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人不应被体制化

　　上海证券报：你是如何成为一名独立策展人的？

　　比利安娜：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恰逢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成立，通过沟通我顺利进入了多伦美术馆学术部，开始主要以撰写中英文的评论文章为主，之后“多伦”成立了中国美术馆体制下的第一个策展部，我被任命为策展部主任，开始一系列的展览策划项目。2006年底我离开了多伦，因为我理想是成为一位独立策展人。

　　上海证券报：在中国的策展体制下，你觉得能做出好的展览吗？

　　比利安娜：在中国，策展人的角色一直在变。最初，中国并没有策展人这个角色，所有展览都是艺术家自己组织的。之后，通过国际性大展的推介，“策展人”概念从西方引入中国，于是策展人以中介人的身份出现在了中国的当代艺术界，起着特有的桥梁作用；但是此后，市场又希望策展人必须是一位观念性很强人，能将艺术家的创作以非常鲜明的观点表达出来。因此，在不同的情况下，对于策展人的地位和角色就有不同的要求。2000年以后，随着美术馆的发展，慢慢有了美术馆策展人这个角色，我们将这个角色称为Institutional策展人。作为Institutional策展人，其实是能够推进这个机构发展，并产生新的可能性的一个重要角色，但在中国这个角色做的好的却很少，反而很多策展人进入某艺术机构或美术馆之后，就被体制化了。

　　上海证券报：如何定义“被体制化”？

　　比利安娜：就是变成一个在“框架”里做事的人，而且不是把这个框架给打破，去创造新的可能。这是当下中国策展人所存在的一个典型问题，特别是在美术馆。艺术机构有很多我们需要探讨的内容，它不像一个白盒子或者是一个展厅，你用艺术品把它填满就行了。策展人在机构的角色是关键的，因为他能够带给一个机构新的发展和新的可能性，但是目前在中国这种情况并不多。

　　展览多了，但质量并不好

　　上海证券报：现在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过快，对这种观点你怎样认为？

　　比利安娜：近两年中国的画廊业发展非常迅速，艺术呈现出非常商业的一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国当代艺术展览特别多，但展览多并不代表发展快。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特殊时期吧，市场好了，空间多了，展览也多了，但是我觉得好的展览少了，概念特别强的展览少了。

　　上海证券报：你认为什么样的展览是好展览？

　　比利安娜：我一直看好一些艺术家策划的展览，在中国，艺术家策划的展览，实验型很强，非常敏锐，可以摸到相互的状态是什么，而这一点可能是策展人不会去做的。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我就提出了“上海需不需要策展人？”这个问题。我一直都觉得不论是评论界或策展界，其刷新的速度都不够快，而艺术家比他们快多了，尤其是在艺术的整个观念上；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艺术家更不容易涉及商业，所以他们能够非常纯粹地去做一些事。

　　我喜欢快的速度，而且已经很适应中国这种“快”

　　上海证券报：是否有人找你做艺术投资顾问？比如藏家、画廊或艺术机构等。

　　比利安娜：有，有些机构将全年的展览项目都交给我来做，整个方向由我来定，就像总策划一样。另外，请我担任评委的机构也比较多；也有些海外藏家来中国，他们会找我给他们介绍一些年轻艺术家。而我也很愿意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让他们看到和接触到很多更年轻、更有意思的、不一样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

　　上海证券报：在艺术市场，存在着多个环节，如策展、评论、媒体、画廊、拍卖等等，你认为这些环节之间联系紧密吗？它们之间存在怎样的问题？

　　比利安娜：我觉得，欠缺的是沟通。现在这些环节大多是各自为政，相互沟通不是特别多，比如评论家与艺术家之间，艺术媒体与艺术家之间。

　　上海证券报：你在中国呆了这么多年，什么最吸引你？

　　比利安娜：中国的速度比较快，我喜欢快的速度，而且已经很适应中国这种“快速”，到别的地方我都受不了，也习惯不了。而且中国的大和不稳定性，能带给很多新的可能性，这一点在那些已经定型的社会里是不可能的发生的，所以我很期盼在中国所产生的这些刺激感，希望每天都有新鲜的事情发生。

　　上海证券报：有没有想过会离开中国？

　　比利安娜：可能吧，我觉得离开一阵子后再回来，就可以从另一种眼光去看待事物。因为长期在一个环境中，有时候就会有些东西看不到。远离一段时间之后再回来，会看得更清楚，而且可以换个角度去考虑。例如，我五月份会去参加纽约某个艺术基金会组织的策展人居住工作室项目，在那里可以做一个月的考察和策展人交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