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潘光旦（1899-1967，社会学家，梁启超的学生、费孝通的老师，清华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起草了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名文《大学一解》，提出了“从游”的师生关系。“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这种“从游说”就今天来说亦还是一种民主的教学方式，但在我看来，还觉不够。因为这中间不存在“危险”、“陌生”与“为难”之说。潘氏的思路还拘泥在儒家传统的所谓雅文化的窠臼之中。对于今天来说，“从游”不是目的，而是教学的开始。正鉴于此，我在教学中才“为难”着大家。我觉得只有在这样的平台上，我们才能共同“遭遇”新问题——有意思、有意义的问题。

危险、陌生和为难，亦或使你们原有的学习习惯、原有的经验积累变得不那么起作用了，这不打紧。我们只要略微分析一下，所谓的“起作用”究竟是要起什么样的作用呢？如果我们的思维僵化在一个固定的模块之中，即便有作用可起，这样的作用又有何意义呢？即便我们在僵化的思维模块中变得很有城府，这与我们今天的创造性时代又有和关系呢？我觉得这是一道可以走进去思考的门槛，当然，这亦并非是一道唯一的门槛。网友问清崎：“您一直说财富是一个观念，能否讲一下您怎么样把这个观念变成财富的？”清崎答曰：“那就是‘去做吧’。我不能让你有钱，您能自己去实践，当你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就得去实践，去行动，很多人是因为怕去行动，因为他怕失败，他们需要保证，所以没有做，所以就不会成功。”这话说得很直白，但说得很准确。我说他讲得准确，是因为他回答了现实中普遍中国人常有的对问题的回避。如此一来，当我们真正要拿出自信心的时候，我们才突然发现，我们的自信心原来是一片虚空。“怕失败，要保证”难道不是我们普遍共存着的一种症状吗？我们在学习中不亦有着这种相仿的情形吗？

所以，换一种眼光去想问题是不坏的选择。这种眼光如何换法，这就要看我们把“思”放在怎样的位置上。如我们把每一张画都画得那么“好”，就算一种成功吗？说到好坏，我们真正在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其实潜在地是在说这好坏的标准，我们只是凭感觉说出而已，并没有追究。然而。追究一下，情形将会变得如何？我们马上会发现，我们对所谓的标准原来并非那么容易回答。我们进一步会发现，标准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如此，我们开始了“思”，开始了对“无知”的了解。伴随而来的自然是一片没有经纬的陌生。在这种陌生中，我们所能经验的通常是：我怎么变得什么都不会了，我应该不是这样的，我居然如此徘徊，我……。这还是刚刚开始。但是，渐渐我们开始懂得了质疑，懂得了判断，懂得了追问，懂得了放弃，懂得了建构，懂得了失败，甚至懂得了“不择手段”，懂得了“欲左先右”，一句话，你开始懂得了你自己，懂得了你开始从有知进入无知，又从无知进入另一种有知。

要知道，这时的失败已经是一种慰籍了。因为，我们在与一个无形之我对话着，甚至较量着。我们不是在与别人进行攀比，把别人作为假想敌是不明知的。“宁作我”，这在魏晋时代就是一种人格宣言了。翻开《世说新语》-品藻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其中较为有名的一段是殷浩的，这里不妨摘来共鉴：桓公少于殷侯齐名，常有竟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人格魅力。故只有与自己较量，答案才会明确。而我与这个潜在之我的较量，这中间成败就各占白分之五十。我觉得这比例是很合理的。当思把你逼到陌生的境地，而你还在做，这是最重要的。想想现在还在学习，这已经够安全的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经常喜欢打比方，因为这有助于我们通过简单的例子去觉悟较为复杂的问题。在学习中“思”是什么？我在与学生吃火锅时举了火锅的例子——下面的炉是我们自己，可以理解成我们的身体，或是我们的手（对学生来说更多是手），上面的锅则是对象。我们用手把上面的锅描摹得很像，这时我们还只是在做表面文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还没有真正的思在起作用。我们可以把炉与锅之间的火理解成思，因为只有这火在改变锅里内容的质地，同样，亦正是这火才使这炉获得了它存在的意义。这样说来，我们的握笔之手经常是有意义的吗？学习中是什么在让我们激动，让我们心跳，是思之所在。有这样的东西在，即便我们经常遭遇失败，那又有何妨呢？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失败在拓展着我们思的空间吗？

这样的反问经常是必要的。

有些同学建议我开出一个书单，以方便他们去图书馆借些有意思读物。这自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我会开出这样的书单。书有助于我们的思，我们的思亦在反过来挑剔读物。但我们怎样不被动地来读书呢？就像我们不那么被动地来画画。真体地来考虑这样的问题，将有助于我们真正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