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松先生做了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的名誉馆长，这个消息可能外传得比较缓慢，所以知道的人不多。以刘先生的影响与身份而言，就是有几个美术馆名誉馆长的头衔也应该是不奇怪的。但担当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的名誉馆长，总好像有些不太适宜，这个不适宜，一时还不太好说。但最近在多伦的一次会议上，刘先生的发言，使得这个“不太适宜”的理由给刘先生自己在无意之中解析了。
会议本来是讨论刘先生等三位水墨画家明年五月在多伦所做的展览。作为美术馆的名誉馆长，在多伦做现代水墨展，这在情理上自然是说得过去的。就多伦在外界的形象来说，要做刘先生等成功画家的水墨展，事实上是一件很勉强的事。因为多伦所坚持的当代立场，与刘先生等人强调的水墨中的现代性，其实在学理上的分野是明显的；就观念来说，当代艺术中所探讨的原创性、实验性与学术性，与刘先生等人所追求的现代水墨中的意境说也不在同一个系统之中。即便这样，刘先生要在多伦办展，美术馆还是从尊重与慎重的角度给予了一个“开放的姿态”。但在讨论中，刘先生一边在谈着自己的展览，一边却不时地对多伦未来的办馆方向提出“建议”，这些“建议”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
1、多伦应该是开放的，应该要多做一些“成功”画家的展览，以此塑造美术馆的“形象与品牌”。多伦的展览不应该以年轻人为主体。
2、现在国内玩的一些艺术样式，如装置艺术，都是国外早就玩过了的，所以多伦现代美术馆不要成为西方殖民文化的帮凶。
3、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将领导世界，到2020年以后，西方人到中国学艺术，中国究竟能给西方人什么样的艺术呢。
刘先生在会议上娓娓道来，就像他对学生做讲座那样游说他的观点。大家知道，刘先生是搞现代水墨的，上世纪60年代在台湾提出过“革中锋的命”、“革笔的命”、“建立二十世纪中国绘画新传统”等口号，在当时引起过不小的震动。这个曾经是台湾现代水墨急先锋的代表，在晚年居然说出如此不专业的话来，着实让人有些不可思议。但反过来一想，倒也是能够想通的，他毕竟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了，在名誉馆长的头衔下，可能有心要表个态，以不辜负“业界”对他的尊重。只是这个态度表的不是个地方，也不排斥他把别人对他的所谓尊重过分地当了一回事。如果他了解多伦近一年来所做的展览，按照他的阅历与智商，我们想，他是不会随便说出上面的话的；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他完全不知道多伦在做一些怎样的展览与活动，以致于在点拨多伦如何走路。但转而一想，这也不怎么成立，因为他对多伦一无所知，这个名誉馆长是怎么当上的呢？对多伦一无所知就急于表态，我们且不说他可能有表述上的霸权意识，至少从他在水墨中一向强调的修炼功夫来看，刘先生是漏了气的。
现在，就刘先生对多伦的建议，作如下回答，供刘先生在晚年的艺术生涯中参考。
一、什么叫做“多伦的展览不应该以年轻人为主体”？
刘先生是在许多地方做过教师的，从台湾到美国，又从美国到香港，刘先生其实是个有着四十多年教龄的教师，近年来，又受邀在大陆各地讲学，作为教师的形象他好像一直没有舍得放弃过。就这样的背景，应该说，刘先生这辈子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年轻人在打交道的。按理说，刘先生应该是极力推重年轻人才对，加上刘先生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与反叛精神，更应该有一套推重年轻人的方式。但刘先生的“多伦的展览不应该以年轻人为主体”这个想法，究竟是怎样出来的，这倒是很值得追究一下。我们在猜测，是不是刘先生晚年的修悟有着另一番的境界呢？其实，详悉起来，理由还是简单的。刘先生虽然多年从事教学工作，自己对传统的反叛也颇为“彻底”，但在教学方式上刘先生并不是当代的。在他看来，他的现代水墨相对于传统已经是离经叛道了，然而手工与技术的成分却是更为复杂了，所以在教学中还需要传统的师承关系，还需要学生在对材料的修悟中不断有着先生的教诲。这是很中国方式的，而且在师徒关系上是很儒学的。这样的儒学，刘先生压根儿并不是太想离经判道的。因为刘先生内心所崇尚的就是这个国教。所以，刘先生对年轻人的要求是严格而谨慎的，需要年轻人在学理与手工的锤炼中慢慢得以说法。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教学，或许刘先生对年轻人的培养原本出于的一种爱心。
