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黎回来后，就一直想给您写信，但当时没有要您的E-mail，我想等有了您的地址，再给您写信。我总在给着自己这样的理由，故而写信亦就拖下来了。
在您的居所，那天晚上的谈话给我有很重的分量。虽然，那晚的交谈主要是在您与老顾之间，但我作为听者收益颇大。您清晰的思辩及轻松的表达在谈笑间点到为止，就是深究处，它给我感到的是弹性与实在。我觉得这样的谈话是有思想空间的。您谈及的艺术的一些最为基本的问题，我很有兴趣。其实，国内一些真正在思考的人，他们亦涉及到同样的问题。仅是这样的基本问题用怎样的工作方式来面对与实施，这又似乎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国内有一种虚假的喧嚣与虚假的狂欢，这是当代艺术的祭事，还是当代艺术的节日，好象谁亦说不清楚。当然，这中间肯定是有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它的实效却是让人怀疑的。每年的展事无数，有时的一些提法虽然亦貌视很有创意，但很快这样的创意被证明是无效的。有意思的是，这样的证明常常不是被反证，而是被自证的。
这里我想冒昧地述说一下我的情况。我曾经是一个对于艺术好争、好辩的人，这是每一个在“地方”上做事的人难以回避的习性，亦是不容易觉醒到的一种情结。但当我意识到许多事情到头来原本是空想、原本是对一种虚无的劳作时，我对自己有了一种潜在的伤害。并且，我对我的想象开始有一种怀疑。自98年，我开始在全国走动，实在地交流。我觉得我自身的问题很大，同时，我开始了一些新的思考。这样的思考无形中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开始觉得自己象个新手，我的交谈开始变得陌生，我忍受了这样的感受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一些表达，由于总是挑剔，故而很长一段时间来总有些语塞。说挑剔，这仅是一种自我安慰，给自己的安全而已。我又觉得，太想表达，在关键的时候是应该打住的。这所谓的关键，自己定。想法可以是多的，但常常想法与表达并不是一回事。因为，有时好的心理感觉，当它表达出来的时候，它的意义并不大。由于有些意义过为个人化，或者说是过为个人化的夸大，所以它充其量亦是讲给自己听、写给自己看的。我想这样的感受并不就是我一个人，今天真正在思考、在做事的人都会有相仿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艺术留给我们的空间并不大，在这其间，究竟还有一些怎样的事是需要艺术家来做的，它一方面在给我们的思维制造麻烦，同时它的工作方式又是人与文化需要这样来前瞻性地创造的。我想，这样的思考思路至少能够确定我们的工作阵地，它可以有无数种工作方式，无数种工作结果，就象我们的餐桌上可以有许多名目的菜肴。但是，大概的工作方向总还是要清楚的，甚至我觉得要清楚这工作方向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在想象上、在创造上我们可以很幽默，但在这样的思考上我觉得是没有幽默的。
可能我这样的想法在今天不够时尚，观念还在老的窠臼中打转，所以我有时的语塞亦正是清楚着这点。不过，中国的当代艺术在智力的游戏中亦实在玩的太久了。观念如果是一种游戏、一种点子系统，它的生命力可能在其他的领域里更有意思，艺术需要的或许是一些更为复杂的思考与创造。当然，我只是个人这么认为。在今天，似乎有这样一种情形，就是今天的艺术应该是这样，或者，今天的艺术应该是那样，许多人就真的会把艺术做成这样或那样。因为，这样做很轻松，很容易上手，你只要在这样的思维系统中动脑，那是没有理由做不象的。但是，很少有人去想这样的事：我们究竟打算把艺术弄成怎样，如果要弄成这样，那么，哪些是我们必须依据的观念，这样的观念应该怎样去锤打。我觉得，对于艺术家来说，这是一种更有意思的思维方式以及更有挑战性的工作方法。国内有一些艺术家在这样做，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有时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一上来就弄错了，现在，我觉得没有错，是时代的繁荣给人以可爱的误读。是我们自己对自己不够挑剔，是我们自己对自己太宽容了。
这本来在艺术中应该是一些常规的想法，现在反倒变得复杂起来了。我这样说，主要是指现在艺术中的所谓反常规，其实都是可以在艺术之外去解决的东西，它对艺术本身构不成意义。同样，一些知识论的东西对艺术的解释更是隔靴搔痒，它们可以是美文，可以是艺术化的写作，但对于艺术本身构不成意义。当作品与文字都没有了一种应有的危险，那么这样的工作方式就是一种在安全处境下可以批量生产的工作方式。只要是安全的，那就意味着是可以条理的，是条理的，那就完全可以在艺术之外去解决它。艺术要解决的东西好象不是这样的。事实上，现在的确有一些作品是可以批量生产的，有一些文章是可以一直自言自语下去的。我只是觉得，我们总该把一些本能的生产欲望与真正的思想区分开来。这是最起码的。
什么是最基本的思想，什么是属于艺术中最基本的思想，可能这样的问题在今天提出来未免可笑。因为，这是在今天的喧嚣中是太没有人来讨论的东西。人们可以飘离在思想之外而尽情在观念的游戏之中的，人们对这样的现实与方式已经是太习惯了。但在中国，这好象又不是问题。要有问题，那亦是现实与生活的问题。这点，我觉得倒是很中国式的。
我很直白地写上这些。信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我自己没有直接作出回答，但我的确在想这些东西。如果有可能，亦想听听您的意见。
我的E-mail是jf620630@pub.cz.jsinfo.net
                                                顺致
安康！
                                                           金锋  2001。08。01

