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多伦青年美术大展》虽然在组织结构上还是用了策展工作小组这样的称谓，但这是基于技术上的一种考虑。我们已经意识到了眼前一些问题所带来的麻烦，但面对或了断问题的方式却是谨慎而严肃的。严格来说，青年展不是策划出来的，而是美术馆会同上海的优秀艺术家集体制造出来的。从问题到形式，直至到假名这样的形式，几乎每一步都是用会议制（面谈或MSN）的方式推进的。参展的每个艺术家，在相对遵守展览协议的前提下，都是表达办展意见的主体。在直面当下问题的时候，艺术家都有话可说，因为有一个要去说话的现象在，这是最为底层的东西。大家都意识到中国的当代艺术有着“虚假的繁荣”和“不理性的狂欢”这样的事实，但这个“窗户纸”如何去捅？现实的做法只是暧昧地去触及它，而我们（艺术家）的选择是捅破它，并昭然它的谜底。如何制造，如何设计，是这个展览要去讨论的问题。我们觉得虚假是可以的，但不能不理性，虚假是一种障眼法。艺术家集体讨论的结果是集体造假。这也是民主协商后的选择。

艺术家集体参与办展，这在中国还不多见，特别是作为一个美术馆出面来尝试这样的做法，就更是少见。我们的收获是多方面的。艺术家是展览的主体，这是第一位的。策展人由于对话语权的迷恋，很少在根本上与艺术家换位思考，当然策展人在口头上对艺术家的尊重，还是能看到有谦虚的一面，但行为上的折扣却是经常要打的。提倡一种民主的策展，就是要把艺术家推到展览的前沿，推到话语表达的中心。艺术家在85时期就有的对话语表达权的诉求，但即便在今天，我们又在多大程度上看到了真正的“表达”上的解放呢？只有在这个中心，艺术家之间的语言才是第一线的，虽然激烈的碰撞，会导致“恩怨”与“敌意”，但最终都能消解在要去解决的问题之中。我们觉得，这个背后的现场是有亲和力的，也是建设性的。第二，通过民主的讨论，艺术家能在其中感受到自己对作品的一种深度的责任感。交流的民主只是对作品与话题本身的关切，而不是对作品的干预与篡改。民主交流的特点，就是艺术家能够清楚自己的工作位置，这是内省与自我批评的起点。另外，第三，民主策展的工作平台的什么？这个问题可能是一直贯穿在策展过程之中的。我们的知识结构可能不很胜任这样的操作，特别是对问题的追究。我们习惯的感性可能无法见效。我们只是对问题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一切都需要搭建。在这样的境遇中，讨论的逻辑判断很难是先在性的，在问题、框架与方式之间没有固定的陈式可以效仿，或许就是为了抵御效仿的可能而有意规避习惯性的思维。我们觉得民主策展的魅力正在于此。我们意识到，只要展览面对的问题是鲜活的，解决这种问题的方式也断然是鲜活的。这样，如果存在一个民主策展平台的话，在这个平台上首先要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问题，而且是鲜活的问题。追究与学术也始于此。

当然，民主策展是当下许多策展方式之中的一种尝试，它也需要一整套制度上的建立，最终意见的集中也需要看具体展览的内容与性质而定。所以，在这样的操作中，我们还有太多要去摸索的东西。赵汀阳曾经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可以借鉴，这就是“无立场的操作”。他说“无立场是一种思想方式，它专门用来制作立场观点。”如此，我们如果在约定俗成的前提下进行讨论，民主就有可能是一种虚设的摆设。

今天，许多的方式还都在尝试之中，这样的尝试或是实验，有时是为了游戏，但并不就是到游戏为止。好在我们今天越来越把理想的东西贴着地面而行走，这相对要务实许多。我们最好不要用一种固定的观点去批判另一种观点，也不要用一种固定的观点来强化这种观点本身，这都太知识主义了。对于新问题，对于当代艺术中一些现象的质疑，在我们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手段之前，我们可以通过展览的方式来加以呈现，让更多的人来对这样的呈现给予关注。《上海多伦青年美术大展》的目的也大致只是这样。

                                            2004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