刘先生希望多伦做一些成功画家的展览。现代水墨是很中国的东西，又是经过他几十年的反复探究才达到今天这样的高度。所以多伦做这样的展览，而且要多做这样的展览，这既安全，又容易打品牌，刘先生或许自己也纳闷，何乐而不为呢？刘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很成功啊，这个“高”本身就很品牌，加上名誉馆长这个身份，多伦应该是很容易步入轨道的。在这样的比照之下，年轻人的作为就显得很不成熟了，作品不成熟，想法不成熟，还经常会遭人非议，就像刘先生年轻时候所遭到的非议一样。另外，在他看来，美术馆是不能太担风险的，实验应该在家里搞，就像刘先生的实验都是在家里搞的一样。刘先生的讲话说来还很逻辑，美术馆要多做成功艺术家(应该是成功画家)的展览。什么叫做成功画家呢？就是像刘先生这样的画家，所以，美术馆要多做像刘先生这样画家的展览；而刘先生是做现代水墨的，所以美术馆要多做现代水墨这样的展览。刘先生讲话的出发点是很为美术馆考虑的，抑或是出于晚年的一份公心，是很为名誉馆长这个头衔负责的。如果这样想来，难道多伦还不应该为拥有这样一位名誉馆长而感到欣慰吗？
多伦在2004年的确是做了一些年轻人的展览，而且也一直致力于把多伦塑造成年轻人说话与交流的平台。美术馆为此做得艰辛而艰难。如果多伦在开馆之际就得到刘先生的点拨，或许多伦在今天的名气会更大，做得也相对轻松，而且早已品牌化了。但可惜的是，多伦在推重年轻人的过程中，看到的是其他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本土化的进程中是更具有时代特色的，是更具有生命力的，这与刘先生考虑的问题不在同一个基点上。我们深感刘先生对美术馆的关心是很成熟的，但美术馆目前或许还只能在不成熟中去摸索成熟，在艰难中去追求卓越。也就是说，多伦在未来的发展中，年轻人断然还是多伦办展的主体与生力军。
二、什么叫做“多伦现代美术馆不要成为西方殖民文化的帮凶”？
刘先生说：“现在国内有很多艺术家也在赶时髦，也在搞装置。装置艺术是我1966年在美国的波士顿艺术馆所看到的作品，1966年他们已经在美术馆开个展了。是不是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了。换句话说，装置艺术已经最少有五十年的历史了。但是国内还有很多年轻人在一窝蜂地搞。”看来刘先生对中国当代艺术挪用西方样式是颇感焦虑的，以致于这样走下去很可能会成为西方殖民文化的帮凶；而多伦目前的办展方式除了现代水墨做得少，其他的艺术样式基本都在关注之列，所以，多伦也很可能成为西方殖民文化的帮凶。这样说来，刘先生的思维逻辑是很清晰的，这样的因果关系也摆放得十分得当。
[帮凶]①帮助行凶或作恶。②帮助行凶或作恶的人。从词典的解释来看，刘先生对多伦美术馆所选择的用词是既尖刻又尖酸的，对美术馆而言是尖刻，对他个人而言是尖酸。当然，刘先生说这话，是有着他上下文关系的。我们也只能猜测刘先生曾经被类似这样的帮凶在感情上刺激与伤害过，或者说是有人曾经用殖民文化的方式对他作过恶，如此他才会把这样记忆对多伦做完全个人化的想象了的移情。当然，我们也可以宽宥地说，刘先生毕竟是搞水墨的，他的逻辑是感悟式的。他每天在《石涛画语录》中去寻访现代水墨的真谛，在古人提出的“虫食纹”和“屋漏纹”中去获得肌理上的启悟，但他最终也不过只是在技法上区别于古人而已。刘先生在本质上依然是一个传统文人，只是这个传统文人浸润过西学的墨水罢了。刘先生曾经也醉心于西方艺术中的现代样式，只是害怕被这样的文化所殖民，所以终究没有成为这类文化的帮凶，所以最终还是复归于传统文人的这个思维系统中来了。既然是在国学的这个系统中，刘先生看待问题的眼光就会特别一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代艺术更是冲着问题来的，而这样的问题就是环境中的问题，制度中的问题，生活中的问题，在中国就是很中国的问题。如果要说到时代，这些问题就是时代所生发出来的东西，甚至于这些问题本身就是艺术中很鲜活的命脉。另一方面，当代艺术又十分强调行动，强调在失败中进行重新反思的过程，强调艺术创作中知识与工作的平台，强调一些不可预设的变数，这些都是在直面问题的前提下，对艺术方式的当代思考。而且，对当代艺术的思考，其实是很少有参照对象的，而不是刘先生在表面上看到的在样式上的简单挪用。由于问题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是在变化之中的。五十年前，西方人搞装置，难道五十年后，中国人就不能搞了吗？而上千年的国画搞到今天，刘先生不也依然还在搞吗？而且还是在水墨的这个系统之中。当然，刘先生涉及的这个系统要单一许多，工具单一，问题也相对单一，而且参照的东西古人也早有分类。这比从事当代实验的艺术家要安全许多。刘先生既然选择了有传统历史线脉的工作系统，就有这个系统的历史规范。刘先生试图破这个系统，到头来不还是要遵循古人的戒律吗？不还是要求静、求悟、求超然吗？不还是要“久居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吗？所以，中国的这个系统，从本质来说，是逃避现实的，是安全第一的。这与当代艺术的操作是两个相对的极端，是争论起来没有结果而反成恩怨的。刘先生在西学中学到的逻辑只是在教学中能够使唤得起来，在现代水墨中还得用古人的法子，否则就“儒”不干净了，或者充其量也只是个腐儒。