费大为先生如晤：

来函收悉。上封给你的信的确写得有些偏散，又夹杂了一些个人私有的情绪，故而问题不很鲜明。但是，在给你写信之后，我自己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并没有停止，这种思考宛如对思想的逼迫。虽然，这样的思考并不是一件快活的事，但于我还是有着很大的意义。
的确，做艺术很是个人的事情，但这要看这事情“个人”到什么程度。从现状说来，这种个人性大都还是还原到现实的。作为个人的事情，艺术家私下究竟在想些什么，这话题好像不大好说。你在来函中说道：“创作是一个‘秘密地带’，一进入创作，话语和概念就消失了。作者的另一部分便暴露无遗。”我直感地能够猜到你说的“另一部分”及“暴露无遗”指的是什么。因为在大陆，这谜面与谜底似乎是一回事。但你这话似乎又在给我另一种提示，好像艺术家只要不进入创作，他们的“话语和概念”是摆在那里的，是清楚着的。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这现状就还不是最糟糕的，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就只是个时间问题。我觉得，对问题的讨论，并不是冲着结果去的，讨论本身就有其魅力。基本观点与基本态度的亮出，是一个互为参照、互为衬映、互为判断的过程。如果最后真有所尖锐，那么摆在桌面上展开来聊就更有其现实的意义与价值。当然，许多人可以回避这样的尖锐，但是观看无疑亦意味着参与，虽然，这依旧是件个人的事情。
函中你提出“中国当代艺术这种糟糕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形成的？”我觉得还是当代艺术本身太容易让艺术家看到结果。在艺术家走向成功的“速成法”里，时间实在紧，事情亦太急，所以能被这结果关注到的只能是“招数”与“点子”了。自从九十年代与国际的接轨，前卫艺术虽然相对于体制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但好像艺术家的心理准备还是远远不足的，它的后遗症一直到今天还在拖着重重的尾巴，而且，这尾巴好像还要拖下去。这又是一种怎样的心理呢？这就好比改革开放，农民的生活一下子好了，手上有钱了。但他不知道用这钱去发展什么，他还沉浸在有钱的喜悦之中迟迟缓不过神来；待到缓过神来，他立马想到的是这钱是怎样来的，接着，他即刻会用原有的办法继续去挣他的钱，继续他的喜悦。这就是典型的农民意识。如此，艺术家的意识与农民的意识有多少的差别呢？我实在比较不出。
但我又在想，“招数”与“点子”它们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呢？我觉得它们才是真正蛰伏于“秘密地带”的。因为它们依靠的是一种非常私有化的心理背景，这种情形下艺术家所思想的亦正是一种“心理战术”。这种说法虽然极端，但他们在现实中真正的假想敌、真正的对手不是艺术，而是智力。现实为智力的竞赛展开了广阔的平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可悲的事情。自然，我们可以为艺术本身找出很多理由，但这理由无论怎样的自圆其说，我们听起来好像都是给媒体的。这与艺术无关。我觉得，艺术家在知识论与存在论中寻找自己的安全已经是一种习惯性的做法了：在知识论中他们有着理论上的依托；在存在论上他们有着现实的参照。这些“名词性”的、“静态性”的理由，能给我们带来迷恋，还是其他？我们的创造又在哪里？这不能不说是个问题。
我们真正应该承担的危险是什么？眼前的工作能否成为一种危险？这或许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里，我并不是一味强调做事的危险性，而是在强调这动作的意义与价值。毫无疑问，一切的思考应该围绕眼前所展开的事态，我们从中选择最具危险与麻烦的事情，从而考虑相应的对策与手段。这才是真正观念的土壤。简单的事情显现不出观念的分量。只有这事情是棘手又是难以处理的，如此，非常规的思路才能运作，观念的价值才能体现。由于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至今还不够清晰，故而理由的众说纷纭就变成了一件自然的事情。其实，这是不正常的。这些年来，我们在这种不正常中其实玩弄的是智力的游戏，而不是真正的思想。承认这一点，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许多艺术家正在想的其实比这点偏得更远而且更糟。
关于这点，你问我是否有救。我觉得，这里，艺术的问题倒是可以暂时搁一搁，艺术家做事的立场与态度倒是更为眼前的事情了。你觉得呢？

