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北京。赵半狄车内。

金：你大学毕业以后，一直是在画油画的。而且当时你的有些作品已经在全国有所影响。然而之后，你似乎一下子油画就停下来了，开始做一些装置作品，这中间的转换，你是否能谈一谈？

赵：没有太深的逻辑上的想法。我觉得这是性格造成的。我的确是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金：你的一些装置作品给人以一种比较智慧的感觉，你是否能谈一谈你是怎理解装置艺术的？

赵：现在想起来比较遥远了。我用一句话是说不出来的，我很难说，我没有这样的水平用一句话来说“什么是装置艺术。”

金：那么现在你在关注一些什么问题？

赵：我搞过装置，亦搞过行为。我搞的比较大的行为是跟两个国家都置换过土地，跟德国、英国都置换过，现在还有国家在跟我谈，还要做。但是总的来说，我对这种东西不是很热衷啊！这种行为……我的思路现在已经开始，不是说这是艺术家或不是艺术家，艺术家已经不重要了。我现在，我对谁来采访我都有一个基点，首先我是社会中的一个人物，是个人，在这点上我们开始谈艺术，开始谈生活，一切我们都可以敞开大门。首先我是作为一个人 而不是艺术家。思想不是一个艺术家的霸权，谁都可以思想。实际上，谁都在社会上留下痕迹和完成作品。我就认为很多人就在社会上完成了很出色的作品，但他们的职业不是艺术家，那种心态我觉得非常漂亮，我觉得更让我迷恋。我觉得这是重要的。除非在特殊的场合，以艺术家的名义，以艺术的名义，那是另一回事。但作为我自己，首先我是一个人，是社会中的一个人，我亦会在社会中扮演一个角色。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更感兴趣的是对社会的关心，我觉得我在社会中应该建立一个更开放的、更有魅力的角色。

金：你这个“魅力”是一种想象还是有着某种标准？

赵：我无法总结什么叫做“最有魅力的角色”，这是一个表现主义的词汇，这个最有魅力的角色，就象一个抓不到的途经，但我会这样做。比如今年我开始做这个公益广告，而且这个公益广告现在刚刚开始，一切都吻合着我自己的想法，我肯定要把它做下去。我会把这个公益广告做得浩浩荡荡，我认为我应该成为公益明星，在中国，而且我已经看到这种曙光了，我应该成为公益明星，而且是最亮丽的明星。在这个基点上，任何别的明星，在它的面前，绝对我们的亮度不会比它们……要造成这样的效果，我非常喜欢这种艺术角色。有人说这是前卫艺术，或者不叫前卫艺术，或者可以说是糟糕的艺术，有人肯定要说这是最前卫的艺术，OK，我敞开心扉，当然我们听好话，但是呢，我不关心，我必须放弃。

金：你是北京人，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九十年代之后，全国各地的艺术家都涌向北京，一方面在北京寻找机会，另一方面亦在北京形成了许多现象，你作为一个另类明星，对北京的一些现象如何看待？

赵：北京似乎是比较活跃的，全国各路人马来了这么多，我决得这是造成它比较活跃的感觉。我觉得前卫艺术基本属于地下艺术。前卫不前卫，我觉得很难说，我觉得这些人造成的是北京的地下艺术，确实有不同的样式。

金：你参加了许多国外的展览，同时国内的情形你亦比较了解。从国外办展的方式、参展的方式包括邀请的方式来看，给中国艺术家有一种良好的国家体制，那么回过头来看，你是否能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谈谈中国的体制？

赵：我是站在中间来看这两个体制，哪边我都不偏不移。首先，我六月份去了威尼斯，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我觉得非常没劲，我觉得非常无聊。这个体制是一个建构不了前卫艺术的体制，这个体制是一个腐朽的、假前卫的。如果有前卫艺术的话，在这种展览中我觉得是会有压抑的。它的形态已经决定了它是一个保守的展览。这说明艺术它还有很多框框在作怪。真正的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我是找不到，可是要把这个体制作为一个准的现代艺术，一个比较准的当代艺术，我觉得这简直是非常荒唐，非常荒诞。我为什么要去看一看，因为我还是抱有希望的。但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舞台，我必须抛弃这个舞台，去它妈的……假如再邀请我，我可以去，我去的是其他的原因，我觉得我没有理由拒绝很多观众，没有理由去拒绝我能够发表演讲的这么一个机会。但是总是来说，我对它已经彻底的恶心。这是一个糟糕的玩艺。那么我们反过来说中国。我觉得中国跟外国情况确实不一样，我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情况，我觉得艺术家是面临两种选择，一个是艺术要不要跟国际接轨，因为一个作品拿到哪儿展是很不一样的，一张画的好坏它在不同的场合发生的效果绝对不一样，它必须跟周围发生联络。如果一个作品它在国外可能是好的艺术，拿到中国可能就是糟糕的艺术，亦可能它在两边都好，但是我不知道，我发现艺术它们换了个位置就什么都不是。比如，在外国人看来，搁在外国我亦觉得有点意思，搁在中国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艺术家面临的是选择，你要对谁负责，你要扮演什么角色，这是很重要的。我想现在北京的艺术基本都是让外国人看的，按照外国人的标准走，所以叫国际化。但是呢，他们不鲜活之处是因为跟中国没有接触，没有联络，我觉得是不够的，不够漂亮。

