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谭海山及他的作品《拔钉子》
作品描述：谭海山把自己悬于展厅半空之中（绳子的吃力点在背部，以至人能水平悬置）。请观众把三枚钉子不同深度地钉于墙内，他在空中不断用力，人在空中最大幅度地摆动，尽力能用手触及到钉子，其目的是要把钉子拔出来。据说，现场拔出了两枚钉子，第三枚钉子拔了多时而未拔出。其间，手指略有破伤，出血稍许。作品持续时间十五分钟。
海山在做这个作品之前曾跟我说过：“不管这钉子拔得出还是拔不出，我在乎的是这拔的动作与过程。”许多人都在强调与讲究过程。在海山的这个作品中，过程就能成为一种说法吗？我猜测，当他这个作品做完之后，他或许不会就此满意这样的说法。那就还要讲些别的。但这别的怎么说，最好的办法是换个角度来说说。
对于钉子而言，拔得出与拔不出，主要是由于非常规的拔钉子的方式而给人带来了思的所在，这里面好像暗藏着机杼。表面看来这机杼似与游戏有关，犹如讲话的人有意在用唱的方法说出，但这并非是一件愉悦的事情，甚至是过分劳顿的。如此，海山在这件作品中有意给自己设置了为难，改变拔钉子的方式有可能使钉子无法拔出，他自己亦的确在猜测这钉子有可能无法拔出。目的是明确的，结果是不定的，中间是否就一个为难了得？这里，我们暂且把这视为一层关系。为难的结果是使自己被动起来，这被动是否能唤起他过程中的思呢？这并不是说，不被动就没有思，而是说被动中的思如何自然涌出。有人或许会说，这时的思肯定直奔目的而去。当然，这可以视为一种有目的的思。我猜测，现场中的海山或许亦是这样一种简单而明了的想法。
但问题是当他触及到第三枚钉子，凭借他拔前两枚钉子的经验，他应该预感到这枚钉子是无法拔出，他这时的思是否在改变着呢？许多行为都是事先设计的结果，现场与偶发的成分是尽可能降低到最底程度的。在我看来，事先设计与排练在性质上几乎是等同的，其目的是不出意外，强调一次性效应。故而，这样的行为无所谓强调现场之思。甚至，有时想象中的排练亦是在无意识中消弭着现场之思，因为这样的思直指着隐患与麻烦。许多行为艺术家难道不敏感这一点吗？如此，积极地去避免现场中的思之麻烦，才能积极地去藏匿自己的恐惧心理，如此想来，这亦就是一件合乎情理的事了。但事实上这正是一种消极的情状。
海山能事先请观众把三枚钉子嵌入墙中，说明他心里对隐患与麻烦等偶发的成因是有所准备的。如果他功利地多想一层，把钉子转嫁成一种象征，把拔出与否直指社会学意义上的潜台词，那么，这钉子的身份与拔的动作就不免可笑了，因为这容易引起人们惯常的联想。然而，可笑并不打紧，只是可笑到幽默为止。“意与言会，言随意谴”，是为极致。偶发的自然性亦在于此。问题是在拔第三枚钉子时，海山是否在思？如果在思，他如何思，思什么？我猜测，他应该在思。前面的思是直奔主题，以拔出钉子为止；而拔第三枚钉子的思是摆脱困境，他思的或许是在怎样的点上能当下了断。如此，在他不稳定的动作与无法再稳定的钉子之间要寻找一个“修辞”，这是这个作品该用力的地方。我想，他亦许敏感到此处是无法不用力的。有意思的是，他在重复拔这个无法拔出的钉子的过程中，好像找到了缓冲，这缓冲亦正是这重复本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结果无法实现，动作还在重复，这种无奈感似乎更向游戏靠拢，事实上，他在现场的做法亦的确接近着游戏。直到手指的破伤，才暗示着他拙笨的动作可以结束。如果这里有“修辞”，海山恰恰用的是消极的修辞手法在等待积极的结果。手的破伤是巧，动作本身是拙，正是这巧拙之间暗含着思的现场。
谭海山，1971年生，广西贵港人。爱好广泛，为人实在。生性喜欢在事理之间讨个说法，为此从不含糊。平日除思考之外，诸多庸懒，或许这与他猪之属相有关。

二、黄奎及他的作品《没有尖叫与狂喊的触点》