                                                                                                        顺致
      大安！
                                                                                                       金锋   2001。08。11。

费大为先生如晤：

得知文章你已收到。从欧洲回来，基本在常州家里。因为近来思考的缘故，总觉得全部的身心需要一次大换血，这亦是我等待了很长时间的一件心事。欧洲回来正好是一个契机。故而，近来在家比较呆得住。
我说欧洲回来正好是一个契机，你又在问我来巴黎的感受，这个问题回来后许多人亦都曾问过我。现在我向你谈谈我是感受。
这次欧洲之行，于思想上的震动主要是在巴黎。在国内经常谈论到的所谓“巴黎帮”，这次在巴黎都见到了。虽然行程匆忙（前后共五天时间），但是，谈话我觉得还是很有质量的。谈话主要是老顾主谈，而我更多地是个听者。谈话时间较长的有你、黄永砅、杨诘苍、候翰如、王度及徐小慧。正因为我更多是听，我就力求能听出些问题来，给我自身长久以来不能解决的问题亦能带来些参照。如此，我在巴黎，我甚感自己纯粹了许多，亦冷静了许多。
老顾这次在巴黎的交谈几乎与在国内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把想法展开的更大、更彻底。亦正因为这样，在策展上他所带有的“本土化”思想及策展人身份的问题，引起了你和候翰如等人的的话题。你采用的是反问，话语不多，却一语中的；候翰如是现身说法，既为人师表，又在“弹劾”策划人的身份；黄永砅机智过人，他从艺术家的角度谈策展人的“不专业性”；杨诘苍语言朴实，直话直说，直接对中国的办展方式提出看法……所有这些，我不知道老顾当时的感受如何，但事后我看得出，他想得亦很多。
因为面对的问题与所处的环境不同，我觉得思维方式的不同是主要的。国内把本土看得重，这是缘于情结。近十年来，国内谈得较多的是“后殖民”、“中西方对话”、“知识分子化”、“后现代”等等，这样的讨论不说它空，但是总觉得触及不到真正中国问题的所在。而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好像谁亦说不清楚。如此，只要能搞到钱，就各人办各人的展览，各人说各人的话。明年，在网上看到李小山与彭德要办关于“雅”的展览，我觉得都是在重复着一种老的思路。这就是中国情结。为什么我说我到巴黎后很有收获，因为我意识到了这个情结的无用与致命弱点。在表面上，大家都有事可干，而且规模亦越做越大，但骨子里却是一种夸张的心理主义。思想一旦与心理叫劲，出来的就难免不情绪了。而情绪的精致化，那就难免不自恋了。彭德的文字，我看了就觉得他一向是很情绪的，他既忧国忧民，又苦于没有对策，就草率发誓退出“江湖”；现在的复出，在答记者问时，让人看到更多的又是情绪。对于一种更高的眼光，这种情绪化的思路难道不是致命的吗？相对与巴黎，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还没有过“超越自我”这一关。如此说来，超越本土又是谈何容易呢？
“巴黎帮”的团结意识是让人羡慕的，这让我觉得本土是一盘散沙。中国的整体思路要来一次大清洗，这才会有所希望。所以我在文中最后写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无’的东西，我们要像魔鬼一样动脑筋才是。”
巴黎的思想模式值得国人参照，这不是夸张的话。再把国情作为借口，那就只能农民下去了。你说呢？
                                                   致
大安！
                                             金锋   2001。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