金：在你的谈话中，让我感觉到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应该有一种品牌意识。在你的发展历程中，你的变化亦比较大，用你的话来说叫做经常地“喜新厌旧”。很有可能在不长的时间里会出现一种现象，叫做“赵半狄现象”，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将如何看待？

赵：就今年我做这个作品，它的反响我认为已经有这个问题了。它不是在前卫艺术界，它在社会的报界上就这么谈。但是，我觉得从艺术本身，一个品牌意识，大部分我认为国内的艺术家，他们的品牌意识限于功利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状态。品牌是为了不要失去一些东西，而建立了品牌，它不是积极的品牌。我认为品牌本身是中性的，但是艺术家经常是在最保守的部分中来利用，恐怕失去着什么。我觉得这是一种品牌利用。我觉得真正好的品牌是人跟社会发生结合，这个品牌必须是永远调节的，必须是最有力量的。只有在运动当中才能形成品牌，不是说固定好了的品牌。我觉得社会上的品牌，从可口可乐最高的品牌到最底的品牌都是CI，那我觉得就做得不太好，不到家吧！这就看你要做什么品牌。

金：九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比较大，它既区别于八十年代的新潮艺术，同时就九十年代的前后期都有着较为本质的变化。你作为一个浸沉于九十年代的艺术家，你是否能谈一谈中国九十年代当代艺术的发展与变化？

赵：我觉得首先它与外界的交流多了，艺术的样式愈来愈接近国外了。就象威尼斯双年展我们的作品放在那儿，你发现它亦不是很奇怪。似乎这种样式大伙都把握得住。我想在十年前可能还把握不住。现在是愈来愈把握住了。但是我说不上这就是好，亦不是坏。我觉得这不是评价好不好的问题。但首先我反对这种样式。我觉得我基本是找不到出路，我是看到这种情况，我觉得中国这样找，这种接轨，以这个为方向是找不到样式的，因为跟中国的具体东西没有结合。

金：从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到最近的艳俗展，对于这样的一些现象，你个人持怎样的态度？

赵：我个人非常的不欣赏作为一种团队来投入某种样式。这太缺乏精彩。我还是崇尚这个年代的个人主义。这个多元年代，我非常肯定，但多元亦希望精彩的个体来实现。我希望每个人有独到的地方。我觉得这种“运动”，我是不太喜欢，我会远离这种运动。

金：现在大部分艺术家还是认为，中国的当代艺术还是要由批评家来操纵。那么关于中国批评的现状，你是否能谈一谈？

赵：理论家总认为他们的理性在先，而事实上没有这个能力。我觉得艺术家都没有这个思考的霸权，理论家这只是样式不同，我认为，理论家是艺术家，这肯定是艺术家，这中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他是作文本的艺术家，我觉得我们都是艺术家，或者说，我们都是理论家。我觉得当代一个超前的意识没有分得那么细，它必须是一个综合的人物。我们都是理论家。成功的艺术家我觉得不可能不是最棒的理论家。我是想象不出来，他可以不是用文本，但是他构造的这种状态，那肯定是非常出色的理论家。这是平等的。平等的时候，中国这种在分门别类上，有的时候，我们来作艺术，有人来操作。当然操作不是理论，咱们可以找策划大师。现在的理论还可以有一种实现，就是理论家他的价值，那就叫策划，他可以成为策划大师，不要提理论了。理论没有谁先谁后，没有优势……

金：我想我们具体一点，你是否能谈谈老栗呢？

赵：恩……跟我比较遥远。我关注他可能更关注很多别的人吧！我没有太多的想法。

金：我们一起参加过上海的展览，那么我想是否就近一点，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大都比较喜欢那种具有灵活的知识背景的批评家。你是否能谈谈朱其呢？

赵：朱其我有好感。这种理论家我是能接近的。我觉得我是可以跟他谈一些东西的。有的理论家我不想跟他谈，我觉得一是没有必要，我觉得完全不是一条道上的人，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谈。有意思的人太多了，没有必要一一寒暄。朱其还是一个我去愿意亲近的一个人。

金：你是不是一向做事都很自信？

赵：我一直是在自然的状态下做我现在的一些事情。我是随时根据反馈来继续一些事情。我希望把它做好吧！

金：这就是说，你是比较善于调整，还是对现状的反映比较灵敏？

赵：我觉得我是一个爱思考的人。一切现象，一些情况，我都会去考虑。我老是要问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总是要怀疑，我是一个爱怀疑的人。多好的事情，我都会怀疑。就象我现在的油画一张都不剩，我的作品全部销售一空。我在商业上非常好。但是我怀疑这东西，我觉得着里面太缺少戏剧性了。我觉得一辈子不为钱考虑，我觉得太缺乏戏剧性了。

金：那么，你认为生活中的戏剧性应该是怎样的一种戏剧性呢？

赵：我们的设计应该时时由偶发来改变。就是说，我是愿意设计生活的。但是，我最希望的是我的设计通过偶发来改变。

金：你就是说这样的偶发在突然……

赵：不，不不。我愿意设计。我首先不是完全自我，我想设计，但是我知道它会出事。我希望我中间的计划会出点事，而这样的出事能给我一点改变才漂亮呢！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太漂亮了……

金：我觉得采访你这么多已经很说明问题了。谢谢，半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