作品描述：在展厅某一房间，门用防弹玻璃封住，黄奎穿一双大皮鞋，全身裸露，并在此房间内喝酒（白酒）。其间不断用酒杯砸向防弹玻璃，听说共砸酒杯九十余只。玻璃逐渐现出裂痕。酒过七巡，喷吐两次。最后，大约喝酒一斤五两，飘飘然被人架走。持续时间一个小时。
《世说新语》任诞——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为何入我裈中？”我不知黄奎是否知道“刘伶病酒裸体”的这个故事，至少他的这个作品容易让人想起刘伶在一千五百年以前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当然，这是玩笑话。其实，我很是喜欢黄奎的这个作品。就感性来说，这个作品的确有着魏晋名士的某种品性：率真任情、旷达超逸。但在电话中与黄奎聊这个作品的时候，他谈得更多的是伤害。查《现代汉语词典》对伤害一词的解释是：使身体组织或感情受到损害。如果这样来理解伤害，特别是针对他的这个作品，这条思路只会走向心理分析主义，走到寻找导致伤害的原因这条老路上去。但我觉得这个作品更重要的地方并不在此处。
如果说谭海山的作品在强调某种思的现场，那么，黄奎的作品正是让思逐渐退场，所谓在醒与不醒之间。这样的情形，我觉得伤害一词则显得单一而贫薄了。因为，我们有时为了某种目的，伤害则可以成为仪式；同样，伤害有时可以作为假像，伤害有时仅是一种手段；更有甚者，伤害其实可以带来快乐，如被虐待狂。在黄奎的这个作品中，我觉得，所有这些都是模糊的。他或许就是为了放倒自己而形成了一系列可以选择的方式，最后，他选择了喝酒这样的方式。亦许，他先意识到喝酒，他觉得喝酒可以放倒自己，这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事情的原由可能并不复杂。他掂量了自己的酒量，感觉着自己酒后的经验，他觉得自己有把握做好这件作品。开始可能就这么简单。大的思路定下来了，就像写文章有了基本的框架一样，他开始注意许多的细节，如：要求观众站在门外，为此他托人搞来了防弹玻璃；有了玻璃，他就可以把玻璃作为目标用酒杯来进行投掷；至于意外的事则作为权变视之，无非随情应境随机措施。这些在他作品中都完成的非常自然和完满。这里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的思退场的过程将是有趣的。
什么东西（或是状态）使得思的退场既在场又不在场？这是德里达喜欢做的游戏。我们不妨亦从这个游戏开始做起。我首先考虑到的是尸体，但转而一想，思对于尸体是彻底消失的，它没有进行时的感觉。如此，我觉得昏迷或是晕厥好像是接近这个意思的。但更挑剔一些的表达应该是这样的：用麻醉以及类似的方式使人昏迷或晕厥能够使得思的退场既在场又不在场。这话说起来的确有些拗口，但我想找的感觉好像就是这样的。因为黄奎最后被人架走的情状正是晕厥的状态。这个过程是有意思的，因为从清醒到不清醒，且通过人为的手段好像是要逼出些什么，就像拷打逼供一样，这到底要逼出的究竟是些什么，有时是知道，而有时的确是不知道的。从而，这逼就有两层意思，一层是，不管你要说出的东西有还是没有，你都是被动地说出；另一层是，不管要说出的东西有还是没有，打死我亦不说。你要是被动地说出，那么就是在远离昏迷与晕厥。在这个作品里，黄奎选择的是后者。只是他采用的方式是自行逼迫，这本来应该挺好。问题是他的反抗落入了常规，我觉得砸玻璃的行为削弱了自行逼迫的力量。当然，他的表演性会给人造成某种感性的魅力。不过，我还是觉得这是可以斟酌的地方。如果把思的退场做得悄然无声，就相睡觉一样，这亦并非就是好的选择。我只是觉得昏迷与晕厥的状态是有着更多文章可以做的。
黄奎，1977年生于四川仁寿。此人勤于思考，好西学，善交流。做人做事讲究策略与方法。然而，聪明之处多在于“求全”两字，是个棉中藏针的人物。

