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于传统民主国家内部国家机器高度的技术化，使得整个西方产生了普遍的政治冷漠或者公共性的丧失，导致的后果就是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重新封建化，从外部来讲国际上两个意识形态阵营的消失使得经济全球化成为可能性，民主自由价值的全球化在使各个民族国家获得了统一的文化价值标准，它同时对民族差异性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意识形态对立演变成文化对立，这种矛盾的加剧就导致了新的国际性危机，西方普遍自由主义与民族国家自身文化价值冲突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伊拉克战争，普遍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使得全球的文化也丧失了公共对话的可能性，公共性本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用来对抗封建主义的专制体制的方式，现在却遭到了来自自由主义内部的挑战，普遍自由主义已演变成一种专制和强权自由主义。对普遍自由主义的怀疑，导致了一种以多元自由主义代替普遍自由主义的诉求。

　　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没有公共领域的概念，因为中国传统国家和人民是一体的，就是自由主义在中国有没有发展空间，80年代中国实现所谓新启蒙主义运动就是在探讨有没有可能建立这种自由空间，但90年代以后中国迅速走上市场经济轨道，自由主义成为中国文化中新的价值元素，但资本迅速发展导致的社会不公已使得普遍自由主义遭到不同方向的理论质疑，学术在中国理论现代化中建立“公共性”、“公共领域”的变得吁求愈来愈强烈。

　　一般认为中国90年代的当代艺术只有策划没有理论，只有策略没有战略或者是只有市场没有思想的时代，这个评论当然比较极端一点，我认为中国90年代理论界还是有过几次比较有影响的思想讨论，譬如90年代前期有关“艺术意义”讨论，由中国当代艺术如何获取“国际身份”的讨论。

　　当然这些讨论多是涉及中国当代艺术内部的问题，到了1999年以后中国当代艺术理论界开始出现了关于公共性的讨论；2000年前后就是中国行为艺术暴力性的讨论，这些讨论涉及的也都是关于艺术自由主义和公共性的讨论。这些课题在艺术界的讨论有局限性，课题上局限在对某些具体的城市雕塑空间的讨论，关于在城市定位中艺术位置的讨论，缺乏与思想界的深入联系，如讨论在我们当代艺术中普遍存在的自由主义和多元自由主义区别在哪里？另外，当代艺术和资本权力到底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等等。汪晖就当代思想状况和中国行为理论举了一个例子，传媒在西方是一个公共领域，这个环节既有沟通这两个领域的功能也有监督这两个领域的功能，中国传媒在某种情况下是国家权力最主要的工具，这个讨论我们把它定位在自由主义和公共艺术，我们不想放到一些具体方面，我们讲的公共艺术，包括公共空间中的所有艺术行为，公共行为以及艺术与传媒等等所有的公共机制的关系，当然最根本的中国公共艺术怎样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机制中扮演一个角色，我们希望哪怕务虚一点弄清思想上的问题，这个是我们来组织这个论坛的基本动机。

　　当然这个论坛有一个机缘，我们做了一个公共艺术的计划，这个公共计划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希望在OCAT上海展区这个空间每年举行一次公共艺术的展览；另外一个是隋建国的一个大型公共艺术计划《偏离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