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东：倒不一定是哪个年代，就是：年轻过的这一拨，或者正在经历年轻的这一拨群体，因为他们变数很大。《竹林七贤》里的服装，感觉有点像什么呢，比如《萨特传》，里面配一张萨特像，就那种知识分子的形象。所以服装的选择，是有倒叙感觉的，但并不是就特指那个年代的人。演员穿的是三四十年代的衣服，但精神面貌绝对是现代的。

　　《生活》：《竹林七贤》里面那些年轻人的个体形象很模糊，他们应该是《生活》：从感性变得更理性？

　　象征着一群人而不是特指某个人。杨福东：不是，是从感性变得更感性，所以你必须把这些任性的东西更合杨福东：这就有点像什么啊？昨天晚上我看电视，世界杯女子自由滑比理地去掉。挺难的，因为我觉得你拍影像这种东西，无论是哪种风格，赛，他们就有点像那些女孩滑冰的冰道，在冰面上。很多道，拐弯，冰它都要像人那样有一种呼吸，就像生命一样，不是水泥墙。像有些作块乱飞，但你很难说这是一个女孩滑出来的还是好多女孩滑出来的，就是品，我觉得跟瓷砖似的，或者跟毛坯房似的，那种感觉是挺要命的。对这种感觉，实际上是一种集体的记忆。了，你对《竹林七贤》（以下简称《七贤》）的感觉是怎样的？

　　《生活》：你的剪辑方式很有趣，有时候好像洗牌那样打乱顺序拼接。是《生活》：我个人感觉一和二是一个起因，三和四是一个过程，五是一个自己剪么？结果，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我不知道你拍摄的时候是怎么构想的。

　　杨福东：一般是我自己剪，因为自己下刀快，一般想都不想，咔、杨福东：其实很简单，当时定的就是一年拍一部，第一部分就是像书的咔、咔，先剪了再说，然后接的时候再考虑镜头接点，再细琢磨。但开篇、序这种感觉的；第二部描写城市的封闭，因为很多人对城市的我觉得一个片子要做得好不能毫无目的地胡乱拼接，打乱也需要有一个了解无非就是自己的家，其实他们看到的都是面儿上的；第三部分是乡“度”。另外就是还要有方法，直觉性的想法要存在，而并不是素材的村，是另外的一种生活方式，不属于自己的生活部，第四；是在一个远无序罗列，我觉得无序罗列挺要命的。这种单片的剪辑你可以不讲道理地离尘世的地方，那种乌托邦式的海岛生活；第五部是回归城市，回到现罗列，但是作者的脑子必须清晰，你也可以不针对细节，但必须有一个实生活中来。其实我个人来说，拍到三的时候，这片子已经开始有一点“度”，这是一个质的区别。所以我认为作者的任性，会导致这个片子点变化了，到五的时候，有一点点不是那种随性的怪了，开始有其他的是另外一个感觉，我觉得如果要作者把任性去掉挺难的。一种感觉在里面了。

　　《生活》：你觉得你任性么？《生活》：就是你所说的从感性到更感性？

　　杨福东：我挺任性的，然后我也挺感性的。剪辑可能有很多种方式，而杨福东：对。

　　且拍完了之后会舍不得剪，所以如何减少任性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生活》：你作品里有个经常使用的符号——箱子，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生活》：因为大家都一起苦，一起累？

　　含义？杨福东：那时候，演员也好导演也好，每个人都得搬东西。一般我都是杨福东：这个箱子，说实在，这还真有很多嚼头在里边儿。怎么说呢，拿电瓶，挺小的，但是特重。那时候重的东西我也不好意思让别人拿，凭直觉选的吧，但是它象征一种私密性，还有就是，旅行的感觉，出拍《陌生天堂》的时候摄影箱子都是我自己背，扛着箱子上十楼，上去以行，离开或者到来。它是一种情绪变化。后真的是不想再下来了，因为实在是太累了。