三、章清及他的作品《叽哩叭呀》
作品描述：脸部略化女妆，裸体。章清在脸上的一些部位打孔穿环十二枚：鼻子一枚，嘴唇一枚，耳朵左右各五枚。打孔部位略见血。每一环上系一轻气球，气球浮于空中，高低不一。章清用针触破气球。悬浮较高的气球，人不断跳起并尽力去触破气球，直至把气球全部触破。持续时间四十分钟。
章清曾在上海打电话告诉我这个作品的方案，海山当时亦在场，海山说不错。展览结束后，在他们给我的电话中，几乎都说章清的这个作品在现场中很是感人。当时成都的气温是摄氏1度，章清化着女妆，整个身心都专注于他的作品之中。如果要说感人，这肯定是够得上感人的。但作品并不是到感人为止。感人之外，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那就试着说一说。
章清的这个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拉开了与他过去作品之间的距离。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他就是在用追究或理性的方法来解决所谓距离的问题，而是感性在经验中的调整。整体来说，章清是比较回避用逻辑的方式来进行交流与思考的，他觉得这样的做法不是他的长项，甚至比较吃亏。我觉得，这个亏以后还是要往下吃的。这是后话。然而，他现在于感性中的体悟有所僭越，他或许已经意识到他的身体是他日后盈利的资本，至于赌大赌小，全在于怎样的赌法了。鉴于这样的念头，他平和了起来。他告诉我，就是他做完作品之后，他依然平和着。我想，他能这么说，这至少不算坏。
我一直在想，作品中的语言关系，如果不靠追究来维系，仅靠感性来把握，这样的交代是否够得上可靠？但的确许多作品就是这样来完成的。真正的描述亦都是后来的事。那只能说，这样的感性通常是靠经验来支配的。如此，我们的经验是否就是可靠的呢？章清并不回避他的一些作品就是直接来自于他对点子捕捉，至于如何给这个点子以说法，是一件为难他的事情，他只负责把这个点子展现出来。说来，这亦没有错，不是有太多的人都在展现点子吗？问题是怎样的点子才够得上是有意思的，我想只有三个字，那就是实验性。我说章清的这个作品与他过去的作品拉开了距离亦正是这个实验性。我们讲点子，并不应该是在讲点子本身，而是讲这点子如何进入活动，如何把它带进事件中来。实验始终是一种认识，这种认识可以是对心灵的设想，或是对心灵的猜测。章清的这个作品由三部分组成：1、女妆裸体；2、打孔戴环；3、针刺气球。而贯穿这三部分的是暧昧两字，其实，每一个部分独立起来亦都是够暧昧的。他好像在把暧昧编织成一组游戏，这组游戏由他一人来玩。他必须忍受这组游戏中缘于他的点子所给他带来的规定性，并视这一切是一种合乎他本性的运动。我觉得这就是在别扭、为难与事实中对实验的渴求。可能游戏者心里装着这样的感觉，他想恰如其分地传达出这样的感觉，作品中的信息量亦就到此为止了。从感性到感人到彼此感动，这种认识未免俗套。我们的关切或许并非就此打住，还在谈论的东西才是真正延伸着的。
的确，象许多人说的那样，章清的这个作品是他这一、两年来所做的最好的作品。他可能在轻重之间重新开始思考。即便这样，这亦不是叽哩叭呀就能了事的。
章清，1977年生于常州。此人恃才傲物，目的性极强。多数情形下身心暧昧，但于紧张之中依旧不失一种先天的自我保护意识，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                                                                                                                  

