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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艺术中心的终结?”系列调查(上):理想主义者的“困兽之斗”
雅昌艺术网 张桂森
2013年03月27日 12:27:2

  导言:从去年开始,原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至少有三度成为媒体头条的焦点,首先是3月份,由原伊比利亚艺术中心主办的刊物《独立评论》杂志因遭遇审查而停刊,紧接着7月份的一条微博传言让伊比利亚陷入“被倒闭”谣言当中,在伊比利亚掌门人夏季风的一番澄清之后,并没有恢复“平静”。三个月后,原伊比利亚再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这次更是陷入“洗钱门”的谣言争议当中,这一次夏季风遭遇的国内外媒体的“围堵”。大概去年年底开始,伊比利亚艺术中心进入了改造阶段,并在今年2月底,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更名公告,艺术中心名称正式改为“蜂巢当代艺术中心”,伊比利亚正式从非营利艺术机构向商业画廊转变。

  从2008年的“伊比利亚艺术中心”的非营利艺术机构起航,到2013年的转型“蜂巢当代艺术中心”商业画廊,5年的发展轨迹是否只是再次证明了非营利艺术中心在中国依然为时尚早?从策展人皮力最早的“U空间”到“博而励”画廊的转型,到任职“香港M+”,从孙宁最早的“CICA”计划到“站台中国”画廊的妥协,以及卢杰的“长征空间”和瑞士藏家尤伦斯夫妇一手打造的“UCCA”的转型,是否非营利艺术中心最终只能走向“终结”?

  “被转型”:伊比利亚的困局和变化

  “我不知道人家怎么想,对我而言这个问题是值得商榷的,不管是商业还是学术这一块,最终都不会给你一个非常满意的或者是特别肯定的答案,完美的答案肯定是没有的。事实上现在非营利机构照样存在,像尤伦斯,而且看上去不错。非营利机构的存在对整个艺术生态是有好处的。但就我们这个机构而言,有自身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存在,非营利的模式对我们本身来说可能不是太合适。”夏季风对记者说到。

  事实上,夏季风尝试从非营利向画廊转型的念头在2011年的时候就有了,2012年9月份,夏季风尝试第一次将中心带入上海当代博览会,转变在那时就开始“启动”了。早在去年,夏季风在雅昌艺术网记者采访时就说到,原来中心定义非营利性质就决定了所有展览的作品是无法销售,展览之后的作品也物归原主,从而营利也无从谈起,大量的资金出去而无回报只会让伊比利亚陷入了一种无法承担其本身基本运营成本的困惑之中。夏季风坦诚原伊比利亚所定位的“复合型学术机构”不再适合他们:“最初的定位包括展览项目、国际推广、国际引进、媒体、影像,包括两本艺术杂志,还有影像档案馆,整个当时的一个结构是这样的,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宽泛。那时的中国当代艺术环境比较缺乏学术性的梳理,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切入口。经过这么一个五年过程,一个是中国当代艺术整个格局发生很大的变化,还有加上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包括整个机构处于不盈利并且无休止的‘烧钱’状态,也促使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抉择。一个机构方向的转变,事实上是对大环境和自身的重新认识和定位。”

  为此,重新“上路”的“蜂巢”不得不舍弃两本杂志的制作,也相应削减了国际项目的涉及,以及影像档案馆的重新规划。首先在国际部分,原伊比利亚与西班牙国际文化艺术基金会合作了最后一个项目,即去年的西班牙国际摄影节的主题展“脸谱交流”,机构一直以非营利的方式运营,无休止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是原伊比利亚与西班牙基金会最终中止项目合作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整个项目的费用包括策展人费用、借展费、运输、保险、策展人的接待、印刷图录、购买版权等相关费用,所有项目是由原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与西班牙基金会双方共同承担。在西班牙本地的借展、从西班牙至中国的运输、购买版权等付费用是由基金会来负责,而在中国落地之后的图录印刷、场地、接待、从中国至西班牙的返回运输费等由原伊比利亚来负责,从财务角度来讲双方各自承担一半的费用。巨大的支出让夏季风意识到这样操作只会让机构在将来的持续性发展造成很大的伤害。“作为一个民营的艺术机构,硬要去承担一些属于国家层面应该承担的项目,对我们来说是不明智的。”

  在影像方面,夏季风决定把标准的影院全部改为一个标准的展厅,原先影院里以放纪录片为主,通常影像指两个类型:一是纪录片,另外是独立影像。“独立影像像杨福东、高世强这样的作品,实际上不太合适在标准的影院里边展示,作品本身的特性决定它需要在独立的展厅展现。”

