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做作品的依据要让艺术家自己来述说似乎总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为什么会麻烦？原因很简单，这就是做作品的时候，他只是对自己讲话，而要述说作品的时候，他讲话的对象是别人了。对自己能糊弄过去的东西，对于别人就不那么容易糊弄过去了，特别是对于那些好于刨根问底的人来说，那就更是一种麻烦了。这就是麻烦的所在。这并不是说自己做作品的时候，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总有一些含混过去的成分，这里是指在感觉先行的说法下，有些必须要用话去述说的东西就一股脑儿地笼统在直觉之中了。这是一种常有的情况。
这里就很直接地引出一个问题，好像必须要用话去述说的东西就不能笼统地搁在感觉之中，对于真正的问题来说，情况就是这样的。这篇文章，试图分析一下我们必须说出的究竟是一些怎样的话语，我们是在怎样的情形下有时去含糊或是躲避这些话语的。
回忆一下我们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做作品的对我们所要讲述的问题或许是有帮助的：首先我们好像是有了一个做作品的念头与冲动，我们模糊地意识到要去做“这样的作品”这件事情；接着这样的冲动开始与经验中的感觉材料产生联系（亦或许是由于某种感觉材料的诱导使得冲动变得强烈），并由这样的联系进入一定的语言；相关的语言带来相关的工作方式，我们就这样进入了所选择好的工作方式之中；我们潜在地存在着对语言的所谓好与不好的自我判断，至于这样的判断是否真正给予过追究，这可以暂且不论，反正做作品的过程就是把语言往这所谓“好”的方面靠；如此作品大致地形成；我们为作品取一个自认为恰当的名称；最终为作品找一些理由面对媒体与学术，当然，我们把这一部分看着是严肃与谨慎的。制造出一个作品的大致过程即是如此。有人或许会说，很有一些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是的，这另一些情况我们慢慢来，这是本文更为重要的内容。
从上文做作品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做与思是脱节的，或者说思往往是一件滞后的工作，甚至是为别人所准备的一套说法（自圆其说）。当思的重心放在了一个滞后的位置，感觉的分量那就无法不看成是第一位的。如此，要把感觉说清楚似乎是不大容易，那在感觉之外甚或在作品之外去说些作品的理由就变成一件很是自然的事情了，不管说法如何，前提总是滞后的。如此得过且过的做法虽然没有给艺术家带来太大的安全感，但好像总还是能蒙混过去的。可是今天的情形开始变得棘手起来，有些老辣的追问迫使艺术家不能回避，这些追问是简单而具体的，其实就是这些简单而具体的问题才是让艺术家最为头疼的事情。这里是否可以问一下，我们的感觉真那么靠得住吗？我们常常自认为的感觉又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感觉在作品的创造中难道就是一种绝对的开端吗？在作品中的感觉它首先依赖的是什么？你在这件作品中究竟想表达的是什么？你说你在作品中有你的思考，你又很是在强调作品中的某种感觉，那么思考与感觉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直面这样的追问，就像我们要搞清楚自己的血型一样，这是一件有益的工作。
如果我们一定要追究一下（艺术家）感觉的成因，它最为初级的成因或许还是人的欲望与经验。而对于欲望与经验的东西我们往往是很少去“思”的。我们自做艺术的那天起，嘴上挂着的最多的就是感觉，但要问起这感觉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东西，那就像问你的名字究竟在说明什么一样，是一件好笑的事。的确，我们很少去追究是怎样的欲望与怎样的经验导致了我们如此这般地开始工作的。好像这是一个无从展开来谈的问题。作为艺术家你总得要做作品，艺术家之所以能区别于其他人就在于他有创造作品的爱好与冲动，这姑且算着是欲望；我就是一直这样地做作品的，我在作品中要找到我所需要的那种感觉，那么“一直这样地做”就是一种习惯的使然，这姑且算着是经验。如果就这样为我们的感觉找理由，好像总不尽然，或者说关于感觉我们等于什么亦没有说。如果我们要回过头来为我们的作品作一番思考的话，好像一上来就遇上了麻烦，好像问题不应该这样问。作品应该是从一个或几个感觉对象开始的，我们在感觉中清楚地意识到感觉对象的存在，它或许是由一些感觉材料组成的，甚至我们对这些感觉材料已经经过了想象的加工与分析。比如说我一直是一个关注政治与意识形态问题的艺术家，那么我感觉材料大都是与这样的问题发生关系的，而材料与问题的结合就成了我较为明确的感觉对象，这就是我想说话的开始。但是，这样的思路无疑形成了这样一种模式：
材料（来源于感觉材料）+思想（来源于问题）+语言=作品
这样的模式又可以表达为：
有形的东西1（材料）+无形的东西（思想）+有形的东西2（语言）=作品
我们在作品中看到了这些有形的东西1、2、3……，那么我们看不到的那些无形的东西又是怎样进入作品的呢？你说作品中的那些符号以及我这样的做法就代表着我的这些想法，你难道没有看到我今天在用这些“文革”符号不就代表着我对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某种看法吗？如果这是一条回答问题的思路，那么，接下来肯定就是一大段对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的自我解释。如果这样回答，这条思路即刻就会陷入被动并面临着麻烦，因为这些还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是这些“文革”符号是怎样进入作品的。如果说这无形的东西（思想）是存在的，它的存在亦包含着把这种存在置入作品的方式。这点我想是不难理解的。
