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将“关于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的说明”寄上。许多事情的对话和事情的具体性，我不是记的很清楚，但大的事情我还是记的。

　　这些天我一直在回忆当年发生的那件事，客观地说，唐宋只是枪击事件的知情者，他和这个事件有关，和作品无关。但与事件有关系的人就太多了，李松松是非常主要的一个与事件有关的人物。

　　或许当初他在杭州听到我打枪的想法，又知道我能借到枪，有参与的意念(我无法确定)，故他到北京之后建议我去买红布，但在布展时我的态度让他失望，我撤了红布，他又变成了旁观者。但随着事情的发展又让他无形中卷了进去——被捕，故他又一次想介入其中。而这时的我又陷入了情感之中，对他的介入视而不见。

　　我和他当时应该是在两条线上走的人。我爱上了他这个人，而他爱上了我这一枪。这件以情感为基点的作品，通过打枪这一形式，使我得到了一种身心的解脱，我全身心地投入了这段情感，这时，作品对我似乎不重要了，所以对唐宋的一切也就默认了。再加上以后我们有过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使我对这份情感又多了一份浪漫色彩。但唐宋毕竟从一开始就不是以情感为基点，他为自己这个“大情人“的角色而恼怒，他开始迁怒于我，认为是我的存在影响了他的事业。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有机会离开我，他用一切方式和恶毒的语言来伤害我，目的就是一个，让我离开他。

　　老栗，十五年前，我因为情感做了那件作品，为了一份情感，我十五年没有对这件作品说任何话，今天，还是因为情感，我说出了枪击事件的全部经过。这也许就是一个女人真实的心理历程。我有时对艺术的见解并不是太清楚，但我知道自己的内心的真实所在。这件作品应该说从形成到开枪，这一心理历程是与我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作品的发展与外延，与中国这个社会的政治又有着不可分隔的联系，这也许就是这件作品的再生之本，其实现在想起来，这件作品的延伸对我自身来说是最紧密的，它一直延伸到今天，当我再一次复制它的时候，竟然是再一次面对它的时候。十五年前以《对话》为媒介的情感生活，又以《对话》成为结束。如果说有宿命论的话，这简直就是一个怪圈。当唐宋正式提出和我分手以后的半个月，北京来电话要求我复制这件作品。而当唐宋知道此事，又一次想来把握这件作品的时候，我坚决地说出了：“不！”

　　这就是我那件新作品产生的本原。当我面对自己打了十五枪的时候，也就是我能真正面对自己这十五年的时候。就像我在阐述作品“十五枪…… 从1989到2003”的那样：

　　爱，

　　 天知道。

　　 恨，

　　 地知道。

　　 无爱；

　　 无恨，

　　 鬼知道。

　　2003年12月10日于北京大山子工作室

　　十五年前，当我在中国美术馆打了那两枪之后，我和他；从北京东城区看守所出来，一种无形的力量吸引着我，从1989年到2003年，我们整整走过了十五年。

　　 今天，我又一次举起枪，面对着我自己，一年一枪，整整打了十五枪……

　　我们结束了。

　　我不善理论的阐释，更无从谈论艺术，我只知道真实地生活着。作为一件作品，其表现形式对我来说；它的存在只是一种内心的需要。它可以是一幅画，也可以是一首诗，或者说；它需要的是用一把枪……，这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你在特定状态下的心理走向。它不是用“艺术”这个词所能解释的，它是一种求生的本能，是你的生命之所在。

　　 肖鲁

　　2003年12月23日于北京大山子工作室

　　其实当我在回忆当年的那些事情，许多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的联系是缺一不可的，那一环紧扣一环的看似偶然的事情，缺了那一点都无法形成枪击事件。但贯穿其中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内心的需求，因为不管是别人的一个建议、或者是一个提示，你的内心如果没有这个需求，这一切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你有选择做与不做的权利，因为到最后的那一刻，是需要你去打这一枪。

　　老栗，我不知道形成一件作品是以人为本，还是以意义为本。我想如果没有作品本身的成立，一切意义都无法形成。

　　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您的问题，是唐宋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但《对话》的确是一件女人做的作品，男人说的作品。这是一种尴尬还是嘲笑。对我自身的经历来说，更是一种尴尬和嘲笑。

　　老栗，有时当你面对真实的时候，会变得是那样地无奈与失落，但这也许就是事物的本质，它促使你必须去面对一些事物，面对你自己，你没有选择，谁也救不了你，只有靠你自己站起来，去面对一切，这就是现实。

　　老栗，这么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好好谈过，今天我能给您写这些，还是对您有着一份尊敬，我曾经对您有着误解，但和您通了电话之后，我还是相信您会理解我的。我不知道眼前的路是什么，就现在我所写出的一切，还是希望您去做详细的调查，因为历史是需要一个较客观的真实存在。

　　 肖鲁

　　 2004年2月3日于杭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