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艺在黄永砯的“蝙蝠计划３”前，这是一架2001年在海南撞毁的美国间谍飞机复制品

　　管艺坚信他做当代艺术收藏是在完成自己的一个使命，做一个公共社会机构和中国政府都没有去做的工作。他现在拥有包括黄永砯、王广义、张培力、吴山专、和颜磊等艺术家作品在内的700甚至800件艺术品，大约三分之一的收藏为大型的装置。他说现在中国狂热投机的艺术市场使有才华的年轻艺术家难以出头，使他的收藏也日益减少。他也看到了中国缺乏职业的艺术批评家这个大问题。他说，中国这一把重大历史意义的艺术品和高价位相等同的趋势 ，会影响艺术的有效发展。

　　尽管管易更喜欢远离聚光灯，他仍在他位于北京郊区宋庄的工作室里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采访。在这里，我们讨论了他为展示自己的收藏而建的美术馆工程还有委托国际艺术家朋友们一起进行的雕塑公园工作。

艺术新闻报：你做收藏的意图是什么？
管艺：我计划在位于北京798艺术区和机场之间的北皋区建一座大型的当代艺术博物馆。中国文化部在这个地区也有建立当代艺术博物馆的计划，所以我希望这个附近地区的艺术也会有所发展。

艺术新闻报：你会与中国文化部门合作吗？
管艺：不，我做我的，他们做他们的。

艺术新闻报：在中国所有的土地都属于政府，并且获得使用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你和权威部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管艺：是的，我们沟通过，但是关于土地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法律问题。在中国，土地不能个人使用。现行的法律是，土地租用后能使用二十年，所以我们也在就这一问题进行商讨。我打算给美术馆做的投资需要依赖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作为保证。我们期待一个明确的答复。

艺术新闻报：你做这个私人美术馆的理念是什么？毕竟中国的美术馆并不多。
管艺：我收藏了很多装置作品。你现在在我的工作室看到的还只是我收藏的十分之一。三分之一的装置作品和架上作品的尺幅都超过了百米，所以我需要一个15000平方公尺的空间去陈列我的这些收藏。如果把这些大幅的作品放进政府建立的美术馆，比如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广州美术馆，他们都没有足够大的空间去陈列。所以我想，解决的办法就是在离北京的中心不远的地方建一个艺术博物馆，就像Dia:Beacon（位于纽约北部）。

艺术新闻报：所以你的灵感来自Dia:Beacon？
管艺：对，有这个因素，不过他们改造了一个废弃的工厂，而我想建造一个新的建筑来陈列我的收藏。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想法，我让建筑师和艺术家合作，使空间的设计都围绕艺术品来进行，让空间适合艺术，这在中国是一个新的典范。我有16.5英亩的土地，但这个建筑的面积不能超过这块土地的15%。因为剩余的大部分土地我都会用来展示装置作品。并且，这将是一个国际的复合性的美术馆。
　　比如，我很欣赏伦敦的蛇形画廊，Hans 和Julia 这两位画廊合作人都是我的好朋友。当Hans来参观我的收藏时，他为我的收藏感到兴奋并被它们深深打动。所以我也很高兴邀请国际的艺术家们来这里创造适合这个美术馆场景的装置作品，这里将变成一个雕塑公园。
　　在某种程度上这将是一个环保美术馆。我们要运用太阳能和其他的能源设备。公园将启用动力环保的方法进行周围的交通运输。我们在探讨一种方法，能让艺术家把这种运输方式转变成一种装置作品。比如，我非常喜欢丹麦艺术家Olafur Eliasson在泰特美术馆做的作品（Eliasson的巨型太阳，一个天气项目，在2003年10月至2004年3月被安装在泰特美术馆的顶层）。我2003年在深圳见过他，当我在泰特美术馆看见他的这件作品时就非常想把它买下来，可是这件作品太贵了。