这样来看，刘先生忧虑多伦现代美术馆未来的工作走向，其实是煞费苦心的。刘先生担心的是在中国看到的好像都是他在国外见到过的东西，但他急于考虑的倒是很现实的问题，是不够超然的问题。也就是说，用刘先生的眼光与知识背景来看，中国其实是很有着自己的艺术的，如刘先生的现代水墨。外国人到中国来看什么，可能刘先生更多想到的就是现代水墨。所以中国应该轰轰烈烈地要启动现代水墨的宣传工作，这是一件时不待我的事情啊。但作为多伦现代美术馆，作为强调“学术性、原创性、国际性”的当代艺术的政府平台，要考虑的事情可能还不能急刘先生所急。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倒是“多伦现代美术馆究竟会不会成为西方殖民文化的帮凶”？
1、多伦注重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活动，而且更注重文化交流的课题与方式。我们深知交流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反思与自我批判。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无疑是当代艺术在操作上可以借鉴的范例。我们非常知道，一个新型的美术馆的建设不可能一帆风顺，事实上我们也是在跌跌爬爬中获得经验积累的。所以，就是交流方式，对于年轻的美术馆来说，也是有原则的。我们尊重国际间的交流，尊重交流的对象与交流的项目，就像我们尊重刘先生一样。但我们不是没有选择地交流，没有课题与方向地交流。我们在交流中也一并在批判西方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化了的想象，批判西方一贯的话语霸权意识，这在我们的展览以及以后的展览计划都可以见出。尊重是相互的，合作也是有前提的，今天已经不是谁说了算的时代，我们要学会让事实说话，让事件的呈现说话。这是多伦在办馆一年不到的时间里所积累的不成熟的想法。
2、多伦也尊重传统，但不就到仅尊重传统为止。美术馆建在多伦路上，这本身暗含着对历史文脉的传承。但我们又认识到，传统不是每天都要去念的经，我们需要的是通过行动来张扬对本土文化的挖掘与推进。这样的工作是需要一个优秀的团队来共同来完成的，更需要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我们对传统的接纳或许是胡塞尔对西方传统所采用的那种方式，就是“悬置”。因为当下的问题，不是在传统这个系统里可以解决的。我们必须通过自己对现实问题的追究与反思，来看待一个美术馆的真正建设与成长。这里没有现成的饭可以吃。饭在别处。
3、在办展方式上，中国虽然在与国际接轨，但就国内本身来说，其实也是一直在探讨之中的。刘先生很容易说出一个展览、一个作品的好坏来，这的确说明刘先生独具慧眼。而我们觉得要说出一个展览、一个作品的好坏来，是一件必须慎思之后才能拿出来交流的事情。这无疑也说明了刘先生是很有知识系统的，在这个系统中标准的建立早就是现成的东西了。但这样的思维系统本身是否就是一个问题呢？这个权力究竟是谁给的呢？如果是刘先生自己给的，那我们就权当是一种情绪，不再追究；但如果是刘先生的这个系统给的，那我们就清楚了，因为这个系统的根就是传统。刘先生老是用第一人称的回忆方式来说话，并以此来明证传统的博大精深，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对一个美术馆来说，美术馆的标准倒是更希望用事实来说话，更希望用对问题的追究来说话。所以，多伦在当代艺术的实验性这一点上，一直是着实用力的。因为，我们深知，许多优秀的作品是以实验作为基础的，衡量的标准不是传统式的铭文与语录，而是看这些作品对当下问题在思考上的尖锐性与批判性，以及对解决问题所提出的智慧性的方式。在思考、问题、创意与方式之间，艺术家在为难与逼迫中去建立或感受其间的各种关系，是对这些关系的反复追究，最后实施作品或操作展览。这样的程序，与刘先生的“肌理文化”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在刘先生的文字与谈话中，我们知道，刘先生还是在乎手工过程所带来的性情与愉悦，还是在乎于逸笔草草的儒雅之中求着自己的宇宙；而当代艺术的许多作品已经超越了手工阶段，更重视“思”过程以及对常规判断的超越。多伦美术馆所关注的展览，其基本点也在于此。