前面已经说过，感觉不可能是绝对的开端，我们总是从一些感觉材料开始的，而且这些感觉材料总是要与思想中的某些对象联系着，是在这些对象上逐渐展开与延伸的。那么我们是怎样来确定这个感觉对象的呢？这个感觉对象与思想对象是否是同一个对象呢？一个关心政治与意识形态问题的艺术家，在他的思想对象是什么？他的感觉对象是否在依循着这个思想对象呢？这个问题似乎是较难回答且又是不能回避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是在思想与感觉层面上完成的，故而在作品中我们不易察觉得到，但对一个作品的分析又无法不触及到它。
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作品是脆弱而多有难堪的。如果一个艺术家说他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思想对象，对这样的东西没有认识与判断，那么你的思想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在这一点上难道我们亦用感觉来搪塞过去吗？倘若就是说我们的思想中总是有些东西的，仅是它不够清晰。但是在作品之外我们对政治或意识形态问题的回答不是够清晰的吗？哪些东西是我们必须来回答的，我们的思想对象是不是需要这样的回答，类似的问题就展开在眼前并逼迫着我们，难道我们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躲避它吗？。如此，我们就必须来面对这样的东西。艺术家面对的思想对象并不是对这个对象所做的解释与描述，这或许应该是哲学家与政治家干的事。艺术家要做的是如何用艺术的方式来建立一种带有创造性的思想与对象之间的联系。这是我们该回答问题的脉搏所在。如果这个对象依旧还是政治或意识形态，艺术家需要考虑的是你是如何“亲知”这样的东西的。你“亲知”的方式是怎样的，而对这个对象的解释并没有意义。一般说来，我们思想中的对象并不具体，思想是依赖于一些具体的问题而得以展开的。这里我们好像找到了可以开口说话的所在，这就是在思想与对象之间的联系——问题。问题有高有底，有难有易，而且见仁见智，这都不打紧，至少我们我们讲话的位置找到了，我们不会再偏题去讲一些不着边际的题外话。但是，这里有一个疑问，这就是何谓真问题，何谓假问题，我们列出如下关系式：
问题B（b1、b2、b3、…… bn）
思想 —————————————— 对象A（a1、a2、a3、…… a n）
事件C（c1、c2、c3、…… cn）
由问题所导致的事件是否为真，我们要看它在艺术中所发生的是怎样的事情，而并不是一种绝对的逻辑上的推导。你说你正在做的是一件关于政治或意识形态问题的事情，这没有错，但在艺术上你没有正面回答是如何做这件事情的。如果政治或意识形态对你来说是真问题，并从艺术的角度来进行发话，那么这件事情所要求的正面回答是：是怎样的方式导致事情成为现在的这种样子。问题与事件之间由方式构成，这种构成方式必须由艺术家自己来回答，而不能笼统地糊弄过去。不能糊弄过去，那就逼迫自己吧！理清这中间的关系，给自己一个交代。
我们是怎样建立方式的？或者说，方式是如何构成？有两种情况：
一、一个是现成的可以参照的方式，那就是艺术史对相关问题处理的方式。但艺术史恰恰在这一点上并不具体，甚至是空缺。它只告诉我们艺术家面对画布或是面对材料的情况，亦即是告诉我们在艺术史中艺术家是怎样处理画布与材料的。而关于艺术家“思”的部分，是艺术史家或是批评家在艺术家完成作品之后另加阐述的。而我们正是受了这种模式的误导。我们亦正是在这样的系统中观看、听讲、说话与工作的。所以，关于面对画布与材料，我们能夸夸其谈所谓的体验，关于背后的想法，则独立起来另加探讨。谈体验，洞若观火，各有千秋，好像往夸张与神秘处靠总是不会有错；谈想法，吞吞吐吐，闪烁其词，则很少有不吃力的。这就是艺术史这个体系给人的表达所带来的后遗症。这种后遗症在中国的做法是：作品我来做，理由让批评家去说。这是一个很可笑的现状，亦很有些赖皮。用一个不甚恰当的说法就是：东西我来买，钱你来付。故而这种现成的参照方式，并没有在方式如何建立这个真问题上讲出原委，我们反而学到了“做”与“思”的分离，把“思”视为一种在“做”之外为“做”寻找理由的跳板。
二、强调“做”与“思”的同步，并尽可能地说出这“思”。在思与对象之间带出了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第一步要弄清楚怎样的问题才算是有意思的。当我们说某个东西有意思，我们其实指的是有某种潜在的“难度”，而这东西超越了它；或者是这东西展现了某种我们所不熟悉的陌生的情形，同时我们被这种陌生所吸引。前者的难度暗合着一个高度，这个高度是可以用标准来进行判断的；而后者要我们说出“有意思”的所以然，我们就要困难得多了。在艺术中，有意思的东西常常蛰居于陌生化的境遇之中，但我们又是怎样来思考陌生的呢？对此，我们不妨耐心地来追问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看感觉对象。感觉是鲜活的，亦是我们条分缕析的前提与开始。而条分缕析又是基于在我们的思想对象之中的。这一点应该有所统一。于是，我们可以把思想对象看作是感觉对象的某种情景，并受着一定的问题的牵引。这时我们的感觉系统可能会发生变异与错位，而这样的变异与错位正是艺术要做的事。只有经过变化了的感觉系统出来的感觉，才真正是区别了一般与常规的感觉。感觉对象是作品语言的雏形，对于思想对象来说它还只是个毛坯，它必须要经过问题与真命题的挑剔，必须受制于问题与真命题的整合。感觉对象并不是我们作品中真正要去言说的部分，但是它断然是作品的最终呈现。它藏匿着这个作品的问题与真命题。艺术家要对这个作品的表达，正是对问题与真命题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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