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说我是邱（志杰）粉，是王（南溟）粉，但还漏掉了一个，我还是徐（震）粉呢！这没有什么好丢脸的。别人有让你要“粉”地方，那就“粉”起来。我觉得这是很与时俱进的态度。这个时代，“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昨天老邱在网上的访谈，我想不仅是给我以思考，许多人私下都会去想一想的，可能更多的是不会把这想的东西说出来，但有一点倒是可以猜一猜的，就是这些在想的人，心里不见得就会释然。

我与老邱其实认识很早，大概是91年。当时他刚完成了毕业创作《大玻璃》，他想到南京《江苏画刊》谋职。我记得当时他与顾丞峰在一起，我与管策还陪他们一起吃了顿饭。南京那时都在做综合材料，所以邱志杰谈他在学校里做的一些很观念的作品，如《读唐诗》等，我们都觉得很新鲜。92年，广州双年展的时候，我在广州的街头上碰到邱志杰，那时知道他还没有找到工作，还在老家漳州。但很快，他就去了北京。之后与老邱的联系其实不多。96年，我们一起在上海参加了《以艺术的名义》展。当时圈子里谈艺术意义问题正是火热阶段，焦点就是邱志杰在《江苏画刊》上的那篇文章（《批判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批评》）。其实当年《江苏画刊》同一期共发了五篇关于谈意义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我的。我当时的状态还停留在模糊美学的层面，对作品的意义阐释一直很是规避。所以96年在上海，与老邱见面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交叉。但我们还是谈了作品，他说我的作品是美学的，但是没有意义。说实话，我当时没有搞清楚他这话的褒贬。96年他邀请我参加在杭州他策划的《现象·印象》录像艺术展，我为了考学校的职称，放弃了参展。这是我后来很后悔的一件事情。

99年，我开始做艺术家访谈，老邱的那篇是我去北京他家里采访的。这是我从另外的角度理解了他当时在做的一些事情。我对《后感性》的了解就是通过采访全面起来的。老邱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不但能说、能写，重要的是他始终有一个思想平台，他始终是在系统里工作的人，他始终是系统的制造者。这点很使我敬重。

99年之后的好几年，我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差，人很矜持。这段状态其实一直延续到05年。我其实也一直在反思，现在想来，我还是在内心过多地给予了自己有退路的余地，我虽然很在意自我批判，但我知道我的自我批判是不彻底的。有一个阶段，人委顿之极。03年在南京的一个展览，老邱也参加了。有一天晚上，我酒喝了很多，那个阶段我几乎离不开的就是酒了。我借着酒意跟老邱说，我有许多话要说啊，我实在不知道如何说出来。我当时眼泪就淌了下来。我直感自己是就这样一直地委顿下去了……我记得老邱当时对我说，老金，你不说我也清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你看看我现在别人好像很在意我，背后我承受的东西难道就轻吗？多少人在背后骂着我呢！树大更招风啊……那天我们喝了很多的酒。我心里一直纳闷，事情是要看开一些的，但我就为什么看不开呢？

03年11月，我来了上海，我觉得我整个的身心调整是来了上海才开始的。04年我的《日常陈述》要出版，我跟老邱说，想请他写个前言，我把文稿快递给了他。他给我回信，答应写这个前言。之后，他实在是身不由己，一直拖着这个前言，我也只好一直拖着出版社。记得我们在香港见面的时候，他见了我先抢着说，再给我两个星期，我一定“交作业”！两星期后，他准时交了“作业”。这就是我后来书中的前言。别人说，老邱的这篇文章没有说你什么好啊，但我很喜欢。因为他总能从另外的眼光来说我的东西：作品或文字。我的喜欢或许还有一层意思，这大概就是爱屋及乌了。

在我的内心，老邱除了学养，他的确还是个很义气的人。而我在义气面前，从小就是不要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