以上三点，只是想让刘先生了解多伦现代美术馆在做事背后的一些思考。其实殖民的话题在中国已经是早几年之前就讨论过了，但“帮凶”的话题倒还是比较新的。多伦或许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帮凶”，但断然不是刘先生的那种。
三、中国究竟能给西方人什么样的艺术？
刘先生说：“一个加拿大的汉学家就说2020年就是中国人领导世界的时候，现在已经有很多西方的画家在中国的文化里抄袭。现在也有很多的留学生来中国留学，学语言，学艺术，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有一百多的留学生，到2020年的时候，会有西方的年轻画家一窝蜂地来学中国的艺术，到那时候，中国究竟能给西方人什么样的艺术呢？”现在可以看出刘先生提问题是颇为递进的。刘先生先确定了美术馆的平台不能以年轻人为主体，许多的艺术家都在赶时髦，还在步西方的后尘；既而担忧美术馆或许这样下去会成为西方殖民文化的帮凶；再而看到了中国的未来马上也要“领导”世界了，中国如此的现状，到时如何给世界以交代呢？这难道不是一件十分急人的事吗？
不管这个汉学家对中国未来的判断对错与否，我们的乐观终究是不能建立在对未来的这个假设上。在这一点上，我们还不能太超现实，我们还是以现实的原则说话，还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证说话。
至少在目前还是西方霸权主义盛行的时代里，中国的当代艺术在国际上算是转了一大圈，其中的问题也是显然的，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有过讨论。但就今天的情形来说，艺术家、艺术机构、策展人大都已经在心态上比较平和了，但平和了之后，我们在看待什么呢？我们是否要把眼界放宽一些？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否不要再囿于艺术这个狭隘的小圈子呢？因为文化的涉及面是多方位的，艺术只是其中之一。
德里达2001年来中国演讲(其实更多是座谈与交流)，类似刘先生的问题也曾经有过。德里达说：“中国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文化的某部分的西方化，但最重要的是角色的扮演。这并不只是狭隘的政治家们考虑的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我们或许不是讨论这些问题的专家，但我们能够意识到，全球化的结果就是相互影响的结果，只是在文化的相互转译上，中国在未来是否能够提供更有建设性的方式，是否会对世界有所贡献。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对各种不同文化之间首先要有个相互尊重的宽容之心。即便2020年，中国真的在领导世界，这种领导世界的方式也不可能是中国说了算的方式。
刘先生说话的弦外之音是，到2020年，中国是要拿出具体的东西来给西方人学的，否则我们的脸面往哪儿搁呢？如此“具象”的担忧有些不像刘先生一向追求的抽象的宇宙。刘先生是喜欢谈境界的，这个时候，我们觉得还是“境界”些为好。当然境界有高有底，我们相信刘先生的境界的高的，同时我们也深知高处不胜寒。所以，刘先生的担忧是出于一份他所认为的责任感。但问题在于刘先生的这种担忧并不是刘先生一个人的，许多有志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人士同样在担负着这样一份职责。中国的当代艺术的发展绝对不可能按照2020年这样的倒计时来工作的，也不可能按照艺术的样式来给予西方人以简单的模式，它的发展是立体与多方位的。我们不但要在作品的深度上给予进一步探讨，在制度建设、艺术市场、艺术生态、艺术教育、艺术批评以及策展等各方面都要有全方位的思考。这是目前本土当代艺术所要去直面的问题。就是到2020年，中国能够领导世界，在艺术中依然是对那个年代所面临的问题的交流与讨论，只是中国能够主动地拿出问题来，甚至于一并拿出可以探讨与交流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罢了。而不是像刘先生所设想的那样，是拿出艺术的具体样式。
以上的文字，只是针对刘先生的讲话而引发出来的思考。文章虽然是给刘国松先生的，但有兴趣的同仁可以参与讨论。
2004年1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