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也没有收集太多关于这方面的资料，仅有的一些也是当年别人给我的，寄给您不知是否有用。

　　老栗，在电话里，您说要承担所有的责任，使我很感动。我知道在这个事件中，我的责任是无法回避的，今天的事实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一段感情建立在这种不真实的基础上，只有自食其果。老栗，今天走到这一步，我知道会使您很为难，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件小事，它关系到许多方面的人和事，这不是我所能预料的。老栗凭心而论，如果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当年是一个把那一枪的后果想的如此透彻的人，可能就不会去打这一枪了，因为它毕竟是触犯了法律。如果在一个法律健全的国家，我和李松松是会被判刑坐牢的，李松松是偷枪者，我是打枪者，而唐宋最多是个知情者。也正因为在中国，在那个年代，我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法律观念，而也正因为中国法律的不确定因素，才导致了这件作品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及法律的弹性等等，这一切都是这一枪自然产生的结果，不是我想到了结果才去打这一枪的，或许唐宋是想到了结果，所以他才没有去打这一枪。而事后再怎么说，都是没有风险的。

　　导致我们释放的原因至今我也不是太清楚，当初外界都说因为我们的家庭，其实您知道我的家庭与唐宋的家庭在北京是不足为奇的，这不可能成为释放我们的原因。总之有一点可能帮了我们，那就是我们是把事情桶的太大了，全世界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情。当然松松的爷爷承担了不少责任，这点我一直觉得愧对于他，但是在中国您是知道的，一个这么大的事件，任何一个单一的因素都不可能导致这个决定。以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或许这就是1989年的特定气候所决定的，没有人可以怀疑这一点，198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疯狂的一年，在政治上相对开明的一年。据说当时正好是过年，政治局是胡启立当班，他做出了这个决定。我在想不管是什么因素，当年的一抓一放，的确为这件作品添加了不少政治色彩。而这一大年三十的枪声所引来的后果，又使这件作品真正成为传奇。

　　老栗，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作“顺其自然”，我今天对这句话好像有了新的认识，当年我顺其内心打的那一枪所造成的后果，其实都是在1989年这个特定时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自然产生的结果，这一切的一切没有人能事前预料，但历史的巧合有时往往就是这样的让人们不可思议，有些事情也许就是天意。包括今天的事情，这么多人劝我不要说，但我控制不住地想说出来，这难道不是我内心的需要所致吗？什么是自然，是不是随着内心的真实所在就是自然。

　　老栗，您那天一再地问我为什么要打枪，这也许是一个心理学问题，一句话也说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为什么要打这一枪。老栗，如果您真的觉得用情感两个字无法解释的话，有一天我可以告诉您。但是这一枪导致的诸多社会和政治因素，实在不是我当时所能把握的了的。老栗，您想想看，如果我真是一个对政治和社会如此敏感的人，出来以后是决不会陷入爱情的。有时我真不知道我的问题出在那里，老栗，真希望您可以作为长者告诉我。

　　我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面对理论家，我一直是怯场的。说了那么多，在您看来，也许是越说越糊涂，本来不想说的话，不知不觉地又说了那么多，如有不敬之词，请多多地原谅。

　　此致

　　敬礼！

　　肖鲁

　　2004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