　　《生活》：五里面有个场景是那两个潜水员在水里走，是替身么？我去陕北拍一个片子《绊马索》，在山顶上有一段挺好看的空镜头。当时杨福东：就是演员，训练了十来分钟就下去了，有的开始怎么都潜不下看景的时候觉得这边儿好看，但是要翻两个山头，我当时就跟制片说，去，是救生员给硬拽到底儿的。救生员都在构图的以外等着，就准备一你到时候一定提醒我过来拍。因为我怕我自己犯懒。果然到了最后一天有危险马上就去救，所以这些费用都挺高的。里面还有个镜头拍的是一个的时候，天气也挺好的，想着要扛着机器要翻山过去，有点头疼，结果女孩跳水，她跳水的地方就是平时给鲨鱼喂食的地方。这些演员真的是没制片就说：哎，你还有一个空镜头没拍呢？我说：还去么？要不就近找一得说，吃苦更不用说。以前拍《陌生天堂》的时候，都是一帮朋友，吃地儿拍得了。他说：你不是让我提醒你么？实际上去了就对了，不会后饭就是蛋炒饭，女孩吃不了还会拨给男生，那时候基本上吃饭就是蛋炒饭悔，要是当时犯懒就没有了。犯懒一次很简单，但你要是咬着牙往上走和面。现在想想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陌生天堂》拍了一个月下来连也就坚持下来了，所以有时候你拍东西感觉能不能出来，就看你是不是能买胶片一共是4万多块钱，《后房》拍完做出来就已经五六万了，胶片，坚持住，一口气往上走。也会觉得一个无形的累，但累的时候怎么办，人工，冲洗，《七贤》五至少上百万。《七贤》一那时候预算还是挺低只有咬着牙，干！继续干！你可以拍完的那一天什么也不想，但当时就的，总共就十一、二万。那时候一共才十个人，我当摄影，一个助理，是，什么也别废话，继续，就是继续。

　　等于说边走边拍。吃关机饭的时候演员差不多都掉眼泪了。

　　《生活》：观众在看的时候可能只看到画面的美，很难想象拍摄后面的这么多辛苦。

　　杨福东：其实也谈不上特别苦，可能对他们这些演员来说也是一种另外的生活体验吧，他们都有自己的职业，有的是画家，有的是艺术家，有的现在自己学电影，有的写文章，有的是乐队的吉他手、键盘手，都是不一样的工作，都是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人。

　　《生活》：所以你拍的片子跟别人特不一样？

　　杨福东：我的摄影师说我拍片子有个特点，就是总把人家的过场戏当主打戏拍，当然这是开玩笑。《陌生天堂》里有一个镜头，很长一段，就是拍一个女孩在街上走过。当时就刚好有个打伞的人走进来，其实没有想到，但他走进来那个感觉就刚刚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老天在帮你。

　　需要天晴就天晴，需要下雨就下雨，虽然很多都是偶然性的，但这些偶然性总是向着你。但《七贤》五就稍微有点不太顺，没想到上海的物质这么强大，你想要的人家未必让你拍，这都是很实际的问题。但只要片子开始拍了，遇到什么问题就去解决吧，别往后退。拿下一个地方就跟打仗一样，可能百分之二十能拿下，百分之八十拿不下来，可是你去试了，百分之五十的希望可能都有了，如果你不去试，希望就是零。

　　《生活》：你从小就爱看电影？

　　杨福东：小时候看的都是那种部队的露天电影，搬着小板凳，排着队，唱着歌去看的那种。在大学看的也少。其实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个观影方式是文字电影，我当时看了若干部的文字电影，像费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看了一些电影评论以及几张简单的剧照，其实就构成了当时我自己的一部费里尼电影。当时看了《朱丽叶的精灵》的录像带，黑白的，挺好看。前两年买了一张DVD版的，结果回去一看，是彩色的，还倍儿清楚，味儿全不对了！我就记得那些片子黑白做得特好，他们说我看的那个录像带是掉磁的。很多人说，你拍黑白是不是就因为让这个掉磁片给误导了，其实人家都是彩色的。

　　《生活》：很多人觉得你的片子挺晦涩的？会不会有意或无意地制造了一些障碍，影响了观众的理解？

　　杨福东：其实东西做出来就是给人看的，也没有人会去设置什么障碍。对于观众，怎么说呢？很多的障碍都是由心而生，就好像一种心结，比如说他对一种东西不感兴趣，这扇门就关上了，他就不会去看，就是再好的东西他也不喜欢。但是有心去看，想去看就会有一点感觉。有些东西没法设定调子，所以我觉得拍片子还有一个挺好玩的地方就是，拍到最后，剪片，都不知道会剪成什么样，细节没法预知，它总是存在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