  除了一样是“吃力不讨好”的因素之外,困扰夏季风的是官方对影像方面,尤其是纪录片的管控比较严的因素所致。“在我看来,中国的环境就目前而言是不太合适的,首先官方在这方面管控比较严,另外有一些中国的纪录片导演的心态也存在问题。首先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好的优秀的纪录片导演有很多,但是反过来说更多的是有一批导演的心态希望自己的身份,或者说自己拍出来的片子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身份往‘地下’这一块靠,在我看来艺术家在这样一个导演的内心都是有问题。他希望带有一种‘被虐’的身份在里边,最好官方再给我‘压一压’的感觉。在我看来可能这样的一个导演他在创作的视野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种种原因导致最终作出一个决定,就是标准影院模式改为一个展厅模式,主要也是适应这一块现状。”

  改造后的艺术中心让夏季风跃跃欲试,他计划在2013年推出三十个左右的展览。中心也从最早只有三个展厅,变成五个展厅,夏季风透露这三十几个展览不全是在中心作,中心占的份额比较大,与此同时,中心之外还会和相关一些合作机构联合推出展览,像今日美术馆,香港艺术中心,上海的龙美术馆均在合作机构名单内。

  从非营利转到商业,严格意义上是一个挑战,在夏季风看来,有时候做商业比非商业的难度更大,“非营利的标准有时候很难验证,很难量化,比如做得好与不好很难量化,至少比商业这一块要难量化。但是商业这一块是很明确,而且很明显,很容易量化,你是不是盈利的一目了然的。投入和产出比例是怎样一个关系?在我看来可能这一块的难度比做非营利更难。另外还有一个事实在我看来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推动,有时候商业介入不是坏事。商业介入的时候可能所产生的力量、推动力会比非营利推动更大。”

  反观国内画廊,近一两年不是有意降低展览频率,就是撤出画廊区,“关门大吉”。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画廊业主们选择缩减成本,把精力放在可以带来销售的博览会或其他商业方面未尝不是一个绝佳选择。但挑战并没有让夏季风变得“保守”,相反,他选择反其道而行,“我希望做多一点。主要原因在于对整个环境做一个试探、考察、评判,我认为在整个市场特别低迷的时候,作出一些比较密集的举措,可能对市场信心的恢复会有好处。其次也是在许多机构退出这个行业的时候,好多资源流落在外面,比较分散,这是个机遇,我们希望在这时候能整合更多的资源,当然这个里边包括艺术家资源,其他相应的跟艺术行业有关的资源。在我看来,现在资源整合,投入可能会比以前少但获得可能会更多。”

  “缺血”的非营利空间

  早年在英国ICA留学的孙宁,受整个ICA的氛围影响,当时所处环境对当代艺术的推广和活跃程度让她兴奋不已,觉得中国缺少这样的平台。本身就是学非营利艺术机构的运营和管理出身的孙宁一回到中国就有这样一个理想:做一个“CICA”。孙宁在站台中国最初的运作模式中采用了非营利艺术机构的模式,“那个时候只有理想,发现差不多一年以后基本上是弹尽粮绝,没有钱了”,这不得不让孙宁必须找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站台中国在第二年随即转型为半画廊性质,销售作品,代理艺术家。

  站台中国的第一个展览是和当时的“联合现场小组”做的实验性项目,展览叫“乱伦展”,每个艺术家做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第二个艺术家会把第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全部改造,干预、再“挑战”。展览结束之后做了“联合现场小组”成员的个展,包括王卫的展览,秦思源的展览等等。“当时的学术氛围非常浓厚,包括大家在这里边特别融洽,做起来特别有意思。那个时候氛围特别好,只是从生存角度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持续的模式。”孙宁在一次接受雅昌艺术网的采访中这样回忆。

  “当时我们就是先做,想把事情赶紧做起来,也考虑用其他的方式获得一些资助的方式。比如说艺术家驻留项目,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想国家的艺术家想上中国来,有基金会可以申请资金,中国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接纳,他们能从基金会申请到钱,如果我们直接从国外基金会申请到钱是不可能的,所以用一种非直接的方式获得国外基金的支持。”

  虽然目前站台中国的驻留项目仍然保留,但规模没有那么大,得到国外基金会支持的项目也已经很少了,“那个时候我们想把它做得挺大的,这样这部分资金可以支持项目运作,但不是那么容易,想得很好,实际效果没有那么理想,只是有一小部分资金进来,但是根本没有办法维持整个的运营。当然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我们没有多少费用,艺术家也自己掏一部分的钱做这样的项目,至少我们能支持到我们能够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空间、人员等等的支持,后来还是挺不住,就不得不销售作品。”

  在夏季风看来,国内原来很多是非营利机构,摸索了一段时间之后都可能转型的例子,“蜂巢”从某种角度来看也是这样的。“非盈利做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我发现有一些问题是蛮大的。从大的环境来看,原先非盈利这一块包括公共美术馆这块的功能在中国比较缺失,现在越来越多,尤其是官方美术馆机构起来很快,这是好事。在过去,民营非盈利机构过多担当了国家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现在,这种非盈利的意识和模式在社会中逐步形成,国家应该在非盈利,在公共美术馆领域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其次一个民营非盈利机构在中国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包括资金问题。里边很多机构会带有‘挂羊头卖狗肉’的形式,说起来是非营利机构,实际上整个行为走根本不是严谨的非营利的学术路子。与其如此,不如明确经营的方向,没必要犹抱琵琶半遮面。我们很清楚知道非营利模式现在不再适合我们了,所以最终确定改变机构的经营性质。这么说的意思并不意味着要降低我们的学术水准,只不过在持续性保持以及提升原有学术水准的前提下,同时尽可能地把潜在的商业的可能性延伸开来,扩展出去。”夏季风说到。

  政策的缺失:“同额免税”遥不可及

  困扰站台中国和伊比利亚的关键在于硬件问题,目前为止,国家政策对所谓非营利模式的机构并没有相关的扶持可以匹配。“这方面在国外已经很健全了,有赞助人制度,通常非营利的机构里边都有完整的董事机构。比如你是一个身份非常重要的人,可能就会成为某个美术馆的董事,你可以赞助,可以捐赠,相应而合理的回报可以让艺术发展进入一个相对良性的循环。在中国,这样的制度是缺失的,即便是有人愿意购买艺术品捐赠,捐了就捐了,连抵税的可能性都没有,最多只有一个徒有虚名的社会荣誉。”夏季风说到。

  UCCA前副馆长、策展人秦思源曾在接受雅昌艺术网采访时也提到,在中国的非营利机构的劣势在于没有相符的政策让它得到各个方面的社会资源。“比如说美国,如果是通过个人的赞助,可以获得慈善机构的身份,可以抵税;英国如果企业赞助,企业也可以抵税,所以企业或者是个人在不同的西方体系里边都是有一个可以说是很有利益的情况下给钱,在个人不损失或者是一个企业不损失任何利益还增加利益的形式下还可以给钱。”

  “在中国我把钱就给你了,我就没有了。这个特别是在中国现在的社会阶段,现在大部分有钱的人是自己挣来的,钱是很辛苦地挣来的,不轻易会把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无条件给另外一方。所以现在都是有条件的给另外一方,一般都是投资行为,或者企业一般都有不同的目的,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可是最终能够给你多少自由,让你去做一个非营利,觉得跟着自己的想法和理想去做,自由度是多少,就是中国的非营利机构最有挑战的一面。”

  个人与企业向注册为非营利的社会文化机构包括民营美术馆、艺术家组织、博物馆和艺术空间进行捐赠或赞助可享受"同额免税"原则,这是许多发达国家为博物馆、美术馆所提供的造血机制,这一先进的立法原则从根本上保障了美术馆的生存可能。

  但目前看来,我国并没有适宜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税收法律体系。原今日美术馆馆长张子康曾撰文的《中国的美术馆发展现状》就提到这一点:有限的赞助资源面临来自体育、影视、演艺等大众娱乐项目的激烈竞争。这类项目在知名度、投资回报等方面的优势显然是绝大多数视觉艺术项目所不能比拟的。另外,在赞助者为美术馆的运作项目投入资金后,通常还要为这笔文化事业的赞助经费另行交纳税金,这种近于惩罚性的税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赞助者的积极性,对当前日趋国际化的美术馆运作模式造成了致命的阻碍。

  在张子康看来,无论国有或民营,几乎所有的非营利机构都在对‘同额免税’政策翘首以盼。然而目前我国仍然没有放宽对相关机构实行相关免税的限制。但截止到2008年底,对非营利性(包括民营、国有)的美术馆免税,税务部门和民政府部门的标准是:美术馆所接受捐赠的部分,美术馆方可以享受免税;提供捐赠的组织或企业可将相当于捐赠额度12%的企业成本进行免税。这比之绝大部分欧美国家实行的捐赠“同额免税”相差甚远。如此一来,对大部分非营利艺术机构而言,“非营利”模式只能是一场理想主义者“困兽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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