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要在西安做“什么”？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当代艺术陶醉在一种狂欢的境地之中，此起彼伏的展览，生猛挑逗的作品；传统材料的巧妙借用，前沿界限的继续突破；性别暗示，道德禁忌；学术争论，道德批判；东方面具，中国热潮；财富荣誉，香槟美女；笑脸相迎，暗渡陈仓；墙内开花，墙外可红；一树梨花，必压海棠；威尼斯，里昂；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双年展，三年展；栗宪庭，邱志杰；方力钧，赵半狄……
在狂欢中，新的艺术“地图”似乎已经描绘完成，稳妥的格局里虚席以待，为数不多的几条生路测试着大家的智力，考验着嗅觉的灵敏度。貌似深刻创新的背后，实际上已经形成潜在而逐渐牢固的游戏规则，残酷而必需的反思再一次温柔地离开了我们，当代艺术一味地夸张和放大它的样式，以至于以另一种圈子化了的极端而把大众抛在尘烟之后。艺术与生活并没有走近，相反多了一层隔膜的生疏。
这里不是没有问题，这里仍旧需要面对和解决。艺术仍旧需要我们质问：“什么”艺术；艺术“什么”。
显然，任何文字形式的回答和阐释都将显得无力。艺术的声音需凭借自身的话语姿态来表达。质疑是一种智慧。我们质疑的不是表面上狂欢的繁花似锦，而是真正穿透艺术的身体来面对其心灵。
新的质问自然地闪射出新的目光，扫射着本该被艺术阳光普照，但现实中却几近空白的疆域。对于这些城市和地区，鸣锣开道意味着艰难，而艰难也正是艺术必须面对的挑战。偶然伴随必然，“什么”选中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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