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澄清十五年前的一段历史事件，许多细节的出入，难免会有些偏差。但作为“枪击事件”的直接当事人，我在尽可能的去面对一些问题。由于自己最近一直在写东西，心态也能较为平和的去看一些问题。

　　当我2004年2月2日，第一次写“关于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的说明”时，一时找不到能看老式盒式录像带的机器，凭以前看录像的记忆，唐宋在我打枪的瞬间，喊了一句话。所以2004年4月24日在“美术同盟”上发表的“关于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的说明”的陈述中，错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后来从温普林那儿要来原始录像带，才发现记忆中有些偏差。由于栗宪庭先生把这句“打！”看的那么重，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美术同盟”上更正一下，再放上当年的原始录像(温普林提供)，对大家了解“枪击事件”，会有个较为客观的依据。

　　事实是：

　　肖鲁站在她的作品《对话》前，中央美术学院(原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同学)居奕(他与温普林帮我拍摄录像)，他在我的左面和我说了一些话，唐宋在我的右面和我说了一些话，之后居奕和唐宋在我面前说了一些话，我走上前，低下头，抬起头，举枪射击，

　　“碰！”我打了第一枪。

　　唐宋的声音：“再来一枪！”

　　“碰！”我打了第二枪。

　　2004年4月，我发现了“关于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的说明”的许多遗漏问题，所以我采访了一些当年与这件事情相关的人，并做了一些补充(刊登于《艺术家茶座》总第二缉)，后来又做了一次补充(刊登于《天涯》杂志2005年5月)，第二稿“关于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的说明”的修改稿，我寄给了栗宪庭先生(见2005年10月14日“美术同盟”栗宪庭所提供的附件2：肖鲁给栗宪庭的信件1)。也许是栗宪庭先生忽略了，这是我的过错。

　　介于以上原因，我再一次修改“关于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的说明”，尽可能的少些遗漏。

　　一件艺术作品的产生与对形式的选择，与作者的心理因素有关，而心理的形成又与一个人的生活经历有直接的关联，一个作者的风格，是一个人的全部气质。

　　在短短一份“关于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的说明”中，要把许多问题说清楚，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许多问题还会存在。但我在努力，因为我已经开始了。

　　肖鲁

　　2005年10月17日于北京呼家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