四、宋永新及他的作品《被自我的三十七次质疑》
作品描述：宋永新对着一架相机，左手捏着快门线，右手用力煽自己的耳光。每煽一次，按一下快门线，共按了三十七次。持续时间三十分钟。
如果从自虐的角度来看宋永新的这个作品，他在形式上是够自虐的。据说，他被打的右脸，红肿了数天还未消去。还在数天之前，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他要做一个作品，是在现场让一个老太打他巴掌，同时拍成录像，我想是否还有人正在考虑“巴掌”的作品呢？如果有，那就要搁一搁了。因为，看来这样的作品是容易撞车的。当对别人或是动物进行伤害遭至质疑的时候，对自己的伤害或许就会成为一种流行。
然而，宋永新要说的话亦许是其他，这里不妨就此猜测。
所谓质疑，是对普遍肯定的东西重新提出看法，甚至压根儿就加以推翻。那么，宋永新是否在对自我的关怀重新提出看法呢？他是不是在用极端的方式来面对通常的问题？那么，对自我关怀的通常问题又是什么？我们会很自然地打出这些问号。对自我的关怀，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每个人面对这个话题都会有被打巴掌的可能。与其遭遇麻烦，不如自找麻烦，这是一种主动的做法。据说，死亡与暴力的主题一直是宋永新感兴趣的。他是否在这中间找到了某种逻辑联系，我觉得是有的。因为在我见到的他的几件作品中，他总是有话要说，只是怎么说，不够肯定。不肯定，还是要说，问题就会显现出来。我觉得，这是一条通常能够涌现出问题的途径，不去回避它，那就要拿出与它建立关系的方法。这一点是重要的。宋永新的这个作品，某种程度上与黄奎的作品同属一个系统，都是自行拷打而不招供的，仅是拷打的手段不一样。这还在其次。好像重要的是这样的拷打多有无奈之感。我觉得，在感觉上，他们的作品之间又有着很大的不同。宋永新的每次拷打，似乎都有一次被招供的可能，哪怕这种招供是胡扯的；黄奎的做法则显得有些调皮，因为看不出他究竟能说还是没说的。但他们都涉及到了关于说的方式，无论说出它，还是包裹它，还是真没有什么可说的。
对说的追究就是去做关于说的工作。这是一件类似于架桥的事情。
在宋永新的作品中，我觉得有着这桥的影子在。为什么说是影子？因为他已经面对了自己可能还无法去解决的问题，他的思路是一条要去解决问题的思路。或许现在解决不了，但总是试着去解决它。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宋永新的这个作品有着他独到的分量。相对于其他几个人来说，宋永新的作品在语言上要纯粹与干净些，让人觉得好像他的问题就在眼前。
宋永新，1976年生于四川万县。此人感情细腻，善于倾诉。习性中喜欢追究小中见大的东西，至今对野心的剖析还未彻底完成，但亦好像就是眼前的事了。

五、一些疑问
疑问1、他们的内心是否存在着真问题？所谓真问题是艺术家与作品之间是否真正地在建构着一种关系。
疑问2、可能关于伤害的话题是他们作品中有所共性的地方，但这种伤害是真实的吗？它是否真的重要？
疑问3、这四位年轻艺术家的作品都潜在地有关于说的企图，如果真要说，是否就能说出？
疑问4、这个时代对这些艺术家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否在乎自身与社会的关系？
疑问5、如果批判性对艺术来说还是重要的，他们对批判性是否有着别样的理解呢？

在这篇文章结束的时候，大小祖咒从青岛打来电话，他每次来电话都会让我开心，这次依然。他有两句话我觉得话中有话，这里不妨写下，权当结束语：1、疯狂是我们的业务；2、离开一个圈子，还要进入另外一个圈子，圈子还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