艺术新闻报：这个美术馆将完全由你来投资吗？
管艺：这是我个人的工程，也将完全由我来投钱。我们越讨论这个美术馆，我就越觉得应该谈一谈过去发生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事情。1980年时，我还是个艺术家，但是我并不像其他一些艺术家那样现代，我画的不好，也写不好字，但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哥哥给我买了一台尼康相机。在1980年的中国，这是极好的照相机了，所以我成了一个摄影师。那正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或者叫做文化乌托邦时期。

艺术新闻报：是的，我们听说在80年代，书籍能自由的翻译，大量的西方信息涌进中国，尽管经济已经停止发展。但这一切都在1989年6月4日之后结束了。
管艺：是的，我在直到89年6月4日之前的这段时间左右都在做艺术家。然后，1992年还是1993年，中国的经济开始发展，我便转而开始做生意。但我仍然很关注世界艺术的发展，但那时中国的环境，信息还很受限制，人们很难读到更多的艺术类资讯,朋友会帮我带来台湾的艺术杂志、艺术家的杂志，然后到了1997年，我开始考虑回到艺术界，但是怎么做呢？我没办法成为一个艺术家，有一阵子我以为我会成为一个建筑师，但后来发现这也不容易，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做了很多计划，参加了很多展览，活动，并思考如何可以返回到艺术界。就在这时我发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开始做艺术收藏，在那之后，我开始购买艺术品，我意识到中国的当代艺术收藏体系都由外国买家掌控，所有的艺术品都流向了国外，没有中国人收藏当代艺术，这让我感到非常兴奋。我想我找到了一个可以挽救中国当代艺术品的方法。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社会和人们的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并没有系统的去收集和保护这一时期的艺术和文化资料，所以我非常急于去做这件事，我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只是觉得我们自己应该为留住这段历史做一些事情，而不是由别人来做，例如，如果这个收集工作由巴黎来做，然后他们再将这些还给你或借给你，他给你，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中国人必须明白这段艺术时期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并不收集这些艺术品，虽然实际上有三大国家美术馆在进行收藏，但他们做的工作非常少。
　　我曾经从我的收藏中借出过各种作品：在借出展后（管艺借了几件绘画作品给6月在北京798当代艺术区尤伦斯中心开幕的黄永砯回顾展），我现在正借给日本三个美术馆机构一些艺术品来举办为期三个月的中国艺术展，但我现在想把这些收藏给国家，或者更准确的说给社会，如果要我现在把这些藏品给国家，我不知道能给谁，我上哪去找能接收这些东西的人呢？
　　另一个事实是他们只会看看这些收藏品然后说：“这些艺术品非常贵”，但并不懂它们是好是坏，因此，没有人了解它的价值，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在我把这些藏品交还给国家或社会之前，我将不得不等待，直到他们真正明白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还有其他的事情让我着急，例如说，艺术作品越来越昂贵，即便是年轻的艺术家作品都很昂贵，并且很难再有提高。所以现在我们买东西需要越来越谨慎的选择，只选最好的艺术品来买，我没有额外的钱去购买其他的东西，所以我只收集一小群艺术家的作品，大概在30人左右。今天，中国有数以万计的艺术家，但是我认为收集30到50个艺术家就够了，我认为现在最好的艺术家，30个都很难找出来了，如果你想从过去的30年中每十年选出10个，这可能也够30，但这30个不一定是市场中卖的最贵的30个。

艺术新闻报：你有没有考虑过在拍卖会上卖你的收藏品？
管艺：我不会在拍卖上卖我的藏品，但是我有700、800件作品，有一些可能已经不在我的收藏体系内或者不再适合我收藏的整体风格。

艺术新闻报：你有没有觉得当你卖某一些艺术家的作品时会有一种危险——就像当Charles Saatchi被人发觉再也不收藏艺术家作品时一样，这会不会影响一个艺术家的职业生涯？
管艺：不会有这种情况，Saatchi不再买Damien Hirst的作品，但是Hirst现在正做的越来越好，Hirst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家，不过他的作品的确有点太贵了。

