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的走动，我有幸接触到了许多艺术家 ，他们的思考与判断使我觉得我们曾经崇尚过的某种“价值理想”正在分崩离析。九十年代，艺术家从潜沉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回归，无疑是某种人性的跃进。我们从体内不无感觉到我们正在按照自我的方式在说话。虽然自由的空间还很狭小，但无论在艺术的表象上，还是在艺术家的生存方式中，这十年可以说是艺术家的智性获得了充分的展现。正是这样的智性，中国的当代艺术才一直能寄生在它的问题之中。

艺术家之间的交流在九十年代末期变得直接而袒露，新的话语霸权暗存着锋芒。这样的情形有时让我觉得既刺激，又无奈。因为各种清晰与模糊都存在着它自身的误导，只是某种“火药味”在让人敏感着醒悟，所谓“个人主义”的张扬我觉得在这里才获得了它的闲适。而现实中，智力崇拜彰显着它的虚弱，人们很容易透过思考的假象窥见到其他的所是。所以，交流有时并不见得就是那样的顺畅与健康，甚至于，交流有时亦是一种假象。但无论怎样，今天的交流已经是一种存在。

可能是江南的潮湿使我多有自恋，它在今天给我的讽刺是我偿还这种情结的代价。因为，这样的潮湿终究产生不了金属般的铮鏦与质地，而这似乎一直是我后天所欲争取的东西。但这一切现在看来断然是一个包袱与所累，它只给我很好的呼吸，却又让我察觉到这就是呼吸。我一直在这种温和与想象的争斗中做着我的艺术，这同时亦导致了我的固执以及对“情面”的误解。在这里，我这样直白地述说，因为这样的话语就在我的喉头。九八年去长春，在与黄岩、邱志杰、宋东等人的短暂交流中，我察觉到了一种新的气息正在厚实起来，这种气息是来自于对当代艺术的基础性工作的思考与展开。这种气息是无声而涉及面极为广泛的。这使我想象中的带有“地方主义”的表述失语了。这样的失语现在想来真是帮了我的大忙，这使我的思考在当时有了一个较大层面上的僭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的工作方式开始有了较大程度上的调整。因为，在这过程中，我已经多少感知到了所谓的“具体性”究竟意味着什么。

（二）

在过去的许多年中，我们或许被自己的工作同化与消化，而现实的残酷在于没有什么东西来提醒你的徒劳。许多人乐此不疲的所谓自我净化正在被悬置着，因为它压根儿对当代艺术的推进没有任何的作用与意义。然而，是谁在把你悬置？是谁有这样的权力在把你遗忘？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一种带有针对性的思维方式，它总是在指向着人际或仅是在人际意义上的“学术霸权”。我觉得这是一种典型的“地方主义”的人际意识，它还称不上政治。这样的思维方式在今天的现实中断然会导致无效。

我这样说并没有具体的所指，但是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缘于自设的封闭所带来的情绪，这种情绪是单薄而麻烦的。学术本来与霸权无关，人际本来亦与政治无涉，常常是情绪参合着对“度”的把握而偏离了自我能力的范围。亦许最初的动机都是好的，因为，我们都曾经有过这样深刻的体验。尼采在运用歌德一句断言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说：“当我们在发展自己美德的同时，亦不自觉地发展了我们的错误。”或许是我们太在乎某种针对性，太在乎曾经拥有过的那种体验，故而我们意识不到这潜在的封闭性已经造成的不可原谅的被动与损失。“拒绝交流”已不是一种门面与姿态了，在今天它仅是一种矫情。

（三）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逼迫到无路可走的境地或许是件好事。因为，在这样的境地中，没有参照，存在的只是判断。生活是这样，艺术亦是如此。有时周围的声音是重要的，甚至是相当重要的，但在关键的时候断然地要倾听于内心的声音 。从这一点我才说：“存在的只是判断。”

人在紧张与逼迫中还能纵容，我觉得这是值得去效仿的。从效仿开始，最后进入的一定“人学”的畛域。不能从单一的文化去感悟人学，否则只会学究与软化。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的心理准备又究竟任何呢？

丹尼尔·贝尔说：“典型的先锋派战术是制造丑闻（scandal）。”今天中国的情况倒显得有些暧昧，艺术家的骨子里希望是有丑闻的，然而丑闻一经出来，那种内心应有的窃喜转而会成为一种负担，那种应有的对丑闻的幽默意识荡然无存。贝尔所说的丑闻是带有很大功利性的，而中国艺术家对这样的功利还没有心理上的准备，这只能说是一种素质上的无奈了。

制造的丑闻与偶发的丑闻是有很大区别的，前者的“恶”、“狠”、“准”都是带有技术铺垫的成分。为此，我觉得有四个字是重要的，那就是：“走向心理。”

或许，当代的先锋性正在变形，这表现在认识与行为上都在远离着一定的质味。商业所带来的投机心理使得艺术家的判断多少游弋于所谓的“安全”与“保障”之间。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极端行为大都暗伏各种私心以及利益上的依托，思考的程度亦在这点上量化的。如此，于艺术家内心，艺术家常常是非艺术家的。

（四）

     我们心里都清楚，做作品与操作事件不完全是一回事，作品基于的是个人，操作讲究的是人学。如果视这两者为一体，那则完全陷入了理想主义的泥潭。中国今天的人文背景是畸形的，而且它是一种平面的畸形。畸形或许有着漏洞让人去钻，但我们的位置是常常没有摆好的。人学的介入，是环境的必然，它无疑使得目的更为具体，手段更为明确，过程更为简约。许多艺术家的乐观大都建立在这样的意识之中。

人学是一门道地的学问，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则是无师自通的。如果说中国有传统的话，那么这个传统就是人学。中国的当代性，似乎就是先有了人学，才有艺术的。人学导致权力，权力导致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才导致艺术。如此，我们懂得艺术了吗？

八十年代是理想主义，九十年代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下来的十年就是人学主义之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了。清醒地认识这一点，或许只是为了防守，它有利于彻底清除知识分子脆弱的皮表。这点应视为当代的一个症迹。

（五）

戈达尔：“在想传达某些东西给人们之前，我们必须先与自己进行论辩。我们必须好好地生产它们，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又为何要给别人呢？”对一些常在思考的人来说，戈达尔的话给人以某种会意之感。人于内心的对话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样的方式可以在较为私密的情形下给予自己以无可退路的逼迫。思考的推进基于着逼迫的氛围。爱于思考的人，我想亦爱于着这样的逼迫。如此，今天做作品愈发地不同于过去，唯一相仿的是内在的愉悦。然而，难度在于不让这样的愉悦显现。我们究竟想说什么？如何去说 ？说到何种程度？这样的思考都是难能愉悦的。只有思考渐进的清晰，愉悦才能显现。挑剔是内在的，不能做在面上。这里，我如此地说大话，自觉亦有些过分，但我又认为直言终究还是好的。

在与一些朋友的交流中，我为许多这样的直言、许多这样尖锐的直言而感动。他们的语言离现实如此的近，然而，我又觉得这些话是讲给五十年以后的人听的。以前，我们总还是在躲避着什么，现在，只要喉头稍微的震颤，“尖锐”即能汩汩流出。所以，真正优秀的语言是不会被时间所淘汰的。语言自身有着它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