日，是我们租用期的最后两天，这样大家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布展。我向大家提出，画册每人分担一千元左右，至于场租，由在北京的艺术家分摊。因为外地艺术家来京还要多掏路费，场地的钱就算我们尽地主之谊请客吧。北京艺术家有十来人，这样北京的艺术家每人掏了一千二百元整。

　　从蔡青那边的事搁浅到后感性展览开幕这中间的半年，大家的作品一直在发展。孙原他们得到机会在新美院通道画廊办“镶嵌”展，皮力当策展人。半夜一点三个人跑来说，展望说了，我们用了动物大家会骂的。我说，想怎么做就做吧，到时我会有办法帮你摆平啦。第二天在展厅里有人说：哇太残酷了这要在西方准有人抗议。我接过去说：幸好咱中国人没那么愚昧。大家哈哈一笑，就此揭过了。朱昱为上海超市展准备作品铰脑浆时我为他拍摄和剪辑录像。这是他们找到尸体作为材料的开始。吴美纯很担心这种一味残酷的追求最后演变为第二个东村，其他人也有不同的想法。我则一再地强调目前大家的东西感性方面则足够强烈了，但“后”得不够，只是一种常规感性：看到骷髅觉得恐怖，看到腐烂物觉得恶心，这些都只是正常的感性，至于什么样才是“后感性”，其实我也说不清。乌尔善在往声光气味多种感官综合呈现的方向发展，刘韡对录像发生兴趣，我帮他拍了“后感性”中展出用的录像。我们对郑国谷说：你以前的照片很“生” , 现在己经被汉斯做成了商业了，你曾跟大尾象一起展览做的是行为，想不想再做行为？郑国果然是好样的，没有被商业弄晕，提了一个很好的行为的计划，还推荐了他的师妹阿钰参展。十二日初在管庄的《反视》展览上，石青找上门来，也入了伙。此外又发展了冯晓颖、陈羚羊和肖昱等人。石青的加入很重要，因为他在奥美广告公司工作，工作之便，由他设计画册，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画册的风格。这家伙也是个偏执狂，说好封面弄成又艳又火的品色，到了出片公司还是被他给改成了黑色。

　　画册印刷是朱昱和我一起去印刷厂盯的。

　　这时候己经确定下来用“后感性”这个名号，不再回避英国人用过的“感性”。主要是因为十二月初我去深圳开会时与张颂仁见了面，张的英文好，他说 sensation 其实有热闹，骟情和耸人听闻的意思。听了我们的思路，他建议英文用 Post sense sensibility ，这样就可以说明跟英国艺术家的区别了。张颂仁的这番说明解开了我心中一个结，决定还是用这个最合适的最能说出心中的感觉的词，不再刻意去回避。但这同时也对作品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一来一定会有人说我们是赫斯特他们的翻版，但我们不是，我们有所超越，并不是在他们的方向上比他们更狠就行，而是要有自己的美学方向。这样来要求这么年轻的艺木家简直是太高了。

　　我自己认为过分依赖动物、尸体之类的材料过分落于实相，只是惊吓 , 而不是动情。孙原等也对其他参展者有了看法，觉得要的东西其实不太一样。所以后来为了表示一种分类上的差别 , 又加了“异形与妄想”作为副题。在深层的思考中 , 我们知道异形只是妄想中的一种，是关于身体的妄想，而异形和妄想也只是后感性中的一种而己。后感性这个词包含了更大的野心。

　　布展的时候吴美纯与孙原发生了争论，我们将孙原的作品与陈文波的画安排在同一室，孙原认为那只好用人工隔断隔开 , 并要与陈均摊费用。钱是小事 , 这里发生的其实是观念的差异，他开始追求一种作品感。而且孙原告诉我，展望告诫他们，今后一段时间内作品的面貌要保持一致。我说服了孙原不打隔断。但并不是用观念让他接受，而是靠个人的脸面。我感到有些痛心，这么优秀的年轻人 , 还没出来就己经受到种种误导，离开实验的道路去追求成功。比起体制的力量，我们的思想所能改变的东西太少了。

　　因为此前“是我”的展览被封，我们对于消息封锁得很严，直到展出当天上午才用电话通知圈内人下午在某处有展出。整个下午一直在用手机为寻找展出地方的人指路。结果竟来了许多人，印了一千本画册当场就被拿走了七百本，可见来的人数应该在六七百人之间。剩下的画册每人一分就没几本了，如今成了极珍贵的东西了。

　　展览的反响跟我们事先的想象差不多。到处都在谈论异形，老栗说中国艺术中出现了一股暴力倾向了。我相信 , 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更符合“异形”们的本意，但只是关于他们的现实，我担心的则是，他们在赢得现实的同时，失去了更多更远的可能性。他们本来是有机会超越赫斯特的。我刚出道时被张颂仁和老栗宠幸，在“后八九”展览中编在了政治波普之中，还好我这小子不领情，否则我现在早成了过气的明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