艺术新闻报：你怎么选择作品进行收藏？你会注意批评家们都怎么说吗？
管艺：我自己决定（管艺给我看了两个来自一座古老寺庙的刻着字符的doorpost）。这些文字记述了怎样使寺庙外发生的一切都不能影响寺庙内部的清净，即使你置身寺外内心也依然向佛，佛与你的精神同在。我花了很多精力在这上边。我想在中国，这里有很多的“tryism”（一种综合的资本集合并试着做事情不看事情发生的表象，管艺指出doorpost上的另外一个名词）。
　　这个词多指的是中国古代去印度学习佛教的和尚，如果你自己通晓佛教，那也不必去云游。我的意思是，这并不是一种民族主义。人们来到这里，从世界各地的美术馆组团来到这个工作室参观。你必须明白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还特别短，我们很难分辨哪些东西是好的哪些东西是不好的，到现在这个分辨工作变得更难，因为人们以价格的高度来评判艺术的好坏。所以现在的中国艺术很难写，没有教育，没有传统，没有主题。你怎么去给问题一个准确的回答？谁能告诉你？中国的批评家？他们自己都有很大的问题。很多人都变得越来越商业化，所以当他们告诉你这个是真的或是假的的时候你根本无法相信。在西方，批评家是一个纯粹的工作，所以价格和作品的学术意义是分的很开的，但是在中国，批评家这个职业不纯粹。我们能相信国家美术馆吗？这些美术馆也不干净，市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所以我只信我自己。

艺术新闻报：在这个国家还有没有人和你一样也想保留住一些当代艺术品的？
管艺：没有，就我自己。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人和我一样，我很少和其他人联系。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很多的收藏家，他们大都是跟着拍卖市场走的。只要你跟着拍卖走，那整个事情就会往相反的方向走。我跟你说一个故事：２００４年，我的工作室刚刚落成，很多人包括银行家都来我这里看我的当代艺术收藏。但他们看过之后都想知道：我花了那么多钱买回来的这些当代艺术品都是些什么？他们说，你给我我也不会要，而且也没地方放。但到了２００６年，他们非常震惊的回来了，他们听说这些艺术品已经变得极其昂贵，想再看看那些艺术品，但是我拒绝了他们，因为他们根本不懂这些东西的真正价值，他们只对这些艺术品的价格感兴趣。所以他们的关注无关乎文化和艺术，他们做的只是资本家的观看。
现在，很多人对艺术感兴趣，这已经成为一种资本的储备，很多人开始关注艺术。资本变的越来越重要，你必须特别小心，这对艺术是一个非常坏的影响。就像马克思所说，我现在开始重读马克思，我觉得他说的很多话都很正确。这跟艺术的发展无关，这只跟价钱有关。这意味着，现在是中国艺术最危险，最艰难的时刻。做一个年轻艺术家已变得日益艰难。在８０年代，做一个好艺术家就比较容易一些。

艺术新闻报：现在有些年轻艺术家刚出来作品就卖到上万美元，这会影响他们的艺术发展吗？也许毕加索能应付这个问题，但是大多数艺术家都只是平凡的走过他们的艺术生涯，去发现他们想要做什么。
管艺：是的，尽管在这里没有那么多人喜欢毕加索。在中国很多艺术家，他们发现了一个符号，然后运用这个符号能做出成百上千件的作品。在80年代，艺术家如果创造了一个符号，他们会用这个符号做2、3件作品，然后就开始改变再去寻找其他的可能。但现在，只要有一个符号就会像生产线一样生产出几百件作品，这样大量的工作与艺术没有关系。

艺术新闻报：很多人认为政治性的艺术在中国出现是外国人造成的，你也认为是外国人鼓励了政治艺术现象的发生吗？或者是中国的艺术家在画西方人眼中理解的中国，就像毛泽东或文化大革命。
管艺：我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像儿童问题一样简单。我该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这些政治题材的绘画只是中国当代艺术中很小的一部分。

艺术新闻报：同时代的艺术家中有哪些是你认为很重要的？
管艺：近期的艺术家中：王兴伟、徐震、杨福东、郑国谷、周铁海、颜磊、刘韡、曹斐、邱黯雄——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