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刘骁纯在《中国美术报》赞扬栗宪庭,标题大约是《大将风度,猛士气概》。所谓大将,不仅在于他是《中国美术报》的核心编辑,更在于他能把彼此孤立的现象组织成趋势。所谓猛士,是因为他处事无所顾忌,直言不讳。文革期间,栗宪庭因抨击陈伯达 (此人是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延座讲话》的实际撰写者) 而坐了好几个月的牢。出狱后依然故我,比我接触的其他批评家更直率而独立。 有人问我,栗宪庭的文章不是特别深刻精彩,为什么会有现在的地位?我说他的长处是真实与执着。三十年来,投身前卫艺术的人物,有的改行了,有的转向了,有的出国了,有的放弃了,而栗宪庭却如同农民种地,始终如一,体现出他这位农民儿子的朴实本色。从士兵到大将,是他能力发挥的结果;再被人说成是教父时,性质就变了。教父是同浑浑噩噩的群盲联系在一起。现代艺术以自我为上帝,哪需要什么教父?只有奴才和痴迷者的心目中才会有教父。在中国,一个人物的影响越大,周围的小人就越多;反之,盲目追随一个人物的人,十有七八是小人。栗宪庭周围的这类小人,有的在巴结他,有的在抬举他,有的甚至在描绘他,加重了宋庄这个行会式封建乌托邦的色彩。面对这些角色,栗宪庭内心深处肯定是蔑视、厌恶却又无奈的,因为抵制小人比抵制暴君更难。去年我见栗宪庭,五十多岁的年纪,面貌与体态竟比九十多岁的文怀沙显老,这大抵是小人折磨的结果。由此我向人预言,宋庄会毁掉栗宪庭。在栗宪庭的周围,罕见一流的思想家,能见到的大都是悬置思想的画匠。这些画匠决定着宋庄艺术的品质,也会左右栗宪庭的未来。宋庄的问题在于神话了有局限、有软肋的栗宪庭;反过来,评价栗宪庭也不能用超人标准去要求。 栗宪庭这一页会被翻过去,但不等于否定与打倒。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数十年。 栗宪庭年轻时发表过一篇文章,标题好像是“老权威不倒,新权威不立”。这个宿命的结论轮到栗宪庭了,也轮到从八五过来的批评家与艺术家了。美术界的后来者面对这种现象,如同面对考古中的文化层断面,不必计较谁在上层谁在下层,而在于他是不是他所在文化层的精华。准此,栗宪